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39 红温的朱厚照

当年朱厚照成功的策反焦芳、张彩等人，固然仓促的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还拿江西人当靶子，团结了大多数人。

在这期间，原本占据了高位的江西官员纷纷落马，被分食利益。

很多尚未分配职务的新科进士连官职都不敢接，就直接跑路。

可是结果呢？

有了斗争经验的朝臣们，在自己的利益受到触动的时候，迅速地就抱团了。

随后，痛定思痛的江西人也卷土重来，重新统治了朝堂。

当一个势力出现，并且强大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自我意识。

这种自我意识是抽象的，存在的，并且对势力内的所有人，有着共同的驱动力。

挑动政斗党争，从中渔利，这种手段看似高明，但实际上也创造出了许许多多的自我意识。

这种属于特定团体的共同利益，甚至已经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

当这里面强大的自我意识，可以和皇权抗衡的时候，那皇权又算什么？

朱厚照主动出手，想要挑起党争，争夺一时的胜势，已经有些饮鸩止渴的意思了。

或许有人觉得奇怪，历来都有党争，不见得有什么严重的。

但是以个人为核心的抱团，和以共同价值为核心的抱团，对朝廷造成的危害是完全不同的。

前者的结党，如同胡惟庸案，随着胡惟庸和大量官员的身死，能够直接性的抹杀掉。

后者的结党，如同宋朝时的变法派和保守派，彼此的争斗连绵不绝，随着人事兴替，反复争夺。

这种意识性的结党，只要成型后，哪怕面临强力的打压，但只要条件成熟，他们就会像藏土壤里的种子一样突然冒出来。

朱厚照下场的切入点，是梁次摅案。

现在的梁次摅案，经历了朝堂的几度争夺和反复阐述，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案件了。

随着大明的土地兼并和资源攫取进入下半场，从百姓那里继续搜刮，已经到了无法持续的程度。

“梁次摅案”标志性的开启了大鱼吃小鱼的阶段，实力弱小但是数目众多的小豪强，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毙。

这种伴随着社会发展，所形成的结构重塑，完全具备了意识性党争的前提条件。

裴元敏感的嗅到了风暴降临的气息，已经有了打退堂鼓的念头。

与其在这里看着他们斗法，还不如去山东剿灭罗教。

裴元本就过深的牵扯到梁次摅案，很容易就会被卷进这场争斗。其次朱厚照对内廷的腾笼换鸟，也会是“内宫七虎”和“弘治旧人”的一次短兵相接。

裴元和两边的关系都很复杂。

裴元和谷大用的关系不赖，丘公公也放下了自己给他造黄谣的心结，但是和七虎之首的张永已经成了仇敌。

裴元和陆訚开始属于敌对，后来也惺惺相惜。与萧家的关系也还凑活，至少等萧韺气消了，双方还是存在合作的基础。

在这种时候，裴元要是被迫站队，那可就太被动了。

朝堂的拉扯密不透风，那种沉闷压抑了许久的情绪，一连持续了好几天。

多日不曾露面的魏讷，终于在观望了一阵风色后，跑来智化寺和裴元相见。

等到裴元弄清楚了这位大叔的操作，也情不自禁的“卧槽”了一句。

原来当谷大用在朱厚照跟前念叨完李福达的事情后，格外重视北方边患的朱厚照就上了心，让内阁立刻把贴黄奏本递交过来。

现在内阁中做事的只有李东阳、杨廷和和费宏。

听说天子询问李福达案的奏疏，费宏倒是很老实的打算翻找一下给天子递过去，但是李东阳和杨廷和齐齐反对。

因为这件事很不寻常。

天子所有应该知道的奏疏，都应该是由内阁处置之后才能呈上去的。

除了内阁，只有通政司有权力拿到那些奏疏。

内廷的内书房管理的是底档，那是在内阁的贴黄处置意见出现纰漏的时候，才会启用底档对照。

可通政司想要向皇帝汇报某件奏疏的内容，必须得提前向内阁报备。

这是当年“三杨”打下的江山！

李东阳和杨廷和不知道皇帝是从哪来得来的

消息，但是两人一致决定，要程序性的拖一下，表达下内阁的态度。

程序性拖延的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因此杨廷和与李东阳，紧急让中书舍人把贴黄文本抄了多份，然后给兵部、户部、刑部、吏部发了过去。

李福达案事涉叛乱，肯定要研究下动用何处的兵马前去平叛。

只要兵马一动，就必须要动用粮饷，这是户部的活儿。

李福达属于在逃的流囚，刑部需要拿出处理意见，如何防患于未然。

至于吏部，也要针对性的对地方吏治，有一个奖惩。

这些问题都十分的有灵活性，真要处理起来，保守可以拖延一年。

毕竟明天又会有明天的事情，后天又会有后天的事情。

结果朱厚照过问之后，也有些没脾气。

人家内阁不是没处理啊，这不是正在走程序吗？一场叛乱牵扯不小，让各个部门拿出意见，也是应有之义。

朱厚照就算明知道内阁有推脱的意思，却也没什么办法。

于是朱厚照只能向通政司索要底本，想在内阁票拟之前，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然后谁都没想到的变故发生了。

——通政司竟然没有此事底本！

通政司怎么可能没有底本？通政司没有底本，内阁怎么拿到的奏疏贴黄？

于是，在朱厚照的视角中，事情是这样的。

他从谷大用口中得知，谷大用在通政司听说了李福达的叛乱，于是朱厚照向内阁询问李福达案的处理意见，内阁以正在处理中的理由，没有立刻向天子上奏。然后朱厚照向通政司索要底本，通政司没有给皇帝底本，然后声称找不到了。

朱厚照本来就对通政司附庸于内阁的处事方式很不满，一直在加强通政司的力量，甚至把通政司作为自己仰仗的政治力量。

结果通政司竟然给他玩了这么一手。

这不就相当于他偷偷养的小三，结果给内阁养了儿子一样吗。

朱厚照一想到这个，立刻就红温了。

接着毫不掩饰的以训斥的口吻下旨，以通政使丁凤阿谀攀附，谄媚内阁，贬去南京。

内阁正为天子突然过问具体的案件而不爽，等看到朱厚照的旨意，更是觉得很冤。

这特么关我们什么事儿，怎么就阿谀攀附了？怎么就谄媚内阁了？

天子这哪是在骂丁凤，这就是在打内阁的脸。

于是杨廷和很硬气的以“不知所云”，驳回了这旨意。

朱厚照见旨意不能用印，立刻让人以中旨的形式，亲自交到了丁凤手中。

按照规制，皇帝的旨意没有朝廷背书，就不是有效的行政文件，通政使丁凤完全可以不加理会。

对于文官来说，“拒绝中旨”和“接受廷杖”是可以被天下人高看一头的两大殊荣。

但丁凤是要脸的人，天子都摆明不想用他了，他何必赖在这里强求？

于是丁凤立刻接了中旨，去了南京。

这可把内阁气坏了。

结果被牛了朱厚照，仍旧不肯罢休，直接以“梁次摅案”开始介入内阁的事情。

李东阳一看又要打硬仗了，再次选择告病。

杨廷和大怒，顿时把李东阳和梁储都怨恨上了，他迅速的集结党羽，想要重现正德五年的盛况。

裴元听完了魏讷所述的内情，有些不可思议的看着他。

“是你把底本藏起来的？”

魏讷听完，神色很是平静的从怀中摸出一份奏疏，拿在手里晃了晃，然后放在了裴元面前的桌案上。

裴元看了那奏本一眼，直接伸手拿了起来，随后快速的看着。

魏讷有些意外。

“想不到裴千户这般处变不惊。”

裴元看完，思索了一下，向魏讷问道，“你是怎么打算的？通政司接下来想必会迎来一番清洗，你觉得你能有上位的机会？”

魏讷之前人嫌狗憎的，在通政司什么正事都不干。

如此一来反倒成了这次风波中最安全的那个。

因为他没有履职，当然就不可能渎职。

如果通政司真要大洗牌，说不定还能让他有

咸鱼翻身的机会。

魏讷笑了笑，“我没想那么多。”

接着他将那奏疏拿过来，径自寻了烛火点燃。

裴元越发有些想不透，魏讷这是什么意思了。

等到魏讷将那奏疏完全烧完，这才拍拍手平静的对裴元解释道，“因为我就是想给朱厚照捣乱。”

“我这样无足轻重的人物，我这样砍坏的旧刀，他自然可以毫不怜悯的看着敌人掰断。”

魏讷说着，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但是我这种小人，想要给人坏事，也不是什么难事。”

裴元听了心中一寒。

他自己也是个实用主义者，对那些利用不到的人毫不在乎。

然而魏讷的这番举动，却让他的观念有了不小的冲击。

裴元的目光落在那烧成灰的奏疏上，向魏讷问道，“你特意来这里，就是为了给我说这个？”

魏讷脸上的神色很是放松，丝毫没有做出了这等大事该有的紧张和激动。

“等死等了一年，总算出了口恶气。”

“他以为他在通政司的布置藏得隐秘，可是却逃不过我的眼睛。”

“老夫没人可以诉说，憋的难受，这会儿总算畅快了。”

他说畅快了，脸上的表情却像是更怅然了。

裴元看着魏讷，目光闪动，“左参政不怕我告诉天子吗？”

“说什么？”魏讷瞪大了眼，说着，还不顾仍有余温，用手在那奏疏的纸灰上搅了搅，又追问了一句，“说什么？”

裴元一时不知道这个真小人是怎么打算的了。

魏讷见裴元被自己问住了，又笑了起来。

笑完神色一收，说道，“开弓没有回头箭，如今天子就算知道了，又怎么可能承认这个结果，裴千户何必自寻烦恼呢？”

魏讷又指了指地上的纸灰，“我来找你，除了心中的那口恶气不吐不快，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你说你是天子新的刀……”

魏讷说着，脸上努力控制的表情有些扭曲，“那就让我这把旧的刀，教教你，事情该怎么做。”

“一件事，我能恶心朱厚照两次，想想都觉得痛快。”

魏讷说着，又笑了起来。

裴元听魏讷越说越大胆，忍不住喝问道，“你在我面前这么放肆，难道不怕我把你绳之以法吗？”

魏讷瞧着裴元，揶揄道，“我只是个藏奏疏的，之前能把天子准确的算计到通政司的那个人，才该千刀万剐吧。”

裴元脸上阴晴不定了一会儿，也跟着笑道，“有趣，来人，上酒！”

魏讷作为刘瑾余党，这一年多来等死的生涯，早就把他的神经磨砺的无比坚韧。

见裴元这般，也不含糊，旋即同裴元喝了一场。

两人酒席丝毫没涉及过多的事情，等魏讷吃完饭，半带醉意的哈哈离去。

接下来的几天，裴元缩在智化寺中稳如老龟，根本不去理会外面的事情。

朝廷的局面果然很快明晰。

在经历了三司会审之后，朝廷以快刀斩乱麻的姿态，完全无视了朝野非议，给出了对此事的最终判决。

——主犯梁次摅和戴仲朋发配边卫立功，五年后还职，带俸差操。

——其余从犯凌迟处死。

在正德朝引起巨大影响的梁次摅案，在这场政治博弈中，就此匆匆宣告完结。

面对这个结果，杨廷和暂时保持了沉默。

过了不久，战火悄悄的在一个边角烧起，这次卷入了另外一个看似不相干的人物。

——监察御史徐文华言，“近刘瑾弄权，大学士焦芳附之，更张科制。正德三年廷试毕，工部立石题名，命芳为记。反以更张定制，谓为百年未行之令典。臣厕名其间，实深耻之。伏望将芳所撰记文，并其石磨灭。别命儒臣记之。”

“诏，记文已刻，其置之。”

——“南京十三道御史周期雍等言，逆瑾既诛，海内称庆，而致仕大学士焦芳、刘宇，以附瑾流毒，未正其罪。致仕尚书刘大夏、韩文、林瀚、杨守随，故左都御史张敷华，皆罹瑾摈逐，未蒙昭雪，乞将芳等削夺窜殛，大夏等优以恩礼，赐之赠谥，以昭国法，以快人心。”

“诏，下其章于所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