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节 陈毅有意和稀泥

彭德怀听到枪声，知道不妙，即命队伍紧急集合。急忙撤退之后，仅聚集300余人，另200多人不知去向。

进入于都县境后，侦察排报告，于都城只有一个连驻军。彭德怀即带领这300人夜袭于都，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入城内，并俘虏近百人。

滕代远急忙带个警卫员前往邮局翻看报纸，从报上得知蒋、桂开战，湘赣联军均已离开井冈山，心中大喜。谁知乐极生悲，不慎使腰间的驳壳枪走火，将自己击伤。

彭德怀得报，立即将党代表送往医院救治。滕代远忍着伤痛将获知的情报告知了彭德怀。彭团长听后，即令担架队抬上滕代远，率部回师井冈山。

途中宿营。黑暗中，彭德怀听得门有响动，迅速起身察看，发现从门缝里塞进一封信。随即打开房门，门外却空无一人。

彭团长点亮灯，拆开来信，立刻眉开眼笑，原来，信是毛润芝写给他的。说红四军正准备攻取瑞金，望彭率部到瑞金会合。

彭德怀当即打消了回师井冈山的念头，率部奔向瑞金。相见时正赶上饭点。润芝让副官杨至诚找来三条洗脸毛巾，毛、朱、彭三人各包了一碗米饭带到住处，润芝又从文件箱中翻出一瓶他的二弟润莲托人给他捎来的自制辣椒酱。彭德怀一见，即刻笑道：“好，好，好，我已好久冇尝过家乡的辣椒酱了！”

润芝往三包米饭里各拨了一小团，并说：“可不要说我小气噢，这东西太难得到喽！”

朱、彭二人笑着说：“知足了，知足了，这已经是给我们特殊待遇喽！”

说完各自大口吃了起来。彭德怀一边吃一边向朱、毛二人诉说分别后的情况。

玉阶也介绍了下山后的遭遇。

润芝又说：“老彭啊，这次不该让你们留守井冈山，让你们遭受了这么大的损失！”

彭德怀说：“你们不也一样遭受了重大损失嘛！好在，你们已经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

三人谈了很长时间，充分享受着相聚的快乐。

可是快乐的日子难长久。半个月后，前委接到中G中央辗转送达的2月7日来信。这封信是在局势严峻的时刻，根据中G“六大”时布哈林的讲话精神而写的，要求“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土地革命。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500人。决不宜在任何时候竖起一个集中的目标给敌人攻击。”信的最后还特别指出：“中央依据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必要……”

润芝和玉阶看了，都不同意中央的意见，但这毕竟是中央的指示，是执行呢还是不执行？二人都感到为难。于是，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对中央来信进行讨论。会议认为：中央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从目前情况看，红军不宜分得很小，军队领导也不能离开。必须向中央回信申明这一点。

其实，在蒋、桂战争爆发后，中G中央也已改变了看法，在4月7日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中又说道：“红军目前总的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朱、毛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只是因为邮路不畅，红军不能及时接到而已。

会议最后决定：将前段时间招收的500多名红军战士，补充到第三十团，由彭德怀率领仍旧回湘赣边区发展；毛润芝率三纵队，朱玉阶率一、二纵队与军部，分别在赣南活动。

会后，彭德怀又将经过近一个月教育、训练的，那些在于都俘获的赣军士兵，与毛润芝拨给他的红军战士分别编入各个连队，总人数达到近千人，并且全都换上了八角帽、灰军装。

幸好，滕代远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彭、滕二人就率领队伍离开瑞金，向井冈山开进。

润芝送走彭、滕，回头问谭政：“给中央的回信，你写好了没有？”

“快了。”谭政回答。

“你要加上这么几句：如果中央确需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另外再问一下，中央去年来信说，派贺龙同志来视察，不知如何没有来？”

润芝不知，贺龙之所以没有来，是因为去了湘西。他等来等去，没有等到中央给他们派来刘伯承，却等来了一个刘安恭。这个人的到来，非但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使红四军内部矛盾重重。同时，也使朱、毛二人的感情产生了裂痕。

刘安恭，四川省永川县人，在德国留学时加入中G组织。北伐时期，朱玉阶在四川拉杨森时，刘安恭也在万县，公开身份是邮政局长，曾暗中协助过朱玉阶的工作。刘安恭也参加了南昌起义，之后又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了两年，对军事理论有一定研究。由于他是中央派来的，一到红四军就受到推崇，朱、刘二人自然是更为亲密。前委任命他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在红军再次入闽攻克龙岩后，由于地方工作一度繁忙，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由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

由于刘安恭回国不久，不了解中国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斗争实况，就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尤其是他主持了一次临时军委会议，竟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

下级党委竟作决定限制上级党委的领导权，这显然是错误的。但却因此加剧了红四军党内本已存在的，有关当时军队领导权等问题的争论。

由于红军大范围的机动游击，驻守永定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黄月波团，惧怕被歼弃城而逃。红四军闻讯开赴永定的湖雷、金丰等地游击。

前委在湖雷召开前委扩大会。会上，刘安恭等人对前委领导提出很多意见，并要求恢复正式的军委。因而，会议对军队党组织的工作范围、指导原则展开了争论。

自从军委停止工作后，玉阶觉得军队的一切行动都要听命于前委，自己的意见总是起不了作用，因而极力主张设立军委。提出的理由是：既然有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善党的组织系统。刘安恭和军事指挥员自然支持朱玉阶的主张，并批评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

润芝则反对设立军委，理由是：赣南、闽西的苏区尚未发展，地方工作不多，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润芝的意见得到了多数政工干部的支持。

双方的发言尽管涉及的内容很多，但焦点仍在于：究竟在红军中应该实行“从上而下的家长制”还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争论到最后，不但意见未能统一，相反争论范围又有扩大。从争论反映出：当时的红四军，虽然坚决走工农武装斗争的道路，英勇善战，百折不挠。但由于官兵中许多人是从旧军队脱胎出来的，必然带着旧思想，旧习性。习惯于军官权威，不习惯党的领导；乐意“流动游击”、“走州过府”，不乐意做繁复的群众工作。另一方面，由于红军的大部分来自农民，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作风也随之而来。问题在于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如何对待。

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干部，在总路线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争论，在于党怎样领导军队，军队的农村武装斗争怎样开展。

但由于争论的双方各持己见。尤其是刘安恭的身份特殊，以他为首的临时军委又坚持要分权。润芝觉得如此下去，前委无法统一领导，不好工作。就在会议休息时，找陈毅做工作，希望他能站出来支持自己。

陈毅为难地说：“你们两个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吵个不休，我这个‘郑国’夹在中间不好办。我是进出之间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该跟哪个走？就是怕红军分裂……”

润芝叹了口气说：“分裂是不会的。玉阶兄是久屈求伸，遇上刘安恭煽风点火，于是变得水火不容了。不同意见的碰撞是正常的，只是这样无休止地争执下去，不好开展工作！”

陈毅想了想说：“我看还是分别解决的为好，先把是否成立军委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说。据我观察，反对成立军委的占多数。”

“也行。”润芝点了点头。

于是,陈毅在会上提议：对是成立正式军委还是取消临时军委这一问题进行表决。参加会议共41人，最终36票对5票，以绝对的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这样刘安恭所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去。

这个问题是解决了，但在其它问题上还是争论不休。尤其是刘安恭指责前委是书记专政，是家长制。

这时候，玉阶却态度暧昧，不置可否。陈毅觉得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就批评了刘安恭的过激言论，之后又说道：“润之过去的作风是有些独断，今后是应该多听听大家的意见……”

润芝认为陈毅是在和稀泥，于是愤愤说道：“我毛润芝做事向来讲究认真，八面玲珑的事情，我做不来。既然仲弘这样认为，我就辞去红四军前委书记和党代表的职务。正好赣西南苏维埃z府主席曾山同志来信，让我去指导他们处理关于分田的问题，我就专心去做一做地方上工作。”

会后，他即带领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人到吉安去了。林彪即派四连连长粟裕带领所部跟随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