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胡适的贵人

对民国的风云人物有一些了解的人会知道，傅大炮便是傅斯年。

傅斯年，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书香之家，初字梦簪，字孟真。

是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

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之一，也是“五四”游行队伍的总指挥。

傅斯年曾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代理校长（1945-1946）和台湾大学（1949-1950）校长。

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在他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中，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傅斯年的主持下，我国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殷墟甲骨发掘。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

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整理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傅斯年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他的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正》《古代中国与民族》。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由于天生聪慧，年幼时被称作神童。其先祖傅以渐，是清代的首任状元，因为傅斯年杰出的一生，也被誉为傅家的第二位状元。

傅斯年还有个名字叫傅老虎，一介书生，为什么会被称为“大炮”“老虎”呢？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以后的章节会作出交代。

1917年的北京大学可谓春风激荡，正张开双臂迎接自己的黄金时代。而这黄金时代的开创者，被北大人公认的我们永远校长的蔡元培，此时正大刀阔斧对北大进行改革，求贤若渴。

陈独秀被聘请为北大文科学长后，他马上向蔡元培推荐了胡适。蔡元培也读过胡适的多篇文章，特别是开先河的《文学改良刍议》，对胡适可谓是惺惺相惜，两人一拍即合。

而此时身在美国，基本完成学业的胡适，接到北大任教的邀请，正求之不得。他匆匆忙忙告别恩师杜威，离开纽约，以洋翰林(博士)的身份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

1917年9月21日，北大正式开学。

当年的北大，还在景山东

街，即是马神庙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滩的红楼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译学馆是大学预科。文理本科全在这马神庙的“四公主府”。

这里的正门尚未落成，平常总是从西头的便门出进。进门往北一带是讲堂；往东一带平房是教员休息室，每人一间，人们叫它作“卯字号”。

字号里聚集着陆续进入文科的许多名人。其中有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的故事。前者指的是陈独秀和朱希祖，他们二人是己卯年(1879)生的“老兔子”；后者指胡适和刘半农、刘文典三人，是辛卯年(1891)生的“小兔子”。胡适当年还不满26岁。

10月1日，北大正式开课，胡适讲授中国古代哲学、英文学、英文修辞学3门课，每周12个小时的课程。

刚到北大的胡适，虽然由于提倡文学革命而声誉鹊起，但要在国内的最高学府站住脚跟，却并非易事。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以浙江人为主的留学日本的章太炎弟子的天下。从旧学方面讲，太炎弟子们大多有所专攻，非胡适所能及。

胡适到北大首先面对的不仅仅是北大教授们学术上的压力，更重要如何在课堂上让北大的学生信服满意。

据当年北大学生回忆，胡适到北大后不久，曾在大礼堂讲墨学，“反应不甚良好”。而初到北大的胡适，偏偏要讲中国哲学史，这难免引起学生的怀疑：“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当时，很多的北大学生都有这样的想法。就连对胡适很有信心的校长蔡元培，也是担着一份心的。

在北大登台讲课的头一天晚上，蔡元培来到胡适家。起初胡适不晓得蔡元培的来意，一个劲地说东说西，蔡元培只是耐心地倾听着。

后来，胡适意识到有点诧异，于是想停下来问蔡元培找他有何事。还没等胡适开口，蔡元培就起身告辞。

走到门外时，蔡元培忽然在黑暗中停住，对胡适说：“我聘你到北大来，就是信任你。”说完这话蔡元培就走了。

胡适在原地站了一会，终于明白原来蔡校长是来给他打气鼓劲来了。想到这，胡适的眼睛湿润了。于是他回到室内，将第二天要讲的课又温习了一遍。

之前开这门课的是陈汉章，他学问渊博，但过于迷信古书材料，从伏羲开讲，讲了一年才讲到《尚书•洪范》。

胡适则不同，他新编的讲义，第一章名为“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他认为可靠的《诗经》作为时代说明，抛开尧舜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

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以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质、以认识、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为研究内容的科学。

简言之，哲学的任务和目标说到底，就是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因而，研究哲学的前提是真相。也就是说研究古代哲学，必须是有相对可靠资料确立的，我们曾经真实经历了的历史。如果把假说，传说，甚至一些在逻辑上根本不能存在的神话作为研究对象，这样的哲学肯定是靠不住的。

可见，胡适这种“截断众流”的做法，在中国的哲学研究的历史上，无疑是一次重大的革命和创新。但是，任何创新之举都很难一帆风顺，因为要面对强大的传统，因为人们对新的东西，要有个认识和接受的过程。

当胡适在教室的黑板前，信心满满的讲着中国古代哲学的时候，他很难意识到，他的课将面临怎样的危机。表面上风平浪静的教室里，暗地里正危机四伏。

在很多人看来，胡适这一次肯定是凶多吉少，一些对胡适这个“远道和尚”不甚服气的人，也正等着看胡适的笑话，而支持胡适的人，也在为他捏着一把汗。

但是，一天过去了，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半年、一年过去了，胡适的课进行的却格外顺利。

过了很长时间后，胡适才得之，他是得到了贵人相助，这个贵人，就是傅斯年。

原来，后来成为很有名气的历史学家的当时的学生顾颉刚，在听了胡适这种“截断众流”的讲课后震动很大。他曾对同学们说：胡适虽然没有陈汉章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但是，顾颉刚收到的是一片反对之声。

他很为胡适担心，想帮助胡适，又感到势单力薄。于是便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自己的同窗好友傅斯年。

傅斯年当时是在学国学，不在哲学系。或许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傅斯年对胡适这种“截断众流”的讲课马上产生了浓浓的兴趣。他去听了几次胡适的课后，对想闹事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就这一句“你们不能闹”，一下子化解胡适的危机，可见傅斯年当时在学生中有怎样的威望。要不怎么会成为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之一，“五四”游行队伍的总指挥。

一个人要想在群体中获得很高的威信，可以靠权势，也可以靠财力，所谓挥金如土、仗义疏财，但是，这时候的傅斯年可没有这些，像所有在人群中自然形成的领袖人物一样，他靠得是超人的学识和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