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新年夜的钟声

1874年1月1日，维也纳

新年夜的维也纳，没有狂欢。

不是因为人们不想狂欢，而是因为没有什么值得狂欢的事。股市崩盘的阴影还在，失业率还在涨，面包的价格还在涨。唯一没涨的，是人们的工资——如果他们还有工资的话。

圣斯蒂芬大教堂的钟声在午夜敲响，沉闷而缓慢，像一口痰卡在喉咙里的老人。有人站在街上听了听，然后缩着脖子回家了。没有人拥抱，没有人接吻，没有人唱《蓝色多瑙河》。

雅各布·科恩在钟声敲响的时候，正在数钱。

不是庆祝新年，而是算账。他把过去一年的收入和支出列了一张表，发现利润比去年少了三分之一。不是因为客人少了——客人反而多了。而是因为赊账的人太多了。

“你应该停止赊账。”费伦茨说。

“不能停。”

“为什么？”

“停了，那些人就没地方去了。”

“他们没地方去，跟你有什么关系？”

雅各布没有回答。他把账本合上，锁进抽屉里。

“费伦茨，”他说，“你相信人有来生吗？”

费伦茨愣了一下。“你什么时候开始信这个了？”

“我不信。我只是在想，如果没有来生，那这辈子活着是为了什么？”

“为了活着。”

“活着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不死。”

雅各布笑了。“你真是个哲学家。”

“我只是个没了一只胳膊的老兵。”费伦茨端起一杯酒——不是咖啡，是真正的酒，圣诞节一个客人送的。“新年快乐，雅各布。”

“新年快乐。”

他们碰了杯。酒很烈，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窗外，新年的第一片雪花落了下来。

莱奥在的里雅斯特度过了一个安静的新年夜。

炮台的士兵们凑钱买了一桶葡萄酒，在营房里喝了个半醉。马蒂奇用他那带着浓重克罗地亚口音的德语讲了一个关于海盗的笑话，所有人都笑了——虽然没有人真正听懂。

莱奥没有喝酒。他坐在炮台的围墙上，面朝大海，看着远处的灯塔在黑暗中一闪一闪。

他在想一件事。

昨天，他收到了施密特的信。信上说，施密特在海军基地的仓库里发现了一批“被遗忘”的弹药——整整五十箱，足够海岸炮兵用半年。但仓库主管不让搬，说“没有维也纳的批文”。

“没有批文，弹药就只能烂在仓库里。”施密特在信上写道，“而你们的炮台上，连一发试射的炮弹都要省着用。”

莱奥决定做一件事。

他去找了马蒂奇。

“军士长，我想去仓库搬弹药。”

马蒂奇看了他一眼。“没有批文。”

“我知道。”

“那你打算怎么搬？”

“先搬，后补批文。”

马蒂奇沉默了很久。“你知道后果吗？”

“知道。军事法庭。”

“那你还去？”

“炮台上没有弹药，敌人来了怎么办？”

“敌人不会来。”

“万一来了呢？”

马蒂奇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笑了。“你跟你父亲一样，是个疯子。”

“您认识我父亲？”

“不认识。但我听说过。柯尼希格雷茨，一个骑兵少校，带着两百人冲三十二门炮。那不是正常人干的事。”

莱奥没有说话。

“去吧，”马蒂奇说，“我跟你一起。反正我这条命，二十年前就该丢在海上了。”

第二天一早，莱奥和马蒂奇带着五个士兵，去了海军基地的仓库。

仓库主管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姓瓦格纳，据说靠这个职位发了不小的财。他看见莱奥，立刻皱起了眉头。

“少尉，你来做什么？”

“搬弹药。”

“批文呢？”

“没有。”

瓦格纳的脸涨红了。“没有批文，不能搬！”

莱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他。“这是炮台的弹药消耗报告。上面写着，我们的炮弹存量已经低于安全线。”

“那是你们的事。没有批文，不能搬！”

莱奥把纸收回来，看着瓦格纳的眼睛。

“瓦格纳先生，”他的声音很平静，“如果敌人来了，炮台上没有炮弹，我会在战死之前，先来找你。”

瓦格纳的脸从红变白。“你……你在威胁我？”

“不是威胁。是陈述事实。”

两人对视了几秒钟。瓦格纳先移开了目光。

“搬吧，”他挥了挥手，“但出了事，我不管。”

莱奥没有说谢谢。他转

身对士兵们说：“搬。”

五十箱弹药，整整搬了一个上午。当最后一箱被装上马车的时候，莱奥站在仓库门口，看着瓦格纳的背影，忽然想起雅各布说过的话：“在这个帝国里，不叫的孩子没奶吃。但叫得太响的孩子，会被掐死。”

他不知道自己这次叫得算不算太响。

但他知道，炮台上终于有炮弹了。

伊洛娜在新年第一天回到了维也纳。

布达佩斯的家让她窒息。不是因为她不爱父母，而是因为那个家里充满了“过去”——过去的荣耀、过去的财富、过去的期待。每一件家具、每一幅画、每一本书都在提醒她：你是一个拉科齐，你应该做拉科齐该做的事。

但她不想做拉科齐该做的事。她想做伊洛娜想做的事。

回到维也纳的第一件事，她去报社报到。

贝尔塔不在。前台的那个胖女人告诉她，贝尔塔病了，已经三天没来上班。

“什么病？”

“不知道。她没说。”

伊洛娜问了地址，然后直接去了贝尔塔的家。

贝尔塔住在维也纳第十七区的一栋小公寓里，三楼，没有电梯。伊洛娜爬上去的时候，气喘吁吁。

她敲了敲门。没人应。

她又敲了敲。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苍白的、疲惫的脸。

“伊洛娜？”贝尔塔的声音沙哑，“你怎么来了？”

“听说您病了。我来看看。”

“我没事。就是感冒。”

“感冒三天还没好？”

贝尔塔苦笑了一下，把门打开。“进来吧。”

公寓很小。一间卧室，一间客厅，一间厨房，没有卫生间——厕所在走廊尽头。客厅里堆满了书和报纸，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贝尔塔让伊洛娜坐到沙发上，自己去厨房烧水。

“您一个人住？”伊洛娜问。

“一个人。”

“没有家人？”

“有。但他们在格拉茨。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贝尔塔端了两杯茶过来，坐到伊洛娜对面。她的脸色很差，眼窝深陷，嘴唇干裂，但眼神还是锐利的。

“伊洛娜，”她说，“你有想过，为什么要当记者吗？”

伊洛娜愣了一下。“为了……改变什么。”

“改变什么？”

“改变这个世界。让女人有投票权，让穷人有饭吃，让……”

“让帝国不垮？”贝尔塔接过话头。

伊洛娜沉默了。

“我也想改变世界，”贝尔塔说，“但我改变了什么？什么都没有。我只是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报道，然后第二天，它们就被用来包鱼了。”

“那您为什么还要写？”

贝尔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因为，”她说，“如果不写，我就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

伊洛娜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疲惫，没有绝望，只有一种近乎固执的、不肯熄灭的光。

“贝尔塔，”伊洛娜说，“您会好起来的。”

“当然。我还要看你的第三篇报道呢。”

伊洛娜笑了。“我还没写。”

“那就写。现在写。”

“现在？”

“对。就坐在这里写。我给你看着。”

伊洛娜从包里拿出纸和笔，坐到贝尔塔的书桌前。窗外是维也纳的灰色天空，窗台上有一盆快要枯萎的仙人掌。

她开始写。

写什么？写贝尔塔。

写一个独自住在小公寓里的女人，没有家人，没有财富，只有一台打字机和一屋子书。写她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工作到深夜，写那些没人愿意看的、关于穷人、女人和孩子的故事。写她病了三天，没有人来看她，直到一个实习记者敲响了她的门。

她写得很顺，几乎没有停顿。写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她把稿子递给贝尔塔。

贝尔塔戴上眼镜，读了一遍。

“太煽情了。”她说。

“那就删。”

“不用删。这不是新闻，这是散文。散文可以煽情。”

贝尔塔把稿子放在桌上，看着伊洛娜。

“你有一双好眼睛，”她说，“看得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比如？”

“比如，一个快要枯萎的仙人掌，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养它。”

伊洛娜低下头，笑了。

莱奥在正月初三收到了雅各布的回信。信很短：

“莱奥：

你问我‘下面是什么’。我告诉你：下面是泥土。泥土下面是什么？是更深的泥土。

挖到底，你会发现，什么都没有。

但挖的过程，会让你知道自己的手有多

有力。

雅各布”

莱奥读了两遍，把信折好，放进口袋。

他站在炮台上，面朝大海。今天的海很平静，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着灰白色的天空。

“少尉，”马蒂奇走过来，“瓦格纳昨天来找我了。”

“找你干什么？”

“让我告诉你，他已经把搬弹药的事上报了。”

“上报给谁？”

“维也纳。”

莱奥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呢？”

“然后？然后等着。看上面怎么处理。”

“你觉得会怎么处理？”

马蒂奇掏出烟斗，点上。“两种可能。第一，给你一个处分，说你‘违反规程’。第二，给你一个嘉奖，说你‘主动作为’。在帝国里，这两种可能都有可能。”

“哪个可能性更大？”

“处分。因为嘉奖的话，上面就要承认他们之前没给弹药是错的。帝国永远不会承认错误。”

莱奥点了点头。“我知道了。”

“你不怕？”

“怕也没用。”

马蒂奇吐出一口烟。“你这个人，跟你父亲一样。”

“您又说我父亲。您不是不认识他吗？”

“不认识。但我听说过。一个不怕死的人，要么是真的勇敢，要么是真的傻。”

“您觉得我属于哪一种？”

马蒂奇看了他一眼。“不知道。但你会活很久。”

“为什么？”

“因为怕死的人都死得早。不怕死的，反而活得长。”

莱奥没有回答。他看着海面，看着远处的渔船在波浪中起伏。

也许马蒂奇说得对。

也许不对。

但他不想再想这些了。

他只是想活着。活着，然后做一点有用的事。

哪怕只是一点点。

雅各布在正月初五接待了一个特殊的客人。

不是马萨里克，不是王子，不是那个穿皮草的女人。

而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穿着破旧军大衣的中年男人。男人的脸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从左额一直延伸到右下巴，几乎把脸劈成了两半。

“您是科恩先生？”男人站在柜台前，声音沙哑。

“是我。”

“我叫卢卡·科瓦奇，是……是迈尔先生的朋友。”

“哪个迈尔先生？”

“赫尔曼·迈尔。您请他喝过咖啡的那个失业工头。”

雅各布想起来了。那个蹲在街边用树枝画画的男人。

“他怎么了？”

科瓦奇低下头。“他死了。”

雅各布的手停了一下。“怎么死的？”

“自杀。昨天晚上，在他住的棚屋里，上吊了。”

雅各布沉默了。

“他留下一封信，”科瓦奇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信上提到了您。他说，‘谢谢科恩先生的咖啡。那是我喝过的最后一杯好东西。’”

雅各布接过那张纸，看着上面歪歪扭扭的字迹。

“他为什么要自杀？”雅各布问。

“找不到工作。老婆跑了。孩子被送到了孤儿院。”科瓦奇的声音很低，“他说，活着没意思。”

雅各布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里。

“您想喝杯咖啡吗？”他问。

科瓦奇摇了摇头。“我不喝咖啡。我来，是想问您一件事。”

“什么事？”

“您能不能……帮他把孩子从孤儿院里接出来？”

雅各布看着他。“我？一个开咖啡馆的犹太人？”

“您是唯一一个对他好的人。”

雅各布沉默了很久。

“孤儿院在哪？”他问。

“在第十七区。叫圣安娜孤儿院。”

“我去看看。”

科瓦奇的眼睛红了。“谢谢您，科恩先生。”

“别谢我。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办成。”

科瓦奇走了。雅各布站在柜台后面，手里握着那张信纸，久久没有动。

费伦茨从厨房里探出头来。“你真的要去孤儿院？”

“去。”

“你连自己都养不活，还养别人的孩子？”

“我没说要养。我只是去看看。”

“看看之后呢？”

雅各布没有回答。他把信纸放回抽屉，锁好，然后穿上外套。

“费伦茨，”他说，“今天提前关门。”

“你要去哪？”

“圣安娜孤儿院。”

“现在？”

“现在。趁我还没改变主意。”

他推开门，走进雪里。

维也纳的雪，还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