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章 北大的“功狗”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傅斯年抵达北平时，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

傅斯年见到陈雪屏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与伪大学的教师有没有来往。

陈雪屏如实回答后，傅斯年很不满意，他激动地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那些在日伪时期担任过教职员的人听说傅斯年坚决不录用他们，便四处活动，要求继续留用。他们甚至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还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公开信，申述他们留下来充当日伪教员的理由和苦衷。

这些理由和苦衷也得到不少人的同情，就连陈雪屏也认为，除了极少数人甘心附逆之外，大多数人是由于各种原因留下来的，因此不必过于认真。

对此，傅斯年再次发表声明，重申不用日伪教职员的决心。他说：抗战开始后，北大是请全体教职员内迁的。事实上，除了周作人等一两个人以外，其他人都应该响应。即使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内迁，也可以到辅仁大学或燕京大学任教。因此，那些到伪北大任教的人与北大毫无关系。

他还说：“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基于上述原因，他坚决表示：“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与傅斯年颇有交情的容庚教授听说傅斯年的申明后非常着急，就去找傅斯年理论。傅斯年以前对容庚是相当看重的，这时却拍案而起，指着容庚破口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将容庚按倒在地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泞的马路上。

后来，容庚再度登门拜访，表示要谢罪改过，重新做人。傅斯年考虑半天才勉强接见，但仍不允许他在北大任教。

此后，容庚到岭南大学任教，终其一生，再也没能迈进北大的门槛。对自己曾经的老师周作人，因为周作人曾失足侍伪，傅斯年也毫不留情地清算，他坚持的就是“正是非，辨忠奸”。傅斯年在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清除这个障碍，决不为北大留下劣迹。”

傅斯年正式上任后，立刻辞退了所有附敌的伪北大人员，没有一丝留情。所有伪职人员在被傅斯年解聘之后，组织团体，在伪北大校长鲍鉴清的带领下，四处游说情愿，甚至说动了许多政府官员来为他们求情。

傅斯年对此不为所动，他坚决维护北大的尊严，拒绝容许伪校伪组织的人进入北大校园。

在解决教职员难题的同时，傅斯年这个暂代校长，也拼尽全力，为北大

争取到新校地、校产，目的自然是为“断然不愿与别人抢东西”的胡适开路。

在以后的短短半年中，他还争取到北大周围的许多敌伪房产和无主民房，其中包括相公府、东厂胡同的黎元洪故居、旧国会大厦等建筑。

他在致敌伪产业处理局等部门的公函中称：“查本校复员在即，需用房屋至为迫切。兹将邻近本校之敌伪房产地址开具清单，敬希惠察，允将单列各处暂为拨借应用，或订价购置以济急需。”

在致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的公函中称：“查中老胡同三十二号房舍系敌伪产业，经交通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拨交敝校应用业已接收清楚，相应函达查照，即请赐予备案。”在致李宗仁、**崎、熊斌的电报中称：“本校校址不敷亟等购置民房，拟请将后门、沙滩、马神庙、南北池子、皇城根、南夹道、南河沿一带及西四至西单间之敌伪房产尽先拨归本校价购以资应用。”

据陈雪屏回忆，傅斯年经常对他说：“关于行政上的业务，我们应先替胡先生办好，将来不劳他操心，即以校产为言，他断不愿和别人抢东西的。”

在担任代理校长的过程中，傅斯年还不遗余力建学院充师资。将北大由原来的文理法三个学院，扩展为文理法农工医六个学院，建立文科研究所，在文学院成立东方语文学系。北大成为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成形于傅斯年之手。

又聘任陈寅恪、汤用彤、饶毓泰、俞大绂、朱光潜、季羡林等一批学术大师，北大迁往南方的图书资料和其它设施也抓紧运回。

清华、北大执中国教育之牛耳，亲如手足，竞如对手。外界常将两校并列，各有千秋，难分轩轾。但本校学生向来当仁不让，母校永远争第一，相互较劲、相互消遣的段子也层出不穷。如同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耶鲁

对外护校心切，暗中与清华叫板。傅斯年“北大长子”的母校情结，在复校扩院时多处流露。

三校合并西南联大之时，清华实力最强，师多、生多、钱多、物（设备）多，清华校长梅贻琦实际主持联大校务，公正厚道，井井有条，威望极高。

前边提到过，对以“最高学府”自居的北大而言，却有一种“寄人篱下”的心理折磨。北大一些教授对时任校长蒋梦麟不满，认为他没有在联大中争夺更多话语权，没有足够维护北大利益（这也是蒋干脆离校从政的重要原因）。

1945年10月17日，傅斯年写信胡适，提及此事也耿耿于怀，“我们这些年与清华合作，清华得到安定，我们得到卑视。”信中围绕北大扩张的主题，详细讨论院系设置、延聘教员、募集书籍仪器及款项等问题，思路清晰缜密，建议

“农第一，医第二，工第三，以好办否为标准。”密切关注强劲对手清华的一举一动，“农学院的问题，目前只在清华，如果清华也坚持三十五年度（1946年）办，教育部为难。”

傅斯年之见就是不让清华，因为农学“在华北之将来，其用无穷，我们不能坐而论道，我们总当与人民接近，总当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来。”但他对办工学院很慎重，心里没底，因为“今日工学院绝难请得好教员，花钱太多，人家（指清华）比我们早二十年。此时来上一下，恐怕要出丑。”傅斯年的最后方案是，“工学院与清华合并，由清华主持。”

傅斯年代理校长仅仅一年，就使北大各方面走上了正轨。从其效率之高，进展之迅速，可见其办事能力非常人所能比。

1947年7月胡适回国。9月正式就任北大校长，傅斯年与他进行了交接。

9月20日，北大为傅斯年卸任举行了茶话会。席间，胡适对先生一年来为北大尽瘁工作，备致称扬。教授亦相继致词，对傅斯年在西南联合大学时代力谋恢复北大文科研究所，复员后又为北大广延教授，增加数培之校舍，至足感谢。傅斯年则谦称：过去为北大办理成功之事，百分之七十为机会，百分之三十为努力；所谓百分之三十之努力，亦为教授不辞万里归来之结果。

29日，傅斯年离开北平前往南京，继续主持史语所的工作。

蒋梦麟《忆孟真》中写道：“12月27日为北京大学52周年纪念。他（即傅斯年）演说中有几句话说他自己。他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着对他说：‘盂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他笑着就溜走了。”

一九四七年九月，已经卸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在《经世日报》发表《漫谈办学》的文章提出，要办好一所学校，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面对教师们“衣食无着”的困境，政府要尽快调整教职员的待遇，否则就是没有尽到责任。第二，为了不至于误人子弟，学校应该尽最大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第三，学校要有合理的纪律，否则就会风潮不断。第四，学校要有良好的学风，其中“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意，爱校爱国爱人民的愿心。”在文章结束时他自豪地说：“我这几个月负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一无贡献，所做都是些杂务的事，只有一条颇堪自负的，便是‘分别泾渭’，为北京大学保持一个干净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