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四章 《霸王别姬》面世（二）

他救过段小楼的命，替他挡过打，在段小楼最落魄的时候偷偷接济他。

改革开放后，程蝶衣和段小楼都已白发苍苍，形同朽木。

有关

阔别舞台十多年，当熟悉的锣鼓点再次响起，当程蝶衣再次穿上虞姬的行头，拿起那把霸王的宝剑，时光仿佛倒流。

然而，最后一幕，虞姬自刎。

程蝶衣没有象以往那样虚晃一剑，然后翩然下场。

他看着眼前苍老、徨恐、眼神躲闪的“霸王”段小楼，又仿佛通过他，看着这荒诞破碎的一生，看着那些逝去的青春、梦想、情义和无数个自己。

他手腕一翻，剑刃真的抹过了脖颈。

血，溅在了绣着金线凤凰的戏服上，也溅在了段小楼瞬间惨白的脸上。

不是殉情，更象是殉一种理想，殉那个“从一而终”的虞姬人格，殉那个在时代风暴和人性卑琐中早已破碎的、关于“戏”与“情”的纯粹信仰。

是终结，也是最后的、最极致的扮演。

读到这里，汪曾祺摘下老花镜，用手背用力揉了揉发酸发胀的眼框。

办公室里极静，只有老刘翻动报纸的窣声和暖气片偶尔发出的“咔哒”轻响。

窗外的阳光不知何时已移到了正中，明晃晃地照在玻璃上，有些刺眼。

他胸口堵着一团沉甸甸的东西，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更深沉的、关于命运、时代、人性与艺术的，巨大而无言的慨叹与悲泯。

这篇小说，写得太好了。

好在哪里？

好在它对京剧行当深入肌理的了解与再现。

那些术语、掌故、排练演出的细节、师徒伦常、同行恩怨，信手拈来，毫不生涩，营造出极度真实、甚至有呼吸、有温度的梨园氛围。

这绝不是外行人靠资料能堆砌出来的，需要大量扎实的采访、观察和感悟。

好在它塑造的人物，个个有血有肉，立得住，扎人心。

程蝶衣的痴与绝，对艺术和情感的极致纯粹，在污浊现世中的悲剧性坚持。

段小楼的义与懦，他的正常渴望在非常年代的扭曲与变形，最终的精神崩塌。

菊仙的烈与真，出身风尘却保有最朴素坚韧的情义，她的死是那个时代良知与美好的彻底陨落。

还有关师父的严酷与旧式艺人的风骨，那坤的圆滑与底色里的忠厚，袁世卿的没落贵族气与畸形的迷恋————每个人物都在时代的聚光灯和显微镜下，展现出复杂多面的本相。

好在它对几十年历史变迁的宏大叙事，举重若轻，化为具体而微的个人命运。

通过人物命运的起伏、戏台上下的人情冷暖、艺术在高压下的变形与坚守来折射，力道更沉，更入骨。

历史不是背景板，而是渗透在每个人血液里、决定其每一步选择的无形巨手。

好在它的语言，文白相间，张弛有度。

描写舞台表演时，可以华丽绚烂，如工笔重彩；叙述日常与苦难时，又冷峻克制，字字如铁，力透纸背。

更难得的是，通篇弥漫的那种苍凉的、宿命般的调子，那种个人在历史洪流与自身情执中无力挣脱的悲剧感，馀韵悠长，象一口陈年的烈酒，入喉辛辣，后劲绵长，让人掩卷后仍久久不能平静，心绪萦绕。

这哪里象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写出来的？

汪曾祺想起李劲松那张还带着些湘西山水灵秀之气的、温和而沉静的脸。

这后生，心里竟装着这样磅礴的悲泯，这样老辣的笔力，这样深沉的历史感。

从湘西的青山绿水、吊脚楼、质朴剽悍的乡民，到北平的戏台粉墨、胡同大院、浮沉跌宕的艺人生涯，这题材的转换、风格的把握，不仅成功，简直是惊艳，是一次漂亮的、

充满自信的文学“跨界”。

他又想起去年自己的《受戒》。

那是一片明净的田园牧歌，写人性中未被污染的美好，像山野的清风，明澈的溪流。

两者题材、风格、基调迥异，但内核里，都是对“人”的深切关怀、体察与悲泯，都在探索那些超越具体时代的、关于生存、情感、艺术与尊严的永恒命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或许算是某种文学上的“知音”，虽路径不同，却望向相似的远方。

汪曾祺坐不住了。

他胸中激荡着一股强烈的、不吐不快的冲动，想找个人说说这篇小说，深入地说说。

不是和办公室的老刘（他虽然爱戏，但未必懂得这篇小说的文学分量），也不是和一般的文友。

他想找那个最能懂得其中三昧，能与他进行灵魂层面对话的人。

想了半天，终于想起了一个人，沉崇文先生。

下午，和老刘打了个招呼，汪曾祺便穿上棉大衣，围好围巾，把那本《十月》仔细地放进随身携带的、洗得发白的帆布挎包，出了京剧院的大门。

正月里的BJ，年味还没散尽，街上偶尔还能听到零星的鞭炮声，孩子们穿着新衣追逐嬉戏。但风依旧冷硬，刮在脸上像小刀子。

汪曾祺坐上公交车，直奔友谊宾馆。

“先生，打扰您了。”汪曾祺轻声说，顺手带上门。

“是曾祺啊，快来坐。”沉从文放下笔，摘下眼镜，脸上露出笑容，指了指书桌旁的另一把藤椅：“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外面冷吧？”

“还好，”汪曾祺在藤椅上坐下，把挎包放在膝上：“年过完了，今天头一天上班，看到本新杂志，有篇东西，觉得非拿来给您看看不可。”

“哦？什么好东西，让你这么急着送来？”沉从文饶有兴趣地问，拿起桌上的紫砂小茶壶，给汪曾祺倒了杯茶。

茶汤颜色很深，是浓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