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安政六年（1859年）六月底的时候，咸亨洋行跑路，自嘉永三年（1850年）开始与幕府进行的密贸易由此中止。

因为之前毫无预兆，所以幕府中枢闻讯后异常震惊。

经过勘定所、长崎奉行所和目付所共同努力，在折腾了约一个半月后，这才发现此事早有征兆：

第一，咸亨洋行的人员早就开始撤离，但幕府居然迟钝地对此毫无警惕。

于嘉永七年（1854年）成立的对马水军传习所中，本来有八名西洋水军教授，都来自咸亨洋行。但安政四年（1857年），幕府在江户开办筑地军舰教授所，裁撤对马水军传习所，这八名洋人就离开扶桑了。

同时，本来韭山炼铁所还有一些西洋技工，也是咸亨洋行提供的，但后来也都走了，时间同样在安政四年。

至于经商的人员，因为咸亨洋行做的是密贸易，因此采购、销售都委托给长崎奉行所，只在对马岛有3个常驻人员。可这些人这次也以探亲的名义一起随商船溜了。

现在看，一个人都不留，当然是极其可疑。

可之前两边亲密无间、如胶如漆，谁能想到咸亨洋行突然撤走呢？对此，幕府严加惩处了监管的人员，可依然与事无补。

另一个征兆就是双方交易商品种类的变化。

本来，咸亨洋行在输入书籍、报刊、机械、军械之余，也会输入一些布匹和其它兰物。但自从安政二年（1855年）开始“以扶桑金易海外银”后，这些普通货物的份额就逐步降低。

按理说，交易额下降是贸易中断的明显征兆，可因为双方金银兑换的数目逐年增加，居然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因为表面看贸易额是上升的。

其实，也不是没有人提前察觉危险。

小栗忠顺在长崎奉行任上时，鉴于咸亨洋行的重要性，他就曾向江户提出过多次建白：

“自安政元年签署三国和亲约定以来，西洋船往来日多，因行隐秘事，咸亨船往来长崎多有不便。请另择新泻或它地为隐港，以防不测。”

其实，小栗已经发现了咸亨洋行中断贸易的一个理由，那就是往来不便。

自1854年扶桑与米人、英吉利、兰国签署了和亲约定后，到扶桑特别是长崎港的西洋船只日渐增多，这给咸亨洋行造成了很多不便。

要知道，当时签订的只是避难港、补给港的内容，名义上能和扶桑通商的还是只有兰国一家。因此，咸亨洋行做的密贸易，虽然交易对象是幕府，但也得偷偷摸摸地，不然兰国抗议是小事，如果惹的其它西洋诸国以此为借口要求通商，那就麻烦大了。

原本也不是没有遮眼法，开始时咸亨洋行打的是唐人旗号，但现在西洋船多了，万一兵船将其堵在港口里，那不就真相大白于天下了么。

说实话，兰国商馆当时还真动了这方面的心思，就算自己不动手，但可以通知米人、英人啊，干系自然可以摘除得干干静静。但考虑再三，鉴于其在扶桑的利益不小，最终兰人还是没有轻举妄动——虽然有人和自己抢生意，但如果打掉这个弱的，然后召来一群饿狼和自己抢食，好像犯不上啊。

小栗第一次相关上书是嘉永七年（1854年）夏季，当时与咸亨洋行的密贸易地点已经转到了对马群岛的芋崎港。

“无事身非！”

幕府觉得对马岛已经足够隐秘和安全了，因此小栗的上书没有得到回应。

其实，小栗是一片忠心，这通商就是财路，作为长崎奉行，他建议换地交易，这就是把金银往外推啊。

但奈何别人不怎么看啊。

他的上奏写啥都行，可万万不应该提及“新泻”这个地方：

首先，新泻港附近有个幕府的心头肉——佐渡金山。作为扶桑当时最大的金银产地，佐渡岛就是幕府的命脉，谁碰谁死。这把咸亨洋行放到新泻去，万一召来其它西洋饿狼怎么办？

再一个，小栗忠顺的老爹忠高，曾经担任佐渡奉行多年，这换地对别人是舍弃一条财路，对小栗而言，这不是从碗里挪到锅里去了么？

长崎奉行有两个，因

此另一位长崎奉行对这个建议激烈反对：

“铁桶一般的长崎不说，芋崎也不为外人所知，哪里用的着换地！

真担心的话，长崎附近不是还有不少小岛吗？选一个做交易地好了。”

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对马岛辣么大，又是海上交通要冲，怎么能算是“不为外人所知”；而长崎附近的荒岛确实很多，可要是能做交易地，那幕府这些年早干嘛去了？

再说了，日后西洋诸国压迫扶桑开港，提出的地点一共是五港两都，也就是七个港口。这些地方依次为长崎、箱馆、神奈川、兵库、新泻和江户、大坂，从隐秘看，也就是新泻是可选的转移之地——其它地方要么太繁华不利于保密，要么就是西洋船众多。

因此，小栗忠顺真是出于一片公心。

但奈何他说了不算啊！这些年来，咸亨洋行主动请求了多次，小栗忠顺也屡次上书，但这交易地还是一直没改，就固定在对马群岛的芋崎港。

等安政五年（1858年），小栗卸任长崎奉行役职后，咸亨洋行也认命了。

但交易地在对马岛芋崎港，这可把咸亨洋行坑苦了：

虽然是米人海商，但奈何扶桑和米人还没正式通商呢，这撇下同伴吃独食是犯了大忌！

而且，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向扶桑这样的非西洋国度输入先进军械、机器和技术，那可是犹大一样的行为，真被抓到，就算不被当众吊死，那也是群起攻之、身败名裂的下场。

就为这，咸亨洋行于1855年换皮为四海洋行，而且怕泄密没敢通知幕府。

同时为了建立防火墙，同年还成立了松江汇理洋行，彻底将直秀一系的海外力量分割为明暗两处。

但就算这样，事情依然向不好的方向变化。

安政二年（1855年），对马水军传习所里有西洋教授的消息走漏。

也不知道米、英两国水军是怎么知道的，反正开始偶尔有船在对马岛附近海域堵咸亨洋行的船——但万幸，这两家没有和幕府正式撕破脸，所以上岛硬抓人的倒霉事到底是没有发生。

咸亨洋行一开始就用的是蒸汽风帆混合动力商船，机动灵活不说，还特意为提升速度做了改造，因此，虽然被发现了几次，但都顺利逃脱了——其实是不是特意来抓自己的，咸亨洋行也不确认，反正见面就跑总是没错。

后来，为了保命，咸亨洋行开始了表演——换船名不说，冒充其它国度的商船是常规操作，行踪也开始诡秘，不再按季风规律来航。

等“以扶桑金易海外银”的贸易额大了之后，所幸连普通货物都不怎么装了，就一艘快船神出鬼没，如幽灵一般。

到了安政五年（1858年），扶桑的外国船只更多，这时咸亨洋行已经被逼的不行，甚至开始和长崎奉行所认真讨论，“对马岛看起来也不靠谱了，长崎附近不是还有不少小岛吗，在哪里交易行不行？”

但根据当年签署的通商约定，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起，长崎、神奈川（横滨）、箱馆对外正式通商，所以幕府方面只是劝咸亨洋行以换皮应对——都正式通商了，你们改个名字不久可以大摇大摆出现了么。

坑爹啊，站着说话不腰疼！

其实咸亨洋行一直做的都是杀头的买卖，但对这份付出幕府不够重视。

想想也是，这些年来扶桑天灾人祸、内外交困，江户大佬们又内斗不止，哪里有闲心关心这个——唯一重视此事的就是小栗忠顺，但别人都认为他是得了天大的好处，所以不舍得放手而已。

上杆子不是买卖啊！

咸亨洋行赔本卖吆喝本来就不被理解，“不赚钱，甚至不赚大钱，你凭什么这么卖力？”

真说起来，这些年咸亨洋行还真没少赚：

说是赔本卖吆喝，但远洋贸易本是暴利，就算价格定的公道些，但不赚钱是不可能的。

加上，军械等货物都是出自自家在米国的产业，供给的价格非常有优势，除了咸亨洋行自己，就没有其它中间商挣差价，那能不赚钱么！

而且，光“以金易银”一

项，因为本钱是幕府掏的，咸亨洋行的毛利就达到了近60万美金之多——折合15万天保小判金。

虽然咸亨洋行这个钱挣的不亏心，没有鸿之舞金银矿兜底，这些大的金银兑换足以击溃香江市场，但幕府方面不知道啊，只看到了好多一笔钱落入洋行的手中——再说了，金银比价在海外是一比十五，可不是扶桑的一比五，这么算就是挣了四十五万金，抢也没这么快吧！

坑爹啊，哪有这么反复计算的。

咸亨洋行挣的这笔钱是能多换不少银子，可海外银价低，幕府给的金子没变，所以毛利还是近60万美金——数学老师您多保重啊，世界非常需要你！

当然了，等咸亨洋行跑路后，幕府仔细翻账本，这个普遍误解终于消除了。

造成这个的原因就是咸亨洋行太懂事了。

因为每次交易时打点得十分周到，从给公方样、江户重臣到长崎、对马的负责人、经手人，每次无一遗漏，还殷勤的很，难免被怀疑挣了金山银海一样的财富。

但幻觉是会消失的。

等安政六年（1859年）六月底咸亨洋行跑路后，幕府全面评估此事造成的影响，这才发觉，“本来是两相得利的事，可能因自己一方自视过高，到了把事情搞砸了。”

当然，可以这么想但不能这么说，幕府中枢还是捏着鼻子“坚信”：

“既然咸亨洋行留书‘情势所迫’，那肯定是遇到别的困难了。幕府这方面一直以来是没问题的，其乐融融啊。

说不定日后人家去而复返，这生意不就继续了么。”

这种“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豁达，可不是每个人都有——勘定奉行小栗忠顺就追悔莫及，觉得自己返回江户奉公后，因公务繁忙导致对此关注不够，为此他痛心疾首得很：

咸亨洋行对幕府的帮助太大了！

从风说书、及时通报海外消息来说，比兰国商馆给力太多了。虽然幕府在和西洋诸国打交道时没占到便宜，但力不如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本就难免，没有咸亨洋行结果肯定更差；

而且，从提供先进军械开始，到后面帮助提高兰学产业，这炼钢、铸大筒、制铁炮水雷，无一不是咸亨洋行鼎力相助的结果；

就算通商，也是价格公道从无欺瞒，不说之前与兰国商馆相比，就看今年六月开始的对外通商情况，简直是物美价廉的典范；

而且，“以扶桑金易海外银”这样的大事，人家不声不响地就办了，西洋诸国在远东的人居然毫无察觉，这实力，真是可怖可畏；

更重要的是，小栗忠顺如今作为勘定奉行主持财政，这才发现，咸亨洋行之前提出的相关产业建设和对外贸易的见解，那真是明见万里，对如今开国通商后的情形居然料得分毫不差。

因此，跑了咸亨洋行，是痛失一大臂助！

考虑到从西洋虎狼群中再也找不到相熟的面孔，一种孑然的感觉挥之不去。

咸亨洋行和箱馆奉行崛直秀的关系匪浅——这点虽然直秀从未承认，但默认的态度是对自己摆出来的，所以小栗准备派人问问直秀，“这有啥委屈可以直说，咸亨洋行能不能回来啊？这次肯定不会再遭轻视了。”

但自安政五年（1858年）六月坦庵先生病逝后，不知不觉间，小栗忠顺和崛直秀两人的政见开始不尽相同，虽然情谊还在但彼此开始有了间隙。自己又不能去箱馆，随便派个人去吧，这种性命攸关的话题，恐怕直秀不会轻易涉及——可能连谈都不会谈。

真是愁死个人！

从和历七月中旬一直拖到九月，这才让小栗找到了机会:

幕府流放要犯到北地，又令六家大名助垦箱馆，他赶紧找人运作心腹松前顺丰当了使番，相信以松前的伶俐，一定能把这件事办好！

但松前到了箱馆，他也挠头啊：

“这勘定奉行小栗丰后守说得不明不白的，好像是让崛直秀勾搭得力的西洋商人。可再找个咸亨洋行这样的，那有如此容易！

再说了，这可是破家灭门的罪过，没有幕府的旨意，人家崛直秀肯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