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0章 柏林的看法和大学生下乡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日，下午三时。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

韦格纳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拿着一份刚从伦敦转来的情报。

施密特推门进来，手里也拿着一份文件。

“主席，英国那边的最新消息。斯诺登已经批了四千万的预算，皇家工程兵和海军工程部各拿了三百万和两百万的监理费和验收费。

承包商那边，威尔逊、范德梅尔、杜瓦尔都在分肉。”

韦格纳抬起头，笑了。

“分肉？施密特同志，你这个词用得好。”

施密特也笑了，在对面坐下。

“还有更精彩的。多佛尔的工地，具同志们的了解，地基少挖了半米，混凝土少放了两成水泥，钢筋少了一半。

监理和验收的人，都被喂饱了。战争办公室那边，报告写的是工程进展顺利，质量符合标准。”

韦格纳靠在椅背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施密特同志，你说，英国人这工事，能挡住我们的吗？”

施密特想了想。

“按照我们拿到的图纸，那些碉堡的混凝土厚度只有设计标准的一半，甚至一半都不到。

我们的坦克炮，一发就能打穿。至于铁丝网和地雷场，布置得稀稀拉拉，我们的工兵半小时就能清理出一条通道。”

“如果他们把图纸上的东西都修好，我们可能要费点力气。现在这样，连力气都省了。”

韦格纳放下茶杯。

“施密特同志，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施密特问：“什么？”

韦格纳说：“这叫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我们不用派间谍去破坏，他们自己就把自己破坏了。”

施密特点点头。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干扰他们的工程进度了？”

韦格纳摇摇头。

“不用。让他们修。修得越好，浪费的钱越多。修得越差，我们打起来越容易。

不管哪种结果，都是我们所能接受的。”

“施密特同志，你知道英国人现在最怕什么吗？”

施密特想了想。

“怕我们打过去。”

韦格纳摇摇头。

“不。他们最怕的不是我们打过去。他们最怕的是，自己人都不相信自己能守住。

你看斯诺登，他贪了多少钱？六百万。他为什么贪？因为他知道，这个国家保不住了。

与其让钱烂在国库里，不如装进自己口袋。”

“坎贝尔呢？他拿了二百万的验收费，连工事都不去验。

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验了也没用。那些工事，根本挡不住我们。

莫里森呢？他收了钱，连钢筋少了一半都不管。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多几根钢筋，也挡不住我们。”

施密特说：“所以，他们已经从内部烂掉了。”

韦格纳点点头。

“对。一棵树，如果从外面砍，要砍很久。如果从里面烂，不用砍，自己就倒了。”

“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用做。让他们自己烂。烂到一定程度，我们去收果子就行了。”

施密特也笑了。

“那我们的演习呢？还继续吗？”

韦格纳说：

“继续。不但要继续，还要加大规模。让英国人看见，我们在准备。让他们紧张，让他们花钱，让他们贪污，让他们自己把自己拖垮。”

施密特点点头。

“法国和意大利那边，我已经通知了。他们同意继续联合演习。苏联同志也派了观察员来。”

韦格纳说：

“好。让克朗茨同志继续指挥。告诉他，演习就是实战。让士兵们练好，等真正打的时候，少流血。”

施密特记下了。

韦格纳又想了想。

“还有一件事。荷兰那边，费恩同志怎么样？”

施密特翻开另一份文件。

“荷兰的新政府已经成立了。

费恩同志担任总理，范德林登同志担任副总理。他们正在搞土改和国有化，进展顺利。

我们的同志已经撤回来了，只留了顾问的同志们在那边。”

韦格纳点点头。

“好。告诉费恩同志，荷兰的事，由荷兰人民自己决定。我们只帮忙，不插手。”

施密特说：“我会转达的。”

“我看英国人现在已经失去了信念。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战。为国王？国王在准备逃跑。为国家？国家在烂掉。

为人民？人民在挨饿。

他们什么都不是了。而我们有信念。我们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战。为工人，为农民，为那些还在受苦的人。”

他走回办公桌前。

“施密特同志，你记得一九一八年吗？”

施密特说：“记得。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

韦格纳笑了。

“对。什么都没有。但我们有信念。现在我们什么都有了，信念还在。这就够了。”

他拿起那份情报，又看了一眼。

“施密特同志，你说，英国人还能撑多久？”

施密特想了想。

“不知道。也许一年，也许两年。但不会太久了。”

韦格纳点点头。

“那就再等等。让他们自己烂。等他们烂透了，我们再去收拾。”

让我们把视角拉远来到了上奥地利州，林茨郊区的第三合作社。

当客车在村口停下来的时候，大学生贝克尔以为走错了地方。

贝克尔手里捏着那张通知书，上面写着：上奥地利州，林茨郊区，第三农业合作社。

他想象过这个地方无数次——从课本上那些旧照片里，从父亲讲述的苦难故事里，从老师描绘的“旧社会”图景里。

贝克尔以为会看见低矮的土坯房，坑坑洼洼的泥路，面黄肌瘦的农民蹲在墙根晒太阳。

就像历史课本里那些黑白照片一样。

当贝克尔拎起帆布包，跳下车，愣住了。

柏油路一直铺到村口。路两边种着整整齐齐的树，树下是红砖人行道。一排排两层小楼沿着缓坡向上延伸，白墙红瓦，窗户明亮，阳台上摆着花。

“贝克尔同学吗？”

一个穿灰衬衫的中年男人迎上来，脸上带着笑，伸出手。

“我是第三农业合作社的主席，叫赫尔曼。欢迎你来我们村。”

贝克尔握住他的手。“赫尔曼同志，我……我以为……”

赫尔曼笑了。“以为是什么样？破破烂烂的？”

贝克尔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赫尔曼拍拍他的肩膀。“那是都是好久从前的事情了。走，我带你看看。”

两个人沿着柏油路往村里走。路边停着几辆摩托车，还有自行车。

一辆浅蓝色的小汽车从他们身边驶过，司机按了按喇叭，朝赫尔曼挥挥手。

“那是咱们村木匠家的。”赫尔曼说，

“他儿子在维也纳当工程师，给他买的。老头考了三次驾照才过，气得考官都直摇头。”

贝克尔忍不住笑了。

他想起父亲说过，从前

村里只有地主家有马车，农民赶集要走几十里路。

赫尔曼指着路边的房子。

“这一片都是新盖的。国家给了低息贷款，合作社帮工，自己出点料钱。

三间房加个院子，够住。”他指着一栋白色小楼。

“那家是施耐德他家，去年他家是我们村第一个买了电视机的。那时候晚上大家都去他家看电视，热闹得很。”

贝克尔问：“电视机？村里都有电视机了？”

赫尔曼笑了。“有。好几家都有。咱们村通电早，那年开完代表大会之后就通了。

现在家家户户有电灯，收音机和电视。年轻人爱看电视，老年人爱听广播。各取所需。”

他们走到村中心。一座石头砌的水井还在，井对面是合作社办公楼，灰白色，三层，门口停着几辆自行车。

赫尔曼领着贝克尔到了宿舍，推开门。“贝克尔同志，这是你的房间。”

房间不大，但干净。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窗户朝南，能看见远处的田野。

贝克尔放下帆布包，走到窗前。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农田，玉米正抽穗，麦子已金黄。

田埂上种着向日葵，花开得正盛，一片金黄。

赫尔曼站在他身边。“好看吧？”

贝克尔点点头。“好看。”

赫尔曼说：“你来的正是时候。过两天就要收麦子了。机械化收割，联合收割机，你见过吗？”

贝克尔摇摇头。“只在电影里见过。”

赫尔曼笑了。“那明天我带你去看，体验一下劳动生活。先去吃饭，尝尝咱们村的伙食。”

食堂在办公楼一层，宽敞明亮，摆着十几张长条桌。墙上挂着韦格纳的画像和一幅宣传画：一个农民开着拖拉机，背后是金色的麦田，上面写着“劳动最光荣”。

午饭是土豆炖牛肉，酸黄瓜，还有一碗热腾腾的蔬菜汤。贝克尔吃得很香。

旁边一个老农民看着他，笑了。“城里娃，能吃是好事。”

贝克尔有些不好意思。“老师傅，您在这村住多久了？”

老农民伸出三根手指。“三十年。”

贝克尔问：“三十年？那您见过以前的样子吗？”

老农民放下勺子，沉默了一会儿。

“见过。以前啊，这村没几间好房子。下雨天漏得厉害。地是地主的，种一年不够交租。冬天没柴烧，冷得直哆嗦。”

他指了指窗外那片金黄的麦田。

“那块地，从前是地主家的。我爹给地主扛活，一年到头，挣不够全家吃的。

后来革命了，地主跑了，地分了。再后来办合作社，地合起来，用机器种，用机器收。产量翻了几番。”

他指着自己身上那件干干净净的蓝布衫。

“从前哪敢想穿这么好的衣服。一年到头一件破棉袄，补丁摞补丁。”

贝克尔听着，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话。父亲说，从前矿上工人住窝棚，吃黑面包，一天干十二个小时，累死累活不够养家。

现在，父亲穿着干净的工作服，住着国家分的房子，每月工资按时发，还有带薪休假。

他问老农民：“老师傅，您觉得现在日子怎么样？”

老农民笑了。“好。比以前好一百倍。有吃有穿，有房住，有医保，老了有养老金。我孙子在维也纳念大学，国家出钱。”他顿了顿，“就是一样不好。”

贝克尔问：“什么不好？”

老农民说：“太忙。从前闲，闲得发慌，闲得没饭吃。现在忙，忙得脚不沾地。但忙得高兴，忙得有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