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九十三章 山洪欲来

北京香山公园昨日发布公告称，为加强疫情防控工作，香山公园将进一步加强限流措施。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一旦达到较高的瞬时客流量，我们将和属地联动，在远端比如香泉环岛、山下就会安排人员劝导游客返回。”

公告称，目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由于天气转暖，登山游客有增多的趋势，为避免人员聚集，确保游客健康安全，香山公园将进一步加强限流措施，与属地联动实行远程管控。园内已关停的室内区域和空间相对狭小的景区，如碧云寺、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香山寺、致远斋、勤政殿、见心斋等景区，继续保持关闭状态。

香山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限流措施实行动态管理，将根据瞬时客流量相应调整。“一旦达到较高的瞬时客流量，我们将和属地联动，在远端比如香泉环岛、山下就会安排人员劝导游客返回。目前我们门区很少有游客购买纸质票，已经购买的电子票也随时可退。我们也提示游客，尽量待在家中，或是错峰出行。”

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于敏感性产业特征的旅游业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先前，我们在思考我国旅游未来发展时，很少将突发的社会因素考虑进去，如这次疫情对我国旅游走势的影响。从预测学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控的问题，是一个黑天鹅事件。迄今为止，旅游学界以及国内媒体在讨论疫情对旅游经济增长冲击的影响，多数持乐观态度。普遍认为：不必担心肺炎疫情对中国旅游的负面影响，例如2003年的**并未拖累该年度的旅游增长，全年旅游增长率仅仅比2002年下降了13%，而在2004年全国旅游增长速度高达24%。

利用17年前的疫情发生后的2003年和2004年的旅游经济运行结果，来预测本次疫情对旅游经济的负面影响，运用的分析是比较研究法，在逻辑上是合理的。比较研究法是经济学常用的一种分析方法。然而，我们在运用这种方法来分析其影响结果时，必须考虑两个不同时期的旅游经济体量、旅游发展周期、旅游经济结构以及疫情影响的范围和时间。只有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才能对本次疫情的负面影响做出准确的、理性的判断。综合考虑以上因素，两次疫情发生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是不同的，对旅游的造成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首先，旅游经济体量是不同的。2002年我国gdp为10万亿元人民币，全国旅游收入为6000亿元人民币；十七年后，2019年我国的gdp近100万亿元人民币，全国旅游收入近65000亿元人民币，无论是社会经济总量还是旅游经济总量，都是两个不同量级的差别，2019年一个月的旅游收入相当于2002年全年的旅游收入。这种规模性的旅游体量，在疫情结束时，无论是报复性的反弹，还是高强度的恢复，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可以期待，在疫情结束时，旅游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反弹，但这种反弹的数量以及形成的旅游需求与2019年的旅游规模与体量比较，是有着极大的差度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其次，旅游经济所处在发展周期是不同的。旅游发展受制于国际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旅游经济发展周期

，这一点，大量的统计研究以及各国旅游发展的

实践已得到证明，从旅游需求的理论研究也得到充分证明。2003年，我国的旅游发展处在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之中，中国入世，使中国经济融入了世界经济发展之中，国际商品贸易活动的加速，商业活动的国际交往的人员的流动，对冲了由疫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2003年我国入境过夜旅游3297万人次，外国人889万人次，2004年我国入境过夜旅游4176万人次，外国人1365万人次，分别比2003年增长了26.66

和53.66%，2005年我国入境过夜旅游4680万人次，外国人过夜旅游1641万人次，分别比2004年增长了12.1%和20.2%。当前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于以前，经济下行压力、国际贸易放缓，制约了我国入境旅游的增长。2017年我国入境过夜旅游6074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境过夜旅游

2248

万人次，分别增长了2.5%和3.8%，2018年，我国入境过夜旅游6290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境过夜旅游2364万人次，增长速度均低于3%，2019年统计没还没有出，但根据上半年统计分析，两项指标的增速也维持在2018年水平，不会有大的增长。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年同2003年相比，旅游发展的国际环境存在的不同，直接地反映到入境过夜旅游人次和外国人入境过夜人次的增速上，2003年时期两项指标的增速处在一个高增长发展阶段，平均增速在15%左右，2015年之后，这两项指标处在一个低速增长阶段，平均增速在3%以下，旅游发展周期的不同，决定了疫情对旅游的冲击程度的不同。

第三，旅游形态是不同的。2003年，我国的旅游主体是观光旅游，旅游产业链比较单一，基本上是以旅行社为核心的观光旅游。这种单一的旅游形态以及旅游产业链，有两个明显的经济特性，一是旅游形态和产业链单一，旅游经济所涉及的行业相对较少，无非就是航空公司、旅行社、景区和酒店，旅游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不大，恢复起来也比较容易；二是由于旅游形态和产业链单一，市场主体十分明确，政府可以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快速解决旅游企业应对疫情冲击的痛点和难点，政府施救相对容易。不同于2003年，我国的旅游经过十七年的发展，旅游形态日益丰富。旅游已经不是单一的观光旅游形态了，除了传统的观光旅游之外

，度假旅游、休闲旅游、商务旅游、研学旅游、技术性旅游、养老旅游、体育旅游与观光旅游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旅游类型体系。我们都知道，旅游需求决定旅游供给，旅游类型决定旅游产业链。当旅游类型扩展时，旅游供给和旅游投资也会随之扩大，旅游产业链和旅游企业组织类型也会随之增多。在多种旅游类型发展阶段下，旅游企业组织形态会更加丰富，更加多样。景区、度假区、民宿、旅游综合体、酒店、旅行社、ota平台、客运、演艺、旅游基地、代理商、旅游投资公司、旅游设计公司等等，旅游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行业的渗透和关联能力在不断强化，影响在日益放大。位于不同的产业链的旅游企业，对政府施救的需求是不同的。劳动占有主体的旅游企业期望政府在劳动保障政策方面加大力度，资本占有主体的旅游企业期望政府在金融政策方面有所突

破，不同

企业的不同需求，加大了政府施救的难度。

最后，旅游消费的大环境不同。疫情过后，旅游反弹的力度与恢复的程度取决于消费环境。今年旅游消费环境不同于2003年，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家庭负债率是不同的，2003年，我国家庭负债率只有5%，较低的家庭负债率，意味着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水平是高的，为旅游消费扩大提供了支出保证。然而，2019年我国家庭负债率达到了55%，而且负债结构又不同于美国，美国主要是消费负债，而我国主要是刚性负债，房子贷款、车子贷款占有较大比重。疫情过后，在多数家庭收入减少的同时，这些刚性负债必须按期还款，只能通过压缩具有弹性的旅游消费支出来实现，这就限制了旅游反弹的经济空间；二是生活成本是不同的。近年来，我国的家庭生活成本、教育支出、养育成本大大提升，这些刚性成本也制约了旅游消费水平，我们从近几年国内旅游平均消费下降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三是拥有的可支配旅游时间是不同的。2003年的疫情影响的时间与范围比较小，而这次疫情影响的范围涉及到全国，而且持续时间较长，春节假期不断延长，学校开学日期不断推后，大大地占用了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可以想象，在疫情过后，单位和学校为了补上工作与学习时间的损失，将会大大缩短假日时间和暑假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旅游者可自由支配时间就会大大降低，从而减弱旅游经济反弹的力度和幅度。

客观来说，本次疫情对旅游业的负面冲击将远远超过了2003年。按照当前抗击疫情战役的情况，如果3月控制住，稳定住，到4月底，全国的旅游市场逐步恢复的乐观估计，旅游业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在不考虑其它因素下，我们可以粗略地作出以下判断；首先是旅游总量，2019年，全国全年旅游收入总量大体为65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如果5月开始恢复，入境旅游9月开始恢复，考虑到需求时间因素和消费支出因素，全年旅游收入不会超过40000亿元人民币，比2019年旅游收入大体减少24000亿至28000亿元人民币，比2019年会形成35%至40%的负增长；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周期以及旅游市场自然发展规律来看，到2021下半年恢复到2019年规模水平上，旅游业的恢复时间大体需要13个月到15个月左右；其次是旅游市场结构，也就是国内旅游、出境旅游和入境旅游三大市场的恢复，国内旅游特别是短程旅游率先恢复，出境旅游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入境旅游的恢复需要更长时间；第三是旅游形态，自然类的观光旅游率先启动，文化类、娱乐类和场馆类的观光旅游恢复起来比较缓慢，研学旅游、演艺旅游、邮轮旅游恢复起来的难度较大，持续时间较长。与此同时，度假旅游、自然康养旅游将会有一个大的增长；第四是旅游空间，城市旅游会有一个规模性下降，乡村旅游会有一个大的涨幅，其中乡村民宿旅游恢复较快。从旅游目的地来说，自然地理尺度大的地区如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和疫情不严重的地区如贵州、云南、吉林、宁夏、山西、海南，旅游会有一个大的恢复，甚至会一个大的发展，以武汉为中心的周边地区以及长三角地区旅游恢复较为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