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初唐四杰与遣唐使

第一节神童王勃——才高初显

永徽元年，长安的春天来得照旧。

太极宫的钟声，平康坊的酒旗，朱雀大街上辚辚的车马——高宗皇帝即位的第一年，天下太平得近乎无事可记。

可就在这一年，绛州龙门，一个婴儿呱呱坠地。姓王，名勃。没有人知道，这个孩子的名字，将和一个时代的文运连在一起。

——史笔后议。

读史的人翻到永徽年间，常常要停下来想一想：

武德、贞观两朝，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名将如云，谋臣如雨，独独诗人，寥寥无几。诗是什么？诗是太平年月的产物。

仓廪实了，衣食足了，人有余力了，才有余情去雕琢字句。

贞观之治二十年，攒下的不只是牛羊粟米，攒下的还有一口气——一股慢慢舒展开的文气。这股文气，在等它的主人。

等来的是一个孩子。王勃出身书香门第。祖父王通，隋末大儒，号文中子，弃官归乡，在河汾设教，弟子数千。

房玄龄、杜如晦都自称出自其门下——这是门生们的说法，未必全可信。但河汾之学的名声，是真的。

叔祖王绩，著名诗人，一生嗜酒，三仕三隐，一首《野望》写得闲逸出尘——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隋末的乱世里，已经有人在诗里安放田园了。

家学如此，这个孩子却比祖辈走得更远。六岁能文。

九岁读颜师古注的《汉书》，读罢提笔，写了一卷《指瑕》，指出大学问家的注解错在哪里。颜师古是谁？

当朝秘书监，注《汉书》的第一大家。一个九岁的孩子，给第一大家的注挑错。消息传开，长安的文人圈坐不住了。

十岁，通读六经。乡里传为神童。十四岁那年，右相刘祥道巡行关内。少年王勃拦道上书，条陈时政，针砭利害。

一篇文章，写的是国家的进攻防守、民生的疾苦利病，笔力老辣得不像出自少年。刘祥道读罢拍案：此神童也！表荐于朝。

十六岁，应幽素科及第，授朝散郎——未及弱冠而入仕，本朝没有先例。少年得志，志得意满，眼高于顶。

这一年他写了一首诗，送一位姓杜的朋友去蜀州上任。朋友是个县尉，小官，远宦，前路风烟万里。

换了旁人，这场送别免不了一场伤感。少年王勃站在长安城外，衣袂当风。《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送别诗，从来的写法是哭。

自古伤离别，执手相看泪眼，一步三回头。到了这个少年笔下，离别忽然不哭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四海之内有你这个知己，即便远在天涯，也像住在隔壁。好大的口气，好足的意气。这样的句子，宫体诗里写不出来。

绮罗香泽，工整婉媚，写的是庭院深深，是美人卷帘，是落花沾衣——写不出这种一望千里的胸襟。

只有把天下装在眼里的少年，才写得出天涯若比邻。长安的文人们读到了这首诗，沉默了。

一种新的东西，正在这孩子的笔尖上冒头。后来，这个少年还写了很多。

写《滕王阁序》，是在他生命快到尽头的那一年——上元二年，他路过南昌，恰逢都督阎公在滕王阁大宴宾客。

阎公本想让女婿扬名，事先写好了序文，假意请诸客执笔。满座皆辞。轮到王勃，这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毫不推辞，提笔就写。

都督阎公起初不悦，遣人伺其下笔。第一报来：豫章故郡，洪都新府——阎公说：亦是老生常谈。

第二报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阎公霍然起身：此真天才，当垂不朽！满座皆惊。一篇序罢，又题一诗——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少年写暮气，写得比老人还透彻。序里还有一句，是他给自己打气的话——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写下这句话的人，不知道自己只剩下一年阳寿。

此前此后，他还闹出过一件事。沛王李贤与英王李显斗鸡，王勃在沛王府，戏写了一篇《檄英王鸡》。斗鸡的檄文，本是玩笑。

高宗读了，脸色一沉——诸王相争，是皇室最忌讳的字眼。当天，王勃被逐出王府。

少年成名的人，多半要在年轻的时候，先摔一个跟头。王勃的跟头，摔得比谁都重。

后来他客居剑南，又补了虢州参军，任上藏匿官奴，事泄惧罪，杀了官奴——此案连累了他的父亲，贬交趾令。

上元二年，他渡海省父，风浪覆舟，惊悸而卒。年二十七。一个写下“海内存知己”的人，连知己的岁月，都没能多借几年。

——这是后话，此刻还远着呢。

此刻，永徽年间的长安，这个孩子还在襁褓里啼哭。他的哭声混在千万婴儿的哭声里，没有分别。

可这个王朝的文运，已经悄悄启程了。科举场上，进士科的地位一年高过一年。

贞观年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太宗这句话，说的是网罗人才；到了永徽，这张网里，开始专门打捞会写诗的。

三十年来少战乱，仓廪实，学校兴，雕版印书正在坊间萌芽。武人打下的天下，要交给文人来写。写什么？怎么写？

没有人知道答案。答案在一代人的笔下，慢慢长出来。

第二节四杰并起——改变宫体诗风

王勃不是一个人。与他先后并起的，还有三个名字：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后人并称——王杨卢骆，初唐四杰。

四杰并起之前，诗坛是什么样子？是宫廷诗的天下。太宗朝的虞世南，高宗朝的上官仪，皆是领袖文坛的人物。

上官仪的诗，号称上官体，绮错婉媚，工整精丽。“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写得美不美？美。

美得像一面雕花的金盘——盘子里是空的。写景是宫苑，写人是妃嫔，写情是应制，皇帝命题，臣下奉和，颂圣逢迎，字字妥帖。

上官仪位至宰相，一首诗出，百官传抄，天下效仿。士子们学上官体，如同学一门进身的官话。写得越像，前程越好。

可上官仪自己的前程，断送在了笔上——麟德元年，他替高宗起草废武后的诏书，事泄，下狱死。

多年后，他的孙女上官婉儿执掌天下文衡，评定天下诗文——宫廷诗的血脉，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这是后话。

诗的技术，就这样在宫廷里磨了一百年——磨得精熟，也磨得空洞。诗成了宫廷的装饰品，成了朝士的进身阶。

这样的诗，太平年月可以写，可以赏，可以流传一时。可是天下那么大——

市井的烟火，边塞的风沙，江湖的漂泊，寒士的悲欢——宫廷诗里，一样都没有。四杰要做的，就是把诗从宫墙里带出来。

带到哪里去？带到市井去，带到边塞去，带到江山与塞漠之间去。先说卢照邻。幽州范阳人，号幽忧子。

他写过一首《长安古意》，长安的百态，被他一网打尽——

宝马雕车，玉辇纵横，妓坊歌馆，游侠少年。“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写市井的欲望，写得恣肆淋漓。宫体诗里遮遮掩掩的东西，他大大方方写了出来。

闻一多后来说，这是镇静不下来的疯狂——一群人在诗里宣泄着一个时代解冻的春情。卢照邻自己的命，却苦到了底。

他一生多病，染了风疾，又服丹中毒，手足残废。卧病山中，田园荒芜，买药无钱。最后不堪病痛，投颍水而死。

《长安古意》的结尾，他忽然收了笔锋——

“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繁华写尽，一句转出苍凉：长安的豪贵们，你们的富贵，也在须臾之间。

一个写尽繁华的人，自己没份。诗里那般热闹的人，人生那般冷清。再说骆宾王。婺州义乌人，七岁能诗。

七岁那年，客人指着池中白鹅让他赋诗，他随口便道——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一首《咏鹅》，此后一千多年，中国孩童开蒙，多半从它念起。

长大后，他成了四杰里行踪最远的一个。从军西域，久戍边疆；又随军入蜀，姚州道上行军。边塞的风霜，落进了他的笔底。

“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回到长安，他仕途依旧蹭蹬，一度下狱。

狱中闻蝉，他写《在狱咏蝉》——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又曾在易水边送人，一首二十字，写尽千古侠气——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诗写到这个地步，早已不是宫廷里的应制了。再后来——

徐敬业起兵讨武氏，军中书檄，皆出其手。一篇《讨武氏檄》，天下传诵。

据说武后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惊问：谁写的。左右答：骆宾王。武后叹道：宰相安得失此人。

兵败，骆宾王亡命不知所终——有人说被杀，有人说投江，有人说遁入空门。一个写咏鹅的七岁神童，落得如此收梢。最后说杨炯。

华阴人，十岁举神童。他是四人里官运最平顺的，也是心里最不平的一个。他的不平，在于一个字——军。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里这一句，喊出了他全部的心事。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他没打过仗，可他笔下的战场，比真战场还热烈。

后来他真的等来了一次机会——边境告警，他托人求从军，未能成行。再后来出任盈川令，为政严酷，属吏稍有过失，立杖杀之。

一个写下“宁为百夫长”的诗人，做了官，反而活成了另一个人。盈川任上去世，后人称他杨盈川。

宁做军中一个百人小校，也不做书斋里的书生——

这是文人对武功时代的回应，也是诗人对自身的不甘。当时文坛排四杰座次，王勃居首，杨炯第二。

有人问杨炯意下如何，他说了一句著名的话——

“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卢照邻年长，排在他前面，他甘拜下风；王勃一个后生排在他前面，他不服。

一句话，把文人的傲气与率真，袒露无遗。四杰的诗，论工整，未必胜过宫廷诗；论声律，也还带着齐梁的余习。

可是后人论诗，还是把牌位给了他们。杜甫后来写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为什么？杜甫这话，一半是辩护，一半是预言。四杰的结局，其实都不好——

王勃溺水，卢照邻投水，骆宾王亡命，杨炯早孤恃才、为时所讥。有人因此轻薄他们：文人无行，其文亦末。

杜甫回敬：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嘲笑他们的人，名字都灭了；他们的诗，像江河一样流了下来。

因为宫廷诗是回廊里的盆景，四杰的诗是走出去的脚步。方向比技巧重要。他们把诗领出了宫墙，虽然只走出了半步——

后面的路，李白杜甫来走。

——史笔后议。

初唐文运的火种，就这样在贞观永徽之际，悄然引燃。

高宗朝，长安的科举场上，诗赋渐兴；进士科以文词取人，天下才俊，开始往诗这条路上挤。一个属于诗的王朝，正在靠岸。

船上有王勃的少年意气，有杨炯的百夫长之志，有卢照邻的长安百态，有骆宾王的塞上秋风。也有渡海而来的遣唐使——

他们的行囊里，装着这一代人的诗，装着一个刚刚展开的、闪闪发光的唐朝。

第三节遣唐使来——照搬唐制

文运在内，声教在外。永徽年间的长安城，能看到一种奇景——

满街的衣冠，不都是唐人的衣冠。

新罗的使节，倭国的留学生，吐蕃的贵族子弟，高昌、龟兹的商贾，还有高鼻深目的波斯人、粟特人。

长安一百零八坊，住着半个亚洲。其中最虔诚的学生，来自海东。倭国——后来改称日本。第一批遣唐使，贞观四年从难波津启航。

大使犬上御田锹，年轻时做过遣隋使，这一次，他带着留学三十年的僧人学成归国，再次西来。

大唐那边，也派了使者回访——高表仁，跟他一起渡海东去，唐日之间，第一次互遣使节。从此，海路上樯帆相望。

贞观年间，学问僧旻、高向玄理先后归国。这两个人，在日本是弃子，在大唐学了二三十年。回国不久，一场政变改变了列岛——

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镰足，诛灭权臣苏我氏，孝德天皇即位，建元大化。新政权的国博士，就是旻和高向玄理。

大化改新的诏书，从班田、赋税到百官，处处都是大唐制度的影子。两个留学僧，把一座长安的骨架，背回了日本。

此后，一批又一批，冒着覆舟之险，渡海西来。史称遣唐使。遣唐使不是一个人，是一支使团。

船数艘，人二三百——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加上留学生、学问僧、工匠、水手。出发之前，有一整套仪式。

天皇授大使节刀——节刀在手，如朕亲行。使团先拜住吉大社，祭海神；再到难波津登船，长官捧着节刀立在船头。

母国的君臣送到海边，望着帆影消失在水平线上。谁都知道，这一去，未必回得来。渡海是玩命的差事。

没有海图，没有罗盘，靠着季风与经验，黑水洋上一漂就是月余。风暴一来，桅折船裂，一船人喂了鱼。

唐初几十年间，溺死在海上的日本留学生，不知凡几。可还是有船来。一批，又一批。来学什么？什么都学。

官制——回来照搬，大化改新之后，日本设二官八省一台，几乎就是尚书省的翻版。

田制——回来照搬，班田收授法，脱胎于均田令；租庸调制，连名字都没改。

都城——回来照搬，藤原京、平城京，一条朱雀大街贯穿南北，宫城居北，坊市如棋盘——一座座小长安，在奈良的盆地里生长。

文字——汉字拿去，草书偏旁拆下来，拼成了假名。法律——《大宝律令》，以唐律为母本，删删改改，颁行列岛。

一句话——搬不动的搬图纸，搬得动的连魂一起搬。这一年，又一艘遣唐使船，泊在了登州港。

使团里有一名年轻的留学生，姑且叫他井上。井上随使团登陆，经莱州、汴州，走了两个月，第一次望见长安的城墙。

那一天，他站在明德门外，半天没有说话。城墙高得遮住了太阳，门洞五道，一眼望不到头。入城那日，恰逢望日。

井上在长安的一日，是这样过的——

天不亮，承天门上的晓鼓敲过，六街的街鼓次第应和，声浪从皇城滚向坊市。鼓声里，坊门开启。

外国使节入城，自有规制：鸿胪寺典客署接引，安置四方馆，粮料、炭火按例供给——留学生入学，还赐衣赐绢。

大唐待客，给的不是客气，是制度。一百零八坊，像一百零八个棋盘格子，同时醒来。

他随人流走上朱雀大街——宽一百五十步，比平城京规划里最宽的路，还宽出三倍。街东，是万年县；街西，是长安县。

一街之隔，两个衙门管着一座城。上午，他随正使入太极宫朝见。太极殿前，丹墀之上，钟磬齐鸣，仪卫如林。

天子赐宴，命妇献乐，礼官唱赞，一步一规矩。

井上在丹墀下跪拜，额头贴着金砖，心里在飞快地记：这一礼，回去要写进仪制；这一宴，回去要写进礼典。午后，他去国子监。

那场宴，井上记得最细。殿上不设合席，诸官各据一张矮足食案，席地跪坐，一人一案，一案一份——蒸饼码在案头，炙肉切作小脔，时果按人配给，连酒盏的样式，都是各归各的。礼官引着上菜的次序，先果后馔，先酒后饭，一步不许乱。井上跪在自己的食案前，把这些一条一条记在心里：点心的形制、配份的数目、进馔的礼数——将来，都要照这个样子，搬回海那边的朝廷去。

国子监里，诸生济济，其中高鼻深目者不在少数——新罗学生最多，排满了讲席前排。

新罗王族子弟金春秋父子，先后入唐宿卫，在长安一住多年，回国一个做了王，一个继位也做了王。

吐蕃、高昌、渤海……四夷子弟入国学，前后八千余人。长安的太学，是半个亚洲的太学。

祭酒讲《礼记》，讲井田，讲均田，讲租庸调。井上听得入神。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唐国的强，不在城墙，不在刀兵。

在这间讲堂里。在典章制度里，在一套让千万人生死有序的规则里。傍晚，他逛东市。

东市西市，各有二百二十行——绢行、药行、铁行、秤行、鱼行、书行。

驼队从西域来，刚进西市，卸下的香料还带着于阗的沙味；胡商牵着高鼻深目的骆驼，铃声一路响过十字街。

波斯邸里卖宝石，胡姬酒肆里劝酒，鞍辔铺里明光铠标价百万。井上买了一卷《文选》，一方端砚，两锭墨。

书肆主人问他：番客也读汉书？他答：敝国读书人，不读汉书，算不得读书人。主人笑了，多送他一部历日。

夜里，他回到四方馆的住处，就着油灯写日记。鼓声六百下，坊门关闭，武候铺的街卒巡行六街——长安的夜，是有规矩的夜。

写今日所见，一笔一画，全是汉字。写罢吹灯，满城灯火从窗纸上透进来——

长安是不夜的。这一日见闻，将来会变成什么？变成律令，变成佛寺，变成平城京的坊市，变成东瀛书页里的汉诗文。

这一日见闻，后来跟着他回了国。归国后，井上入了大学寮执教，再后来，进了撰定律令的班子。

他把记在心里的东西，一条一条，写进日本的第一部律令。

——史笔后议。

有唐一代，日本遣唐使前后十九批。

一批批人渡海而来，学成归去，把一座长安，拆散了装进船舱，运回列岛，再一砖一瓦地重新搭起。

十几年后，白江口一战，日本水师百余艘，被唐军焚毁殆尽。败了。败得毫无脾气。

耐人寻味的是，战败之后，日本的遣唐使，派得更勤了。

被打服，不如说被学服——它看清了那个一衣带水的邻居，是何等体量的文明。模仿到这个地步，已经不是模仿，是皈依。

有人问：为什么偏要学唐？井上们用脚回答了这个问题——

波斯太远，天竺太乱，大食的典籍读不懂。

只有一个长安，制度完备，典籍浩繁，物价平准，夜里不用闭户——还敞开国子监的门，容外邦子弟列席听讲。

文明的高处，就是人心所向的方向。而这一切的源头，在贞观。在轻徭薄赋，在夜不闭户，在一个让远方觉得值得学的王朝。

第四节文化输出——汉字与佛法的东传

遣唐使的船，是空着来的，是满着回去的。船舱里码着的木箱，过了海关，由官府车马一路护送到难波津。

开箱那天，往往还有皇子在场。满舱装的是什么？典籍。纸上的字，比刀剑的分量重——刀剑护得了一时，字养得了一国。

一批一批的遣唐使船，从明州、登州、楚州起航，船舱里码着木箱，箱里是一卷一卷的书——

儒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史书：《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文集：《文选》《楚辞》，还有最新最时髦的唐人诗卷——

四杰的诗，就在其中。王勃的集子，传到了日本，平安朝的文士人手一卷；《游仙窟》在国内失传，靠东瀛的抄本留了下来。

几十年后，留学生吉备真备归国，行囊里的清单足以让长安书商咋舌——

《大衍历》一部，《乐书要录》一部，还有测影的铁尺、铜律管。

传说片假名也出自他手：取汉字偏旁，标日语音——真伪难考，但汉字催生假名，是不争的事实。

再后来，空海入唐，携回的密教典籍与书法，又开出一片新天地。

而这一切东渡的珍宝，有许多至今还躺在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里——唐代的墨、唐代的琴、唐代的屏风，一藏就是一千二百年。

一座仓库，就是一个王朝的背影。佛经，更是大宗。大慈恩寺新译的经论，一部一部东渡。

随遣唐使船西来的学问僧，在长安求法十几年，归国时经卷装满数船。

道昭，日本法师，随遣唐使入唐，直奔长安，投在慈恩寺玄奘门下。玄奘亲授他法相宗义理，又赠他利涉之言。

道昭归国，行脚传法，夜宿路边，说法不辍——日本人说，他是行脚僧风气的开创者。法相宗从此在日本开枝散叶。

后来，鉴真和尚六次东渡，带去的经卷、佛像、医药、建筑、书法，把这场文化搬运，推到了顶峰——

那是百年后的事了，火种却是在这时埋下的。新罗更近，学得更狠。新罗留学生入唐国子监，与唐人同场应举，及第的叫宾贡进士。

崔致远十二岁入唐，十八岁及第，一手骈文写得比唐人还地道。新罗的衣冠、历日、谥法、陵寝制度，无一不仿唐。

连腰间的带，也照着大唐的样子铸。唐制：带銙缀于革带，以材质别尊卑，三品以上方能饰玉。新罗学了这个规矩，贵臣的带上也缀起玉銙。使臣归国，行囊里除了典籍佛经，还常悄悄带上几副长安玉工的带銙——半岛上制不出那样精的玉，一枚玉銙，便是一份从长安带回的体面。

朝鲜半岛上，汉文是官方文字，一用千年。山东沿海，楚州、涟水，聚居着新罗商人，坊市称新罗坊；

山东半岛的赤山法华院，是新罗人建的寺院，张保皋的商船队以此为基地，纵横黄海——

唐的文明，像水一样，顺着商路与航线，漫向四邻。有唐一代，输出的是什么？是汉字，是佛法，是制度，是诗。

可细想之下，输出的其实是一件东西——

一种活法。一种“可以这样生活、可以这样治理、可以这样安顿身心”的样板。制度是骨架，文字是血脉，佛法是心肠，诗是呼吸。

一船典籍渡海，就是一个文明在播撒自己的种子。种子不带刀兵，不派官吏，不立旗帜。可它落了地，百年千年，改天换地。

有的种子落在石板上，枯了。落在东瀛的种子，生根了，发芽了，长出了另一个模样——

像，又不全像。日本学了唐的一切，学到最后，还是日本；新罗学了唐的一切，学到最后，还是新罗。这正是唐的伟大之处——

它从不强求别人变成自己。它只是把自己活成灯塔，让渡海的人自己来看，自己来学，自己决定带走什么。

——史笔后议。

六十多年后，开元五年，又一艘遣唐使船抵达长安。船上有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叫阿倍仲麻吕。

他入国子监读书，后来科举及第，在唐朝做官——左补阙、秘书监、卫尉卿，一路做到镇南都护、安南节度使。

一个日本人，管着大唐的南疆。朝廷赐名：晁衡。玄宗待他极厚，他上表请归，皇帝不许；再请，仍不许。

天宝十二载，他终于获准随遣唐使东归，玄宗亲自题诗相送，王维写序——

“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长安的故人，都当这是一去不回了。

他和王维、李白结为朋友；李白写诗送他东归，误传他海上遇难，挥泪写下《哭晁卿衡》——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他其实没死，船漂到了安南，九死一生，又回到了长安。

李白白白哭了一场，把诗写在人间，一哭就是千年。此后余生，他再没回过日本。

代宗朝，他官至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北海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客卿做到这个份上，前无古人。

大历五年，晁衡卒于长安，终年七十三。朝廷追赠潞州大都督。一个日本人，葬在了大唐的官册里。

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晁衡）在长安住了五十三年。

他学成那夜，站在大雁塔上望东——

海那边是他的故乡，海这边成了他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