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章 渐变

自大明建立以来，在辽东只设卫所，不设州县，试图通过这种模式将这块边疆地区缓缓纳入到王朝的版图之中。

当卫所制度崩溃之后，而该地区又陷入到无穷无尽的战争泥潭之中时，用兵的耗费只能全部仰仗朝廷供养。

而经过洪武、永乐两个时期，中央集权得到空前的加强，这就是使得任何一点微小的边疆危机，都必须要倾全国之力去解决。

辽东是比广义上的北方更北的北方，经济上也更加落后，在规模日益庞大且频繁的大明-后金战争过程中，根本无法供应云集在辽东的各路军队，后勤保障就成了一个极为艰巨的问题。

南方的粮食要通过漕运先到华北，之后，再由陆路或经登莱由海路输入辽东，靡费甚重。

“其输边塞者，粮一石费银一两以上，丰年用粮八九石，方易一两。若丝绵布帛输京者，交纳之费过于所输，南方转漕通州至有三四石致一石者。”

也就是说，输入辽东的物资，路途消耗占到所运货物价值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粮食体积大而价值低，向辽东运粮显见是极为不划算的。

于是，某位“有识之士”向朝廷建议，直接向辽东输入体积小而价值高的白银，让辽东诸镇自行解决一部分军粮问题。

然而，这种在后世看来明显缺乏经济学常识的举动，使整个辽东立时陷入到一个巨大的麻烦之中。

通货膨胀！

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参与萨尔浒战役的各路明军向辽东集结开始，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大明向辽东输送各类物资及军饷高达两千万两，其中大部分白银从南方而来。

将巨量的白银从南方投放至人口稀少、工农业极度凋敝的辽东，引起了灾难性的输入通胀。

到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攻克沈阳为止，辽东的粮价较萨尔浒之战前暴涨了六倍之多，海量的白银没有解决军士的生计问题，反而让他们陷入了“抱金而死”的境地。

“……今日辽东之患不在无银，而在无用银之处，何也？辽自用兵以来，米粟踊贵，加以荒旱之余，石米四两，石粟二两。”

“……其一石尚不及山东之四斗。通计一百万之费分十五万之军，每名约得六两，于银不为不多，而此六两籴米仅一石五斗耳。纵是富人，亦未免抱金饿死矣！”

比军士更惨的是辽民，他们不但同样受到输入性通胀的冲击，生计困难，还要受到饿急了的军士的劫掠，为了活命，富人逃往关内，或由海路逃入山东半岛，中等人家或逃入辽海诸岛，或逃入朝鲜。

而穷人，只能坐而待毙，或干脆投入后金，为建奴牛马，以苟全性命。

在袁崇焕之前就有人主张“辽人守辽土”，以此来减轻朝廷的负担，但熟知辽事的熊廷弼针对辽人迫于生计大量逃往的状况尖锐地反问：“为以辽守辽之说甚美听，而辽人余几？”

大明摇摆的辽东政策始终让自己处于战不能战、和不能和的尴尬境地，一加再加的辽饷不但害苦了辽民，也催生出了一波又一波的流民暴乱。

大明每年竭力将白银输往关外苦苦支撑，使得辽东像一个吸取白银的黑洞，源源不断地将大明从大航海时代中获得的生命力吸收殆尽，最后逐渐萎缩凋敝。

“所以，应对辽东粮贵银贱的最好办法就是从海路将南方的粮食大规模地输入进来，而不是一味地将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弄过来。”

1632年9月28日，当看到两艘满载南方稻米的福船驶入哭娘岛（今海洋岛）那座略显简陋的码头时，正要准备乘船返回旅顺的尚可喜当即向钟明辉表示要先行购买三千石粮食，以供其东江镇官兵食用。

尽管朝廷拨付了东江镇所积欠的七个多月军饷，漂没仅为四成左右，使得该笔款项总额高达八万六千多两。

但这些粮饷发下来的大部分皆为白银，本色的米、麦、黍、粟、豆等粮食占比不到四成。

在这种情势下，苦逼的东江镇不得不想方设法用这笔银子去购买官兵所需的粮秣、布帛以及其他各类生活物资。

以这个时期辽东的粮价来计，米一石为10-12两，麦为6-8两，粟为4-5两，东江镇所发的八万余两的饷银仅能购买八千多石米、或一万二千多石麦、或一万七千石粟。

这些粮食哪里够辖下数万官兵所食用，更遑论多达二十余万境内辽民。

说来也是凄惶，东江镇在毛文龙时期，因为有登莱地区的就近粮秣补给，再加上时不时地向朝鲜“摊派”和“协饷”，数十万军民虽然日子过得较为艰难，但基本

上都能吃上饭，不至于大范围地冻饿而毙。

然而，随着毛大帅被杀，东江镇的粮饷从登莱“直供”转而由辽东薪饷司转手一道，漂没幅度更大，东江数十万军民的苦难日子便就此开始了。

再加上东江镇的军头们时不时闹出兵变、擅杀主将、通奴等诸多腌臜事情，使得朝廷经常断绝其粮饷供应，让东江军民的生活更为艰难，甚至面临生存都无以为继的境地。

虽然，东江镇将走私贸易做得风生水起，但流入该地区最多的物资依然是白银，以及大量军械。

至于粮食，输入的规模并不大，因为贸易利润太低，商人们不愿浪费宝贵的舱位去运输不怎么“值钱”的粮食。

而东江镇的军头们为了搂钱，自然也无意大规模地经营粮食贸易。

对他们而言，只要麾下兵士能勉强垫饱肚子，使之不会搞出闹饷的乱子，便一切万事大吉，然后开心地将一捆捆皮毛、一支支冬参卖给走私商人，从而换来一锭锭白花花的银子。

而且，自天启七年（1627年），后金集兵三万大举入侵朝鲜，迫得朝鲜方面断绝与大明的关系。

尽管此战过后，朝鲜仍旧偷摸保持与大明之间的藩属关系，但忌惮于后金的凶残，还是相应减少了对东江镇的粮秣援助，使得东江输入的粮食更为稀少，进一步加剧了辖境内的粮荒，继而推高粮价。

辽东粮贵，近乎十倍于内陆府县，而东江的粮价更甚辽东。

说来也是荒唐可笑，东江镇的粮食供应在近两年里出现小幅增加、粮价也稍稍回落的情况竟然还是新洲人到来之后才发生的。

新洲人为了收拢辽东难民，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两艘满载粮食的福船或者广船抵达苦娘岛，然后又将部分粮食间接输入皮岛、长山岛（今辽宁大小长山岛）、广鹿岛等东江镇所辖之地。

同时，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东江镇也非常积极主动地将辖下辽民送至新洲人所控制的哭娘岛，使得这座曾经荒芜的小岛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便聚集了超过五千余嗷嗷待哺的青壮难民。

为了打开局面，也为了拉近与东江镇之间关系，新洲人将交易的粮食价格定得并不高，甚至比辽西地区还要低两成，使得哭娘岛在极短时间里便成为整个辽东地区最大的粮食交易中心。

正是因为哭娘岛拥有大量的粮食储备，在数月前才引得起兵反叛的毛承禄所觊觎，驱兵数千强攻该岛。

十几天前，尚可喜奉总兵黄龙所命，携两万两白银来岛上购粮，却被告知存粮不足，无法为东江镇提供所需粮食需求。

原本以为对方因水师官兵在旅顺与朝廷钦差发生了冲突，而心生恶意故意拒售粮食，但尚可喜在看到岛上数座粮库空空如也的情形后，顿时就熄了心头之火。

一个多月前，新洲人的数艘炮船在协助东江水师突袭了登州水城后，便返回哭娘岛，开始进行一年一度的移民行动。

四艘大船在装运了一千七百余移民的同时，还拉走了近六成库存的粮食，往其北瀛岛（即北海道）基地而去。

而此前，因陈有时、毛承禄叛军肆虐辽海，导致正常的粮食贸易运输也中断了数月之久，以至于目前哭娘岛上的粮食储备降低至一个极低的水平。

尚可喜在大失所望之下，就要返回旅顺向黄龙复命，却无意间看到新洲人操练军伍，演习火器阵列，当即被吸引住，遂滞留哭娘岛盘桓未走，观摩新洲人如何治军练兵。

新洲人能将一群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辽东难民训练成拥有相当战力的军队，使其在面对毛承禄数千大军围攻下，不仅力保小岛不失，反而给予叛军重创，必然有其独到的经验和方法。

要知道，关宁军素来被称之为大明强军，同样拥有火炮和火铳之类的火器，而且据守的城池也更为坚固和更为雄骏，但在面对建奴大军的围攻下，要么被打得龟缩不出，要么被建奴以摧枯拉朽的方式拔除，鲜有胜绩。

尚可喜自问，他若是以数千辽东难民来据守哭娘岛的话，就未必能抵挡住毛承禄的进攻，多半会被对方所击破，落的个全军覆没的下场。

在观摩新洲人练兵的这几天来，他发现对方在训练过程中尤重士兵的纪律，以近乎变态的苛刻方法，教导每一名士兵遵从军官的任何指令。

哪怕队伍的前方是悬崖峭壁，是刀山火海，也要让士兵们义无反顾地向前行进，不得有丝毫迟疑和抗拒。

更让尚可喜为之惊愕的是，新洲人竟然会教导各级军官们读书认字！

哭娘岛上的军队规模并不大，人数大概在四百左右，军官也仅三十多名。

但就是这三十

多名军官每日在结束一天的训练之后，还要花一个时辰的时间进行“文化学习”。

学习的内容有读书认字，阵法讲解，战场推演，军略韬术，以及时局变化，俨然一副培养武状元（明代有武科，但无武科殿试，故仅有武举人，无武进士、状元之名）的模样。

那位被岛上辽民称之为“钟大帅”的新洲人言及，一支军队仿若一棵大树，而各层级的军官就是这棵大树的枝干，需要他们来撑起整个大树的躯干和枝叶。

军官就是军队指挥水平和战斗力的具体表现，对军官的重视和培养，是军队建设和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军官的培训，就是要提高军队在战场上的指挥能力、对抗能力，使其在掌握更为专业的军事技能前提下，最大限度带动并发挥整个军队的战斗力。

打仗，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精细的技术活，除了在战场上依靠生死搏杀慢慢领悟外，也可以通过系统的学习和培养来掌握的。

这位“钟大帅”还对目前大明官军的现状予以了无情地批判，认为大明军人的地位和尊严在变得日益低下的同时，他们的军事才能和文化水平也是变得愈发不忍直视。

大明军队的将领根本就没有早期那种指挥千军万马两军大规模对阵的能力，反而常常依靠个人勇武和指挥小规模灵活精锐部队进行长距离的奔袭作战方式进行战斗。

随着卫所制度的彻底崩溃和腐烂，豢养精锐家丁在大明军队中成为风潮。

这种主奴模式的军队作战时，家奴兵丁只跟随主人，听从主人命令行事，也只为了保护主人拼死作战。

主人往往需要亲率军队直接进行奔袭和捣巢作战，将领个人的武勇和武艺就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性因素。

而在这种情况下，主将一旦阵亡，军队则顷刻间就会溃散覆灭。

比如，萨尔浒之战中，刘铤和杜松的战死就最具代表性。

他们两人战死的过程不可谓不壮烈，在陷入建奴重围中，皆率兵亲自冲锋，以期带领部队杀出一条血路。

但他们的死不过是大明军队将领整体军事素质能力退化的一个缩影，作为高级将领的他们却只具备了低级武官的素质--勇猛和顽强，他们也最终是以低级军官的方式阵亡。

在历史上，如果两支实力相近的军队连年交战，那么双方的思想、战法、装备势必互相影响，相对弱的一方会被动地向强的一方趋同。

但要是强的一方缺乏危机意识，乃至缺乏积极进取的心态，有时也会向弱的一方演变。

随着大明对蒙古的持续性削弱，使明军慢慢失去了明初和北元那种大兵团交战的机会，在规模越来越小、烈度越来越低的高频度作战中，大明的骑兵军团变得越来越像退化后的蒙古军队，丧失了组织性和纪律性，转而片面地追求灵活性和机动性，善打顺风小仗，大规模正面野战时难以硬战，战事稍有不利就望风而逃，将步兵丢给敌军屠戮。

当年，明军剿灭盘踞辽东的北元势力时，明军能做到“严兵不动，寂若无人”。

然而，到了万历年间，这种纪律已经不复存在。

比如，壬辰战争中的第一战里，祖承训攻入平壤，时在拂晓，骤遇倭寇，“马惊跌长嘶，兵惊慌失措，列随之溃乱”。

可以说，明军的整体表现与低水平的游牧军队并无二致。

明军的战斗力在退化的同时，纪律也愈发无制，继承了蒙古骑兵剽掠无度的传统。

在朝鲜战场上，“天兵尝托以讨取马草，散出闾巷，抢掠财产，淫辱妇女，远近闻风窜走，环三四十里，人家一空，所见极为惨骇。”

数月前，哭娘岛保卫战，毛承禄驱兵数千，其中也不乏其精锐家丁亲卫，但在战场上除了一味地强攻猛冲的战术外，并无任何有效手段，在守岛护卫以严密的排枪和火炮下，大量悍勇之辈被击杀，随即便不堪再战，稍战遇挫，便四散溃败，继而逡巡不前。

尚可喜被这位“钟大帅”的言论极大地震撼到了。

尽管，他嘴上仍表露出几分不服，但潜意识里却极是赞同他的说法。

我大明军队好像是要到了不经过一番严苛的整训，便不能于战场上呈现出应有战斗力的时候。

而作为领兵军将，也确实该需要进行一番系统的“学习”和“培训”，方能适应战场上各种复杂而多变的局面。

随着新洲人的到来，不仅为东江镇带来宝贵的粮食，还带来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继而对其产生一丝若有若无的影响。

或许，这些影响会多多少少改变处于颓势之中的东江镇，乃至整个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