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那伊格那提耶夫的野望

在了解情况的人看来，那伊格那提耶夫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少年得志——作为鲁西亚特使，1832年出生的他今年才26岁。出身大贵族不说，其父还深受过世的鲁西亚皇帝尼古拉一世信任，连他自己出生时，也是如今的皇帝亚历山大二世亲自施洗的。

不过，作为鲁人特使他也不是没有烦恼：

克里米亚战争中鲁西亚惨败，这导致皇帝和帝国威信受损，国内舆论沸腾，不但宫廷之中新老几派内斗不休，连民间的革新浪潮也此起彼伏。

这不是光靠铁腕就能压制住的——克里米亚半岛和欧罗巴领区内,物价飞涨、供给匮乏，连官僚都生存困难，就更不要说领民了；同时战败导致帝国财政困难，唯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大量增发纸币，但这又进一步推高了通货膨胀。生活艰难，过分的压制只能导致更大的反弹。

而那伊格那提耶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临危受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要求他，“灵活、果断地处理东方问题，重新竖立起帝国在世界的威信，以给帝国领民以鼓舞和信心。”

但豪言壮语无法补充实力——虽然克里米亚战争已经结束了两年多，但帝国的经济和军势依然在重建中，因此他得到的唯一支持就是八艘战船，其中的三艘还在1857年被扶桑击毁了。

想到此处，那伊格那提耶夫的瞳孔不由自主地收缩了一下，谁能想到，自从黑海舰队全军尽墨后，帝国已经从欧罗巴水军强国的位置上跌到如此危险的地步：

克里米亚战争前，帝国有两大一小三只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和鄂霍茨克区舰队。

抛开弱小的鄂霍茨克区舰队不淡，另外两只舰队实力十分强大，堪称是帝国的明珠。

黑海舰队曾经拥有4艘120门炮战列舰、12艘84门炮战列舰和4艘60门炮巡洋舰以及大量辅助战船；而在波罗的海，帝国光战列舰就有27艘之多！

不过，如今黑海舰队已经成了昨日黄花，主力舰在战斗中损失殆尽，目前还在重建中；而波罗的海舰队虽然损失不大，但蒸汽舰的比例太少，根据战争中的经验，战力堪忧。

帝国水军的变革正在进行，但因为时日尚浅，加上身居高位的顽固老家伙们的抵制，目前还没有根本的改变。

但变革缓慢的根本原因还是没钱！

想到这里，指甲刺疼了了伊格那提耶夫，他又想起出使前宫廷中激烈的辩论：

虽然已经卸任了外事大臣，但两任该职的涅谢尔罗捷掌握大权长达36年，扶植的党羽不可胜数。因此，即使作为外事枢密官的涅谢尔罗捷不说话，其手下众多的日耳曼裔外事官依然可以左右局势。

“荒芜的阿穆尔河流域是难以防御的包袱。

阿拉斯加已经卖给了英吉利人，那么，在远东的扩张和继续投入，无疑是非常危险的。

而帝国有限的金库，应该优先照顾忠诚的子民，不应轻掷于冒险之中。”

“不知水深浅，切莫过河。”

“千顶之城曾毁于一支小蜡烛，英吉利人刚刚得到阿拉斯加,帝国在远东的冒险无疑会刺激到英人，从而引发不必要的风险。”

克里米亚战争的大失败，不但导致了非常严峻的财政问题，也使很多大臣和贵族丧失了信心，他们都反对在远东的继续扩张——最起码不能是近期。

而且前面的教训太惨重了：

穆拉维约夫是帝国最近几十年里第一位战死的总督，而其麾下的东西伯利亚，堪察加半岛和伊尔库茨克两个地区，按当地官僚的话是，已

经退回到百年之前的状态，“叛乱不断，渔业、狩猎和粮食种植都已经无法维持。”

事情是这样的，早在1854年鄂霍茨克区舰队全军覆没后，加上大量商船、渔场的损失，沿海各领地就事实上基本处于孤立状态。

但更要命的是，以前平叛的主力，哥萨克骑兵，如今却成了反叛的骨干，三年来裹挟大量流放犯，不断袭击各定居点，导致鲁西亚移民纷纷逃离该地区。

之前的高压和残酷，如今显示出严酷的结果，反叛者作战勇敢、宁死不降。

克服交通不便调集的两千正规军根本无济于事，新到的哥萨克骑兵私下里和同胞勾结，完全是出工不出力；而因为机动性的落后，步兵则无法聚歼叛匪。

三年下来，除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外，只有鄂霍茨克、阿扬勉强修复了秩序，其它地区则沦为法外之地。

所幸，东西伯利亚的环境恶劣是一视同仁的，如今叛匪也坚持不下去了，从1858年春季开始，要么北上逃亡，要么只能接受招安。

在1857年新上任的伊尔库茨克和东西伯利亚总督普嘉廷的怀柔政策下，东西伯利亚终于开始恢复秩序。

但经过战争和叛乱，原本十万冒头的人口，如今只剩下几万人而已；粮食输入则严重依赖于外部输入；财政也早就崩溃了，全仗圣彼得堡支援。

伊格那提耶夫是1856年10月离开的欧罗巴，当时谁也没料到，之后的东西伯利亚情况会如此严重。

想到这里，他苦笑了一下，“如果早预料到这样，那宫廷会议的结果估计会更加不利。”

当时大部分贵族都不愿在战争刚刚平息后就发动冒险，但幸亏新任的外事大臣戈尔恰科夫站了出来：

“没有不带刺的玫瑰。况且，不弯下腰就捡不到蘑菇。”

戈尔恰科夫认为，“既然帝国迟早要回到世界舞台，那于欧罗巴以外在远东另辟蹊径也无不可。毕竟，对手可比英佛等国虚弱的多。”

不过，戈尔恰科夫也同意“不要过分刺激英吉利人”，因此出使的主要目的是“手段灵活地寻求帝国在东方的空间”。

1857年4月，当伊格那提耶夫到达香江后，他欣喜地发现，英吉利已经与唐人开始交战了。

果然，在表明鲁西亚并无联手唐人之意后，英人的敌意大减。

随后自己到处打着调停的旗帜，和米人特使列卫廉一起左右逢源，最终在“亚罗号战争”中捞到了不少好处——除了没有战败赔款外，鲁米两国在1858年《津门条约》中得到的利益与英佛一般无二。

但美中不足的是，英吉利人依然对鲁西亚存有一定的警惕，居然将阿穆尔河口的庙屯列为六大通商口岸之一。要知道，唐人的庙屯就是帝国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这可是以已故皇帝尼古拉一世的名字命名的地方！

自己苦劝之下，英吉利特使额尔金依然不肯松口，甚至当着列卫廉和佛兰西特使格洛斯的面，讽刺自己贪得无厌，“在虚弱的时候，北方的熊仍旧不忘盯着别人的猎物。甚至在被给予一定食物后，依然保持着依旧的贪婪！”

可恨，因为之前“北太平洋和中华海探险考察船队”参与堪察加军势运输的事，受到英吉利警告的米人不肯公开支持自己，而佛兰西人又全面倒向英吉利，自己落入孤掌难鸣的境地。

见势不妙，当时自己只好退让，连阿穆尔河中下游的通行权都共享出来——反正是慷唐人之慨，又没损害到鲁西亚的利益。而远东荒僻，想必其它国度没有多少精力关注此地

，等时间一长，此地

必然彻底落入鲁西亚的掌握。

想到此处，伊格那提耶夫对帝国的东西伯利亚总督普嘉廷很是不满——他早就发信要求普嘉廷果断采取行动，趁着亚罗号战争正酣的大好机会，筹集重兵在阿穆尔河中下游对唐人施加压力，这样才能配合好自己的外事行动，从而狠捞一笔。

但普嘉廷这个造成鄂霍茨克区舰队覆没的家伙，一定是在孤身逃跑中丧失了宝贵的勇气，居然说什么，“这样做必然引起英佛联军的干涉！”

真是帝国之耻！和战死的上任总督穆拉维约夫比起来，此人完全配不上帝国总督的位置。

如果普嘉廷知道伊格那提耶夫的想法，肯定会嗤之以鼻——穆拉维约夫弄丢了大批黄金，要知道这可是大贵族们在阿拉斯加千辛万苦才搞到的。结果自己战死了不说，其后家人都不得安宁，要不是皇帝亚历山大二世体恤心腹，穆拉维约夫家族连死后的哀荣都落不到手里。

反正普嘉廷是不准备冒险，在没有圣彼得堡的明确命令下，谁也不能让他出兵！——在直秀这只蝴蝶的影响下，远东的事态发展越来越诡异。

尽管如此，伊格那提耶夫自认自己出使的任务完成得依然不错，没费一兵一卒就拿到了唐人的约定，充分证明了自己手段高超。

可是，万万没想到，他居然会在扶桑失手。

没有不带刺的玫瑰，可这次花没摘到却险些被刺伤了手——这个被认为的蕞尔小国，居然敢抗拒帝国的要求！

可谁能知道，扶桑这个封闭落后的国度居然有人知道《万国公法》呢！

在哪个叫什么崛直秀的辩护下，本来偏袒自己的英米两国公使居然就此转变了态度。

其实，伊格那提耶夫也知道，根子不在此处，就算扶桑人说得再好，如果额尔金、哈里斯坚定地支持自己，事情也不会有什么不利变化。

但问题是，自己要求扶桑割让北方大岛的事引发了额尔金的警惕，英人觉得鲁西亚依然谋求在北太平洋方面的拓展，而这无疑不符合其一直坚持的海洋战略——将鲁西亚封闭成为一个近海国度。

至于米人哈里斯，也暗示自己不要狮子大开口。

其实哈里斯的意思伊格那提耶夫懂，说白了就是不要抢他的风头：

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压迫扶桑通商，就此而论，哈里斯无疑是外事官僚的顶峰。但如果自己割占了一个大岛，那无疑哈里斯的功绩就会逊色很多。

但这真是冤枉啊！

其实割让大岛的提议，只是自己的手段而已。

所谓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外事官不都这么干！

可尽管自己一再解释割地只是谈判的一种策略而已，但英米两方的态度还是起了变化。

而协调会上的失利则提供了借口，英米两国的特使居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那就是“压制鲁西亚，不要破坏当今的大好局面”！

伊格那提耶夫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所以立即申请休庭，准备用帝国的传统方法——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箱馆之战证明了他目光精准，扶桑军势不堪一击，之前1857年的水军战败只不过是大意而已。

伊格那提耶夫坚信：

“只要帝国水军按照条例作战，那胜利唾手可得。

等占领白主后，自己就回师江户，扶桑方面必然卑躬屈膝。

大岛的割让虽然难以实现，但让扶桑方面赔一大笔是肯定没问题的，而这将给自己的远东之行一个完美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