支撑

在风虎骑兵上岸的第二个夜晚，北图大营外，叶望的亲信侍卫被数十倍于己的风虎骑兵包围，解除了武装。明国三军都指挥使叶望，这个人在风虎中拥有绝对的权威和影响力，如果他当时在北图大营，他也许可以平息局面。但是此时他坚持陪在周清身边护卫，他直觉上不喜欢朱庭慎的这个儿子，也许是因为他觉得朱毅川和他的父亲相比太懦弱了，所以他不愿意让病中的周清独自住在嵋宫里面。

事发之后，叶望得到了消息。他几乎第一时间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朱毅川反了。他的反应和百里羽全无区别，就是首先杀出这个牢笼。他无论何时何地都和他的战马很接近，于是他上马，带着病中的周清试图在嵋宫里杀出一条血路。他手中的长枪在这一战中书写了和在北陆屠龙破关之战中一样的传奇，叶氏英雄杀破了禁卫们的胆。这份恐惧一直持续到统一东陆的时候，他在明国的酒井关之前高举起他乌金色的长枪，许诺投降则不取民一物，而顽抗则成年男子皆斩。驻守酒井关的将军记得这杆枪的传说，一日夜之后，开城投降。叶望召见他，赞赏他识时务，却也讽刺他怯懦。守将却只是说：“此杀人之枪，我却不愿此城变做埋骨之野。”

《北镇纪》中的记载是：“贼重衣两铠，持枪策马，胁帝力战。众无能当者。遂起栅栏于四门，贼每至一门，则弓弩乱发，矢至如雨，贼但以长枪拨箭，无伤，然亦不得出。其马负二人，疲极，负箭死。贼怒，以枪裂石，飞石以掷禁卫，所中皆死。禁卫都尉素昌龙，素称勇毅，引众持盾而进，与贼力战，数百人成合围之势，然不能克。昌龙以骑弩近射，伤贼一臂，贼旋弃枪，手剑杀数十人，力尽见擒。”

这段记载中的“贼”指叶望，“帝”指周清。由此可以看出那一战的惨烈，叶望几乎如武神般不可阻挡，禁卫们只敢躲在栅栏后面射箭，如果没有那个名叫素昌龙的明国勇将，只能任凭叶望在嵋宫中纵横冲杀。在素昌龙伤了他的臂膀之后，叶望还单手持剑杀伤了数十人，锐不可当。好在无论文抚鸣还是朱毅川，都已经彻底地明白了所谓的“帝党”都是一帮亡命徒，连一个军师幕僚都可以拔剑力战试图突围，他们没有期待过叶望这样的勇将会束手就擒。这一战明国方面准备充分，叶望虽勇，却只是困兽犹斗。

叶望的行为给他的被捕提供了完美的理由——胁持皇帝，意图弑君。当然理由不重要，即使叶望老老实实把自己和周清都捆起来交给朱毅川，也不会有更好的命运等待着他。

他选择在绝不可能的时候奋起，周武一朝的英雄们，从来都不是承认命运的人。叶望下狱，见到了他的同党百里羽，此时被软禁的周清也终于可以见到他的兄弟们了。有一份很特别的笔记《听涛录日》，作者是当时嵋宫禁卫中的一名统领叶幸君，此公虽然是个禁卫，也雅好文墨，留下了这么一本笔记。这本笔记由一个武夫来写，文笔不太通畅，内容也乏善可陈，却详细描述了此三人见面的过程，百里羽斥责周清，原话是这么说的：“无我消息，君何故回銮？轻身犯险，宁不惜命哉？”

周清叹息说：“闻君苦疾，心中不安。”

百里羽于是问：“遂忘别时之约耶？一何愚哉！”

周清说：“望与公并肩。”

百里羽大怒说：“羽，生于微贱，死当勇烈，何劳君记挂？我死，死一人！君死，死千万人！此千万人！皆我兄弟！”周清“嘿然无语”。隔着千万页的史书，犹能想象百里羽的声音悲烈。这个人终究不只是一个运筹帷幄的阴谋家，身体里毕竟还是流着风炎英雄们黏稠灼热的血。百里羽没有猜错，周清的权力坍塌，结果并非仅仅死几个人而已。周清和百里羽立刻被“护送”回帝都，

同时诸侯们都得到了这个消息。现在对于周纯和文抚鸣而言，真的要忌惮的只剩下苏瑾手里的数万精锐了。苏瑾深有七百多条大型舰船和一支从战场上回来的军队，这支军队目前几乎是东陆战斗力最强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完全忠于皇帝。步兵的核心山阵并不像风虎那样容易被策反，首先楚公爵的影响力很难达到海峡的北岸，其次楚国作为一直以来的帝党，在这次反对皇帝的表态中是最暧昧的。所以，现在整支军队的控制权都在苏瑾深手里。

如果苏瑾挥军南下，他是否能扫平东陆，是个很难说的问题。毕竟诸侯们剩下的军队都不多了，唯一可以战斗的是风虎，而风虎的军心还极度不稳，叶望的被捕让风虎骑军的高级将领们痛心疾首，数十名将领提交了辞呈，叶望一直以来的副手越则明极度自责，上表为叶望申诉，跪在嵋宫门前苦求，直到晕厥，这也在士兵们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朱毅川遵从周纯的命令，紧急把整支风虎骑兵调到菸河马场附近的大营，对他们封锁了情报，以图稳定这支军队。毕竟这些军人的家人还居住在毕止和附近的几个城市里，军人们记挂家人，只要不是热血上涌，应该不会做出什么悖乱的事情来。

受命去和苏瑾接洽的又是文抚鸣。

文抚鸣乘着一艘小舟北渡，仅仅带了几个船夫和他的笙。苏瑾在大营中迎接了这位帝都的特使。六日之后，苏瑾把自己的佩剑交给了文抚鸣，表示愿意接受宗祠党的节制。这一段是后世一些人不喜欢苏瑾的原因，因为他手握大军，却不战而降。和叶望相比，他辜负了一起奔赴北陆战场的战友，怯懦可耻。但是这也恰恰是破军之将和其他周武朝英雄的不同，正像后世某些史学家所言，叶正是“凶”，李当心是“义”，叶望是“勇”，而苏瑾则是“仁”。无论多么渴望北征，苏瑾都是一个珍视生命的人。他和叶正不同，从不妄杀一人，更不会把一个战友错误地送到死地。正是这样一种性格，让他在叶正被吊在旷野中的时候勒兵不救，因为他不愿意为了救一人而死成千上万人，即使叶正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在晚年写诗自嘲说：“染得将缨红，但凭兄弟血。”

其中悲愤，如刻骨髓。但是无论如何，他不能把手下的几万人再次送上战场。他知道这支军队已经疲倦，甚至已经绝望，如果继续战斗下去，每个人都会变得疯狂。苏瑾不是叶正，不希望他的部下们成为“兵狼”。而且即便他战斗下去，也不会有任何的好处，宗祠党不会因为担心开战而释放周清，双方开战的结果只能是大周的崩溃。他提出了条件。既然一切是因为那笔巨额债务，那么宗祠党就当立刻和宛州商会接洽。扶立新帝和赖账苏瑾不接受，他认为债务不应被免除，只能延期归还或者部分减免，而还款的担保人原来是周清，现在也依然是周清才对。这事实上等于要求保证周清的人身安全，只要周清依然是这笔巨额贷款的担保人，宗祠党就不敢轻易地废黜他。无人敢轻视宛州商会的潜在势力，这是要把周清至于宛州商会的保护之下。而且宛州还有江棣，这是最后一个苏瑾可以寄予希望的人。此外苏瑾表示他认为皇帝可以交出部分权力，但是皇帝不应为北征负责，北征是军官集团的一种政治要求，皇帝只是受到了军人们的影响。他个人作为这个军官集团的首领，愿意为北征承担一切责任，但是他的部下是无辜的，不应受到处罚。这些军人为帝国在北方艰苦地作战，现在他们应该被赦免，平安地返回家中和家人团聚。苏瑾担心他的部下们，因为文抚鸣告诉他诸侯们已经在商讨要处罚那些激进的北征派军官，因为这些人是皇帝的死忠党羽。诸侯们给这些军官的罪名是“结党乱政”，这是很大的罪。

文抚鸣同意了这些条件，完全同意。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知道完全赖账是不可能的，所以提出赖账这个方案，只是为了拉拢那些财政上几乎破产的诸侯们。其实即使他们废黜了皇帝，也未必能摆脱债务，宛州商人们会勃然大怒，他们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却会采取经济手段影响所有诸侯国的收入。这种经济对抗也是非常可怕的，会演变为不可控制的危机。

至于赦免军人们，文抚鸣也非常赞同，当然他明周皇帝对于北征是需要负责的，但是文抚鸣并不赞同废黜皇帝，这个在后文中会详细谈及。如果这些条件都能满足，苏瑾允诺在毕止港登陆并交出全部武装。

文抚鸣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天启，把消息通报给坐镇中央的周纯。周纯非常满意于文抚鸣的效率，而他自己的效率也非常高，宛州商人们已经聚集到了帝都，谈判随时可以开始。财务核算的结果被直接摊开在宛州商人们的面前，历史上的第一次，尊贵的皇室和诸侯们表示他们无法清偿债务了，请求商人们的谅解。

宛州商人们也无可奈何，他们相信周纯所说，君王们无力偿还，即使强行要求，也得不到什么。君王们也不可能按照约定把未来的全部赋税交给商人们，那样他们就养不活自己的臣子和军队了。双方必须寻求一个平衡点。围绕这个平衡点，双方激烈地拉锯了九日之久。最后双方各退一步，达成了协议。宗祠党同意继续以皇帝为担保人，偿还所有借款中的七成半，偿还将持续十六年，在皇室和诸侯们的赋税中摊派。一切的利息都被豁免，但是作为补偿，从今往后宛州商人们将只对帝都缴纳数额极低的交易税，农业税、林业税、矿业税、渔业税、手工业税等等名目繁多的税务全部免除，一切的生产在不发生交易的情况下，无须缴纳任何赋税。

这个增补的赋税豁免是直接针对宛州江氏的。在所有宛州豪商中，只有江氏是以金融业为支撑的，也就是开银庄和期票买卖。江氏掌握的店铺、田地、林场、矿山、渔场和作坊都很少，靠着放贷和投资赚取了巨额利润。在新的税法下，江氏的经营基本都是要继续缴税的，而其他豪商的很多经营则可以免税了。这对江氏的发展是极大的打击。这次的谈判，江棣没有参加，他在淮安静静地等候。协议达成的消息送到淮安，次日凌晨，江棣自尽。

傍晚，这位“云天公子”如往常一样在城外的驿道边摊开一张席子，请过路的人共饮美酒，欢歌达旦，非常轻松惬意的样子。到了晨光破晓的时候，他命手下人取来笔墨，在一名舞伎的袖子上题诗说：“五十年来听钟，淮安城头看月；

月下花开谢，循春秋之变化；

人生意踌躇，无寸光之闲暇。”

而后他走向驿道边的悬崖，跳了下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后世传闻江棣死前神采飞动，飘飘然凌云出尘，他那时已经是接近五十岁的人，却像个翩翩少年。直到他走向悬崖边，人们还以为他只是要去那边观看日出，全然没有想到他会飞身一跃。那名舞妓也是路人，后来回想起云天公子临终前的音容笑貌，不胜哀婉，于是自编歌舞《云外谣》，是一首配曲的七言长诗，讲述江棣故事。这个女子便在店里自歌自舞，吸引了无数酒客，既然是听豪商江棣故事，出手便不能太吝啬，于是客人们思古怀人，传看江棣临终遗句，大把挥洒金铢，女子十年中也得小富。被苏瑾寄予厚望的江棣没能陪皇帝走到最后一刻，因为那时的他也已经疲惫之极了，他临死不是在故作洒脱，而是他实在太累了，死对他而言也是一种解脱。在帝党远征北方之时，是他以宛州商会为后盾，竭力保障着后勤，他被看做皇帝的走狗，努力支撑到最后，已经支撑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