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方言调查和语音实验室

前边提到过了，赵元任担任第二组（语言学）主任后，制定了二个很宏伟的计划：即语言研究和语音实验室建设。语言研究方面，动员语言组所有研究人员，把国内汉语方言和非汉语方言调查一遍，整理出调查资料，供以后研究参考。语音实验方面，要建造一个大规模的语音实验室，把调查的语言材料用仪器灌成音档保存，以便使用。

赵元任为什么如此重视方言调查呢？因为他认为：“精通一个汉语方言，是了解全部汉语的准备”。

方言作为地域性的语言交际手段，同样具备语音、词汇、语法等基本要素，是一个完整的语言体系。各方言中丰富多彩的语言现象，为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资料素材。研究方言具有“解剖麻雀”之功效。

早在中央史语所成立前的1927年秋，赵元任就带着助教杨时逢，到江苏、浙江的吴语区域各县的乡镇调查吴语方言。

杨时逢在《追思姑父——赵元任先生》中回忆当时的调查情形：“从南京沿着京沪杭铁路，每站下车，如镇江、丹阳、无锡，再乘小火轮船到宜兴、溧阳，又转回无锡……各处寻找学校学生做发音人，记录该处方言。有时一天跑二三处，常常夜间找不到旅馆，连小的客店也找不到，只好借宿在乡间农村人家。”“想起那时京沪铁路的交通，还算方便的，尚且如此，后来在那些乡下找发音人记音，实在也太辛苦了。”

杨时逢（1904—1989），安徽石埭人，20世纪知名语言学家，一生治学专注于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他的姑母杨步伟是赵元任的夫人，因此他的人生轨迹和治学历程与赵元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1926年，杨时逢自金陵大学毕业。同年7月他到清华学校研究院担任助教，一直到1938年赵元任赴美，在此期间他一直作为赵元任的助理，协助赵元任的教学、语言调查和研究工作。

杨时逢先是担任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助教，后又转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最终被评为研究员，这样的经历，与其姑父赵元任有很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将杨时逢的个人学术发展归功于赵元任的指导、培养。正因此，他的生活经历、治学方式，都无法脱离赵元任的影响。

杨步伟曾经记到：“时逢多年来不贪不争地屈在人下也不在乎……耐贫守拙地在中央研究院元任名下几十年了。”

而赵元任能够有这样一位勤恳、认真、负责的学术助手，也是一种莫大的幸运。正因为有了像杨时逢这样耐心、细致的助手来承担繁杂的助理工作，他才能够集中精力专注于创造性的学术研究，他在语言学研究和汉语方言调查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样离不开杨时逢的无私协助。

调查了一个多月后，回到北京的赵元任继续整理调查的材料，写成了《现代吴语研究》一书。这是第一部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用国际音标记音，通过田野实地调查完成的汉语方言学著作。该书记音准确，语音分析细致深入，审音严谨，是这一时期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进入中央史语所后，赵元任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两广粤语调查。粤语复杂难懂，其语音与共同语差距很大，赵元任选择粤语方言作为自己到任后的第一项工作，除了他对两广方言在汉语方言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外，也是他对自己的学识和技艺提出的新的挑战。

他在《台山语料》序言中说，广东是“一个方言最丰富的区域，所以第一部调查就是两广方言，一方面想法子多得点语言的材料，一方面想法子利用向来没有很用过的语言记录跟语言分析的新工具无论在标音方法上啊，或是音位论的分析上啊，哪怕是录音的新机器啊什么的，我们都想好好地试他一试。”

这次调查对赵元任意义非凡，可以说对他一生的工作都有重要的影响。他后来在海外教授粤语，出版《粤语入门》，他的粤语工作被世界广泛地承认和运用，除了自身不懈的努力外，与这次全面而扎实的粤语调查密不可分。

在那个交通闭塞，生活条件艰苦，社会治安也很不好的年代，搞方言调查是一件既特别辛苦，也是件很危险的事。

方言调查对调查人的要求特别高，无论是专业水平还是人品。

而且方言调查还要特别讲求方法，比如李方桂。

导师萨皮尔是如何指导李方桂做调查的呢？对此，李方桂作了如下描述：“我们同发音人坐在一起，老师问他怎么说这个、怎么说那个……发音人就把问题译成他的语言。他说，我同老师各自都记下来。整个过程老师并没有看我的笔记，也没有问我……发音人说什么，你就记下来，千万不要学着他说。如果你必须学着他说的话，必要等着他把这一串话说完了以后，再仿着他说。记完后，你可以问他，是这样说吗……你要听得好，不要老仿着他说，你也许会说错，他也许改正你一回、两回，第三回再错他就也许说OK，你就那样说吧……有时候当然也可以请他再说一次，可是别叫他重复太多，一方面他累了，二方面他烦了。”

在经历了如此的田野调查、资料整理的专门训练后，萨皮尔说：“好了，你可以出师了。你完全熟悉如何发问、如何处理资料、如何对付发音人了。”显然，这一过程中“音”始终处在最重要地位。在没有录音机的时代，李方桂练就了耳听手记的“录音”本领。

1929年回国后，李方桂将这种本领应用到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整理与研究之中，凭借着自己的语言天分和扎实的听音、记音能力，缜密的思维和精确的分析，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尤其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侗语、傣语研究建立了不朽功勋。据前中央研究院院士丁邦新统计，李方桂曾在云南、广西、贵州等地调查侗傣方言20余种，足迹遍及中国西南部，堪称“国际侗傣语语言学界的第一人”。他的著作《比较台语手册》将傣语分为3支：以泰国标准语为代表的西南支、以广西龙州土语为代表的中支和以云南剥隘话为代表的北支，并拟测了古傣语的声母、韵母、声调系统。

抗日战争时期，李方桂为暂避战火而徙居西南，这为这位深谙田野调查之道的语言学

家大展身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地域优势和丰富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其间，他进行了四五次田野工作，曾至贵州调查侗水语、苗瑶语，到四川调查嘉戎语。据其妻子徐樱回忆，李方桂调查时常要带上其得意弟子，有一次他带学生马学良至云南路南县彝族撒尼语区调查，无桌椅、床凳，只能睡地板、吃烟熏的食物。

方言调查工作大都按照赵元任所拟计划进行，从

1934

年到

1937

年，语言组全部研究人员参加了语言调查工作。汉语方面的调查由赵元任直接领导，非汉语方面的调查由李方桂负责。

在史语所迁台以前的20年里，语言组的学者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语言和方言的调查。其中比较重要的，在汉语方面，有湖北、湖南、江西、四川、云南、福建、广东等省的全省性汉语方言调查。在少数民族和其他语言方面，有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的僮侗语、苗瑶语、藏缅语的调查。主持这些调查的赵元任、李方桂，参加调查的丁声树、董同和、吴宗济、张琨、杨时逢等，都是很有成就的语言学家。他们所调查的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地的汉语方言，和龙州土语、武鸣土语、莫话、水语、么些话、西藏口语等非汉语的材料，都已有专书出版。

语言组还在南京的北极阁建立了语言实验室，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对各地语言进行分析。

据杨时逢回忆，“语音实验室的建造，共分为四大间，关于设计、绘图等一切，也都是赵先生亲自策划的。曾经在美国订购隔音纸板及其他隔音设备，如双层玻璃窗、四层隔音板门等。室内的四面墙壁及天花板地板，全部都用八层隔音纸板铺成，下面加上地毯。隔音的完备，真是无以复加了。又向国外订购语音实验的各种仪器，如最新式的录音机数架（那时录音用的仪器非常笨重，如一个很大的扩音器，一个大的十二寸的电动转盘，另外发音的电容微音器，还用上两个大水电池），都是灌制铝片音档的仪器。此外还有，音浪计（记声调用的）、音叉，留声机及其他实验仪器数十种，在当时差不多是应有尽有了。”

语音实验室成绩斐然，“调查的语言都灌制铝片音档，将近千张。此外并购置各国语言会话留声片二十余套（每套大约二十四大张），还有中国各地戏剧、相声唱片，都是为研究方言之用，也有六、七百片。……凡参观史语所的人，除了看古物及藏书外，语音实验室也是他们所赞赏的，在当时可以称谓东南亚首屈一指的了。”

语音实验室的建立是赵元任对中国语音学的一大贡献。大量音档的灌制为深入而精确的语音研究提供了材料，语言组利用实验室完成了不少研究语言材料的工作。遗憾的是，由于中日战争战事频仍，史语所被迫撤退到后方，研究工作中断。

赵元任和第二组的研究。开启了中国语言学的一个新时代。在此之前，清代朴学家通常进行的语音分析并未凭借近代科技，中国的语音学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而赵元任将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和设备技术运用于语音学研究，使中国的语音研究走向科学化和精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