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2节 曾山无奈搬救兵

其实，毛润芝提出去指导赣西南苏区分田并不是借故，这里的分田工作确实出现了问题。问题的根源是赣西南特委与江西省委的个别同志，在分田的认识上出现矛盾，矛盾的焦点是，按“劳动力”分配还是按“人口”分配。本来，中国的土地革命是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开创性的工作，出现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但问题是没有权威性的章程，一个和尚一道法，在实践中造成了混乱。

上年9月，赣西南特委根据毛润芝在井冈山的分田经验，决定“按人口平均分配”。但时间仅仅过去3个月，到这里来指导工作的江西省委下设的行动委员会的书记李文林，在江西省委秘书长江汉波的鼓动下，改为按“劳动力”分田。理由是：如果按人口平均分配，不仅可能导致农业减产，而且势必强化农民的私有财产观念。

李文林的按“劳动力”分配的政策一开始实施，就遭到特委多数委员的抵制，他们认为这与红四军前委所推行的分配原则，完全是方底圆盖，合不到一起。因而，就使分配土地这项在建立基层政权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工作限于停顿。

曾山作为赣西南苏维埃主席，对此感到焦虑。但他清楚，一项政策的正确与否，不是看领导成员对它的认定，而是要看结果，要看人民群众对它的态度。于是他决定到问题最严重的吉安县延福区进行调查。

一到延福，曾山就找到了区委书记罗忠坎，问道：“忠坎，延福的分田弄成这个样子，原因是什么？”

罗忠坎稍加思索，就回答道：“原因嘛，去年9月，按人口平分，贫雇农都很欢迎，就是家里劳动力多的富余户不满意。现在反过来按劳动力分配，多数人哇哇叫了。这些事如同拉锯，你扯过来，他又扯过去，区委又不能定夺，工作就没法开展……”

曾山听了也没有说什么，又去问了一些贫雇农，其反应真像罗忠坎说的那样。于是就写信请毛润芝来解决。

润芝一行来到吉安市郊赣西南特委的联络点。负责联络的潘心源一见毛润芝，立刻拉住他的手说：“毛委员，特委的委员们都分别在各县活动，曾主席说你近日要来，他让我在这里等你。”

润芝盯住潘心源看了许久，忽然拍拍脑门说：“这不是心源嘛，自从我们在铜鼓逃散后，我始终不知你的下落。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潘心源笑着说：“说来话长！”他简要向毛润芝谈了从铜鼓逃脱之后的情况，然后说，“前不久，中央又让我来江西工作。”

润芝高兴地说：“这就好，这就好，天不转地转，我们又可以在一起共事了！”说完就让他将赣西南特委委员全部召回，专门就分田的事开一次会议。

两日后，赣西南特委会议在祠堂里召开，特委书记刘士奇头一个发言，他把问题原原本本地摊上桌面。接着发言的是曾山。他声音虽然和缓，但提出的问题却很尖锐。他把江汉波的主要错误归结为取消土地革命和阻止革命发展。

江汉波30岁出头，一副洋学者派头，他是省委派来赣西南巡视工作的。因而，他并不买曾山的账。曾山说完之后，江汉波站起来慷慨陈词，针对刘士奇和曾山的批评给以反击：“请你们尊重事实，不要乱扣帽子。去年，你们赣西南特委推行的是按人口分田，这样的政策是不管得田者有没有生产能力，有没有生产工具，一律给其田地。其结果很可能使他们得到的田地撂荒，即使不撂荒，也是广种薄收。这势必造成粮食减产，给苏区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是其一。其二，我们搞土地革命的真正意义，应该是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一目标。但按人口分田，会导致得到田的人，错误地认为，田分给他，就是他的私有财产。既然是他的私有财产，当然就可以买卖，这样他们就可以卖田获利。但这与我们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由于江汉波具有省委秘书长身份，加上他那一套理论听起来确有一些道理。因而，他的话一讲完，李文林和特委军事部长曾炳春、特委委员段良弼立刻站起来支持。并举出，某某长工分田之后，就准备卖掉田地娶堂客，某某打算卖地给儿子治病等事例，来证明江汉波理论的正确性。

江汉波的一套理论加上李文林等人的佐证，确实唬住了不少人，会场出现了短暂的静默。

会场出现了这种情况，润芝作为会议的召集人，就不得不出面了，他站起来以平和的口气说道：“江汉波秘书长的理论，听起来似乎有一些道理，李文林等人举出的事例，也许确有其事。但我们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说话一定要有立场。你是站在广大的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讲话呢，还是站在占少数的富农立场上讲话呢？是的，我们也不否认，一些贫苦农民，由于长期受地主豪绅的压迫和剥削，缺乏生产资料，缺少生产工具，会给粮食生产造成影响。但这恰恰是我们党的领导干部，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应该帮助他们解决的问题，而绝不是不给他们分田的理由！”

润芝说到这里，眼睛在会场扫视了一周，又接着说道，“我认为。‘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只能对富农以及够不到富农的富户有利。我们苏区的很多贫雇农都把自己的子弟送去当了红军，并且有的在前方牺牲了。牺牲一个人，就少一个劳动力。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些牺牲了的同志分得的土地再收回来，分给劳动力多的人家呢？我们党的干部，很多都是富家子弟，不用讳言，我也不是出身于贫苦人家。但是，我们是共C党人，我们闹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救劳苦大众，最终实现共C主义。我们既然参加了共C党，屁股就要坐到劳苦大众这一边，我们的立场就要站在劳苦大众这一边。但是，现在却不是这样。依我看，赣西南党内，存在一种严重危机，就是有一些屁股坐在地主、富农那一边，站在地主、富农立场的人，混进了各级党和苏维埃的指导机关，致使党的政策逐渐转向机会主义。这种情况必须得到彻底改变，要打倒那些有机会主义倾向的领导，要将站在富农立场，为富农讲话的人开除出党。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方针政策得到贯彻执行……”

参加会议的人，包括江汉波、李文林、曾炳春和段良弼都知道“反富农路线”是中央布置下来的政治斗争，他们也清楚自己的家庭出身，最怕的就是卷入“富农路线”。于是，一个个都低下了头。

润芝又继续讲道：“在当前阶级斗争十分严酷时候，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争取广大群众，扩大红军队伍。可我们有些人却不顾人数最众多的贫雇农的利益，去推行‘按劳动力’分配土地，还要将牺牲了的同志分得的土地收回来，分给劳动力多的人。如此做法，能争取广大群众吗？以后，还有人肯参加红军，为革命流血牺牲吗……”

这次会议之后，赣南特委撤消了江汉波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其开除出党，从而使赣南的各项工作又恢复了正常。

润芝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并结合在井冈山地区的经验，与谭震林等人一起搞了个《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比在井冈山地区形成的《土地法》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指出：对大小地主要加以区别对待，也应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土地只没收其自食之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使其有任何损失。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

润芝正在对这个《决议案》作最后审定，粟裕进来递给他一封信，说是林彪派人送来的。

原来，毛润芝辞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在军队中引起了震动，很多指战员说：“我们并没有看见毛代表有家长作风呀！”

萧克也说：“我们以前的战斗，都是听了毛代表的意见才取得胜利的。不听毛代表的，能打败敌人吗？我们湘南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听毛代表的。”

林彪也对红军的前途担忧，就给毛润芝写了一封信，主要意思是不赞成毛润芝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润芝看完信，想了想，当即给林彪的写了回信，在信中说明：“前段时间之所以发生争论，是因为红四军党内存在着‘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分歧”之后又着重强调，“应确立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等原则。并请林彪把这封信转交前委。

林彪将信交给了前委，但朱玉阶和陈毅等人不以为然。他们决定召开第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计划在大代表大会上，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统一思想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但因为解决问题的条件尚不成熟，前委的指导思想又不明确，也没有先提出解决办法，而是把各方面的争论意见，原文印发给大会代表，让同志们先争论。并给毛润芝写信，让他参加会议。

可润芝因为连日劳累，以前的疟疾这时又复发了，正在永定县金丰山养病。他看过前委的来信，即回信说：“我平生习惯于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陈毅要我作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

润芝的回信送到上杭，前委认为他不服从组织，在那儿装病，就决定给他“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回来参加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