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乔治·桑、肖邦和新作品

关于巴黎的顶级沙龙，比较传统一点的就是雷卡米埃夫人的沙龙，依旧以旧贵族为核心，要求参与者需有世袭爵位或高级神职人员身份，而作为与之齐名的吉拉尔丹夫人的沙龙，则更加具有革新性且并不过多在意阶级壁垒，因此参加她的沙龙的客人也可谓是多种多样。

在这其中，除了巴尔扎克以外，另一位看上去格外特别的作家也是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屠格涅夫的目光，而由于屠格涅夫在来之前就对这场沙龙里的客人们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因此他便很快就在心里喊出了这个作家的名字：乔治·桑。

这位作家即便是在俄国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而在这其中，别林斯基无疑是这位作家在俄国最热情、最有力的代言人，他直接将这位作家视为时代精神的化身、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和进步思想的灯塔，并且还发表了许多关于乔治·桑作品的评论和书信。

既然能被老别如此推崇，那她的作品倾向基本上就已经明了了，简单来说在她的《木工小史》、《康素爱萝》等作品中，鲜明地表达了对底层人民尤其是农民的苦难的深切同情，控诉社会不公，以及对人的尊严的捍卫。

而作为这个时代极为少见的女作家，她的经历颇为传奇，简单来说就是婚姻不幸，21岁便与丈夫分居，在艰难谋生的同时，仍然坚持写作理想。

等到了1831年初，她带了一儿一女定居巴黎，接着便以在当时惊世骇俗的姿态出入巴黎的沙龙，例如穿着一身男性装扮，抽雪茄、饮烈酒、骑骏马等，就这样她很快就成为了巴黎文化界的红人，身边经常围绕着许多追随者。

与此同时，在1832年之后她便凭着她的第一部长篇《安蒂亚娜》一举成名，之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除此之外，她在感情这一块也并不受世俗观念的影响，就像她说的那样：

一个像她这样感情丰富的女性，同时有四个情人并不算多。

在她的情人当中，比较知名的就像是诗人缪塞，以及经由后来的“钢琴之王”李斯特介绍，认识并在后来同居了十年的肖邦。

关于李斯特和肖邦更详细的内容姑且先放到后面再谈，只因等米哈伊尔来到巴黎的时候，肯定还是乐意跟这两位钢琴家打打交道的，之所以有这个计划，一是见一见历史上的名人，二就是米哈伊尔出于一些原因，已经开始学起了如何弹钢琴，到时候或许可以请教一下这两位钢琴家。

至于说米哈伊尔的学习进度如何，只能说稍稍有点难绷

而说回现在的话，屠格涅夫对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当然十分好奇，不过如今的乔治·桑，显然已经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就像巴尔扎克所形容的那样：“有了双层下巴，非常胖。”

虽然体态有些丰腴，但这位作家也确实拥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在这场沙龙她无疑也是人群的焦点之一，此时此刻她正跟身边的人专心地说着什么话，而在她周围，她的追随者们认真地听着她的话的同时，有人甚至还专门记录了下来。

看到这样的场景，屠格涅夫一下子就想到了远在俄国的米哈伊尔。

说起来在屠格涅夫看来，米哈伊尔如今在圣彼得堡也就是吃了年轻和身份的亏，或多或少总有那么一些年纪大的人或者有身份的人不太服气，倘若等米哈伊尔年纪资历什么的都上来了，那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稍稍畅想了一下这件事情之后，屠格涅夫作为这场沙龙里的新客人和不太起眼的人物，自然是主动向别人搭起了话，不过还不等屠格涅夫跟他面前的客人说上几句话，他就突然发现他面前的这个人直直地看向了他的身后，然后露出了有些殷勤的微笑。

等到屠格涅夫转身，他便发现这场沙龙的焦点人物之一乔治·桑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然后饶有兴趣地问道：“您就是那位神秘的俄国作家的朋友吗？”

“是的！”

乔治·桑这么一搭话，屠格涅夫顿时就感觉场上的其他老巴黎人统统看向了他，以至于他似乎暂时成了这场沙龙的焦点。

察觉到这种事情之后，再次感受到来自俄国的神秘力量涌入身体的屠格涅夫也是毫不怯场，颇为礼貌地自我介绍了一下。

“事到如今，似乎人人都在讨论你的那位作家朋友了。”

看着眼前的屠格涅夫，乔治·桑在感慨了一下一位俄国作家竟然能在巴黎被讨论到这种份上的同时，也是忍不住称赞了屠格涅夫一句：

“不过在我看来，倘若没有你的努力，即便他的作品真的

很好，也未必能够在巴黎这么快的打开市场。拥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不错。”

“亲爱的米哈伊尔也是像您这样说的。”

对于这个问题，屠格涅夫笑着回道：“他几乎都快把他在巴黎的成功全部归功于我了！但事实上，反倒是我靠着他的这些作品打开了不少门路，有时候想想他的话还真是让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人吗？”

听到这样的话，本就对这位神秘的俄国作家很感兴趣的乔治·桑也是忍不住问道：“那他到底准备什么时候来巴黎呢？我认识的不少人都想好好跟他交流一番。”

“应该就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了。”

“那可真是太好了。”

聊完这件事之后，乔治·桑便又同屠格涅夫聊了好一会儿关于俄国文学的问题，随着那位俄国作家作品的传播和发酵，巴黎文学界还真已经有不少人对于俄国文学产生了不小的兴趣。

而不同于巴尔扎克的不满与嫉妒，乔治·桑确实是认为那些作品相当的不错，就连正在连载的那部所谓“科幻”，它新颖的形式和内容也着实让她这样一位见多识广的作家震撼了一把。

正因如此，她跟屠格涅夫交流了好一会儿，直到别人提醒之后她才停了下来，而等乔治·桑告罪一声去忙其它事情之后，沙龙里的众人看向屠格涅夫的目光自然就跟刚开始的时候有了很大的不同。

巴黎的文学界素来现实，既然能跟这样的作家聊上这么久，那就意味着屠格涅夫肯定就不是什么无名小卒了，而在搞清楚屠格涅夫竟然就是最近那位引起了很大讨论的俄国作家的朋友，场上的众人看向他的目光无疑就又热切了几分。

围绕着《八十天环游世界》这部作品的争论在最近的杂志报刊上可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无论是挖苦讽刺还是称赞的评论文章无疑都能拿到一个还不错的价格，倘若能从正主这里拿到第一手信息，那写出来的评论文章不得爆一把？

于是乎，有些人反而是主动接近了屠格涅夫，对此屠格涅夫只能说这就是来自俄国的神秘力量.

当这些小插曲过后，这场沙龙很快就继续进行了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话题都被提了出来再加以讨论，其中甚至不乏政府腐败、殖民政策等敏感话题。

而在这其中，乔治·桑和巴尔扎克这两位大作家倒是也没闲着，依旧像平日里那样辩论起了文学使命、社会批判等问题。

这两位作家的私交不错，但在文学立场等很多问题上显然是各有各的看法，简单来说的话，乔治·桑这一时期的创作更加偏向人道主义立场，而巴尔扎克在创作当中则具有决定论的倾向，就像乔治·桑反驳巴尔扎克时所说的那样：

“您说葛朗台是时代必然？不！是您剥夺了他选择善的可能——这比金钱更异化人性。”

类似这样的辩论，很多时候并非一定要决出胜者，而是在这样的辩论当中，对双方以及旁听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学习和进步的机会。

就当屠格涅夫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越辩论越上头的巴尔扎克老师刚准备冷静一下，结果突然就在人群当中瞧见了屠格涅夫那张脸，于是刚才的对话便一下子浮现在脑海当中，稍稍思考了一下之后，巴尔扎克很快就把话题引向了米哈伊尔拿出来的新作品上：

“我刚刚就听这位年轻人提起过，那位俄国作家似乎又写了新的法语作品并且想让巴黎人看看，并且还跟我们现在讨论的东西有关系，不如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然后围绕他的继续讨论如何？”

之所以有这样的提议，倒也不是巴尔扎克老师心血来潮想要提携提携年轻人，纯粹就是他现在的火气很大，并且乔治·桑的火气估计也不会比他小，这种情绪下听别人的，那不得狠狠地批评一番？

对于他这样的提议，别人意外的同时倒是也有些好奇，至于屠格涅夫，虽然他确实感觉场上的气氛不太对，但稍稍想了一下米哈伊尔的这篇稿子，一下子又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的屠格涅夫当即便答应了这件事。

于是很快，在那两位神色凝重的大作家以及场上其他人的注视下，屠格涅夫很快便念了起来。

米哈伊尔这次交给屠格涅夫的依旧是短篇，而为了符合如今这个时代，米哈伊尔当然是在一些地方上进行了处理，至于的内容.

“一个穷老头胡须洁白，向我们讨钱。我的同伴约瑟夫·达弗朗什给了他一个五法郎的银币，我很吃惊

，他对我说，这个穷老头使我回想起一个故事，这故事我一直不能忘怀，我这就说给你听。事情是这样的：

我的家庭原籍哈佛尔，并不是有钱人家，总算能够应付开支，如此而已。父亲工作要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挣不了多少钱。我有两个姐姐。

我的母亲对我们家生活的拮据感到异常痛苦，她常常找出一些尖酸刻薄的话，一些隐隐约约、含义刻毒的责备发泄在她丈夫身上。这个可怜的人这时做出的手势叫我难受极了，他张开手抹一抹脑门儿，仿佛要拭去根本没有的汗珠，并且一言不答，我体会到他因自己没有能耐而感到的痛苦。

我要是丢了纽扣，撕破了裤子，那就要对我大吵大嚷。”

由于这篇似乎是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出发，因此一上来的内容几乎可以说是朴实无华，但就是这样的内容，似乎一下子就能戳到很多人的痛处。

而就是这样穷困的一家，他们的生活似乎依旧存在着希望：

“可是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要全家盛装到海堤上去游逛。我的父亲穿着大礼服，戴着大礼帽和手套，让我母亲挽着手臂，而母亲穿红带绿打扮得就像节日的船只.

每个星期日当看到从遥远的闻所未闻的国家返回的大海轮驶进港口，那时我的父亲便要一字不差地重复他那句话：“唉！要是于勒就在船上，那会多么叫人惊喜！”

这位叔叔从前非常荒唐，可等他发了财后便写信回来：

“我亲爱的菲利普，我给你写这封信是免得你担心我的身体我一朝发了财就会回哈佛尔的。我希望后会之期不会太远，那时我们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这封信成了我们家的福音书，一有机会就拿出来念，逢人就拿出来给他看。

果然，10年了于勒叔叔没有再来过信，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父亲的希望也与日俱增。我的母亲也常常说：

“这个好心的于勒有朝一日回来，我们的境况就会变样了。他这个人可是有办法！”

这一家人始终抱着这样的期望，甚至说还依靠于勒叔叔的这封信终于将女儿嫁了出去，而为了庆祝这件事，一家人选择去一座小岛上游玩，这本应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岂料就在父亲难得要请孩子们吃牡蛎的时候，他却突然发现了这样一件事：

“忽然我的父亲变得局促不安；他走开几步，盯着看挤在卖牡蛎身边的女儿女婿，突然间他向我们走过来，脸色显得十分苍白，眼神也变得异样，他小声地对我母亲说：“真是怪事，这个卖牡蛎的怎么这么像于勒？”

我的母亲十分吃惊，问道：“哪个于勒？”

等到父亲将一切都打听清楚后，于勒叔叔的身份无疑已经确定了，而面对自己如今这位不肯拖累亲人的至亲叔叔，这一家人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

“母亲马上回答说：“应该把孩子们领开。既然约瑟夫全知道了，那就让他去把他们找回来。尤其小心，别让咱们的女婿觉察出来。”

我的父亲显得很狼狈，他嘟囔着说：“真是飞来横祸！”

我的母亲突然暴怒起来，她说：“哼，我一直就料到这个贼不会有出息，他早晚要回来拖累我们，对达弗朗什家的人还能有什么指望吗？”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却是由“我”这样的一个孩子去付账，而：

“我看着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我又望着他的脸，那是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面愁容，饱含辛酸。我默念着：“这是我的叔叔，我爸爸的弟弟，我的叔叔啊。”

我给了他十个铜子儿的小费，他谢谢我：“上帝保佑您，年轻的先生！”

用的是穷人接到施舍的声调，我想他在那边一定要过饭。

等我把两个法郎交还给父亲，我母亲吃了一惊，问道：“怎么，花了3个法郎？这怎么可能？”

我用坚定的语气说：“我给了十个铜子儿的小费。”

我母亲吓了一跳，盯住看我：“你疯了，拿十个铜子儿给这个家伙，臭要饭的！”

很快，屠格涅夫念到了故事的结尾：“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父亲的弟弟！今后，你还会看到我有时要给流浪汉5法郎的银币，其原因就在这里。”

而在念完后，屠格涅夫当然是看了看在场的听众的反应，然后他就发现，那两位原本已经吵出了火气的大作家现在似乎已经完全平和了下来，甚至说听到最后，他们两个人还忍不住对视了一眼，似乎正在交流什么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