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3章 唐高宗时的文化建设与外交

相较于初唐武德、贞观年间的草创格局，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大唐制度文明与对外交往均进入关键转型阶段。文化层面，科举制度摆脱附庸地位、正式走向朝堂政治舞台中央，开启了中国千年文官体制的变革先河；外交层面，唐朝依托极盛国力，维系草原和亲体系、应对吐蕃崛起博弈、接纳西亚波斯流亡势力、首次与阿拉伯帝国建立官方外交，形成了东慑半岛、西通中亚、南联异域、绥靖西陲的宏大外交格局，为盛唐开放包容的天下秩序奠定了基础。

科举制始创于隋、萌芽于唐初，但真正从边缘制度走向国家选官主流、开始影响高层政治格局，始于唐高宗一朝。

贞观年间，朝廷用人仍以关陇勋贵、山东士族、门阀世袭、荫补勋官为绝对主体，科举仅仅是补充性选官渠道，取士人数极少、出身低微的进士难以跻身中枢高层，对朝堂格局影响微弱。

李治即位后，为制衡把持朝政的关陇世家与老牌士族势力、削弱门阀世袭特权、扩充皇权统治根基，开始系统性重建、规范、推广科举制度，大幅提升科举取士的政治地位，扩大应试范围、放宽准入门槛，鼓励寒门子弟入仕，彻底扭转了初唐选官格局。

自永徽以后，天下读书之风大盛，全国应试儒生、参加科举的人数呈爆发式增长，科举的社会影响力、政治影响力迅速扩散。最显著的变化是：中枢最高官僚体系开始出现大量科举出身的官员。高宗中后期历任宰相，多人拥有进士、明经功名，凭借科举才华步入宰辅行列，彻底打破了“非勋贵不得入相”的初唐政治传统。自此，科举出身的文官，开始正式进入大唐权力核心，开启了唐宋士大夫文官政治的雏形。

但必须客观正视高宗朝科举改革的时代局限性，不可过度夸大其变革力度。此时的科举制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尚未彻底取代传统选官制度，门阀世袭、荫补入仕、胥吏迁转，依旧是大唐官员队伍的绝对主流。

在整个官僚体系中，科举出身者依旧只是少数群体，朝堂与地方各级官吏，大多仍依靠家族世荫、门第特权承袭官位，或是从基层胥吏积累资历逐级升迁，寒门科举子弟在官场中仍处于弱势地位。

最直观的数据对比足以印证这一格局：永徽七年（656年），大唐拥有资格通过胥吏转正、进入正式官僚体系的人员，多达一千四百余人；而同年，全国通过难度最高、最为正统的进士科考试成功及第者，仅有二十二人。

悬殊的数字差距清晰说明：高宗一朝，胥吏迁转、门阀荫补仍是入仕主流，科举只是辅助渠道。虽然科举开始影响高层政治、撬动旧有门阀格局，但距离“科举取士为主体”的成熟文官时代，仍有近百年的发展路程。李治

的改革，是千年科举兴盛的起点，而非终点。

唐高宗一朝，依托贞观以来积累的鼎盛国力，外加极盛疆域的地缘优势，积极经营四方外交。针对西部草原、高原政权推行和亲绥边政策，稳固边疆和平；同时积极对接中亚、西亚新兴势力，接纳异域流亡政权，建立跨文明外交联系，构建了唐代前期最开放、最多元的对外交流体系。

（一）绥靖青海：两次和亲吐谷浑，稳固西陲缓冲

吐谷浑盘踞青海河湟之地，地处大唐与吐蕃之间，是中原王朝抵御高原势力东进的核心缓冲屏障。自贞观以来，唐廷便以和亲、册封维系与吐谷浑的友好关系，将其纳入大唐藩属体系。李治延续这一稳边策略，通过宗室和亲深度绑定吐谷浑王室，稳固西部边防。

永徽三年（652年），李治正式推行和亲政策，册封会稽郡王李道恩第三女为金城县主，远嫁吐谷浑王室核心、可汗之子成王慕容忠（苏度摸末），以皇室宗亲之贵联姻藩属核心，巩固唐吐宗藩关系。

此次和亲不久，为进一步加深双边羁绊、分化笼络吐谷浑贵族，李治再度册封大唐宗室女为金明县主，将其赐予慕容忠之弟闼卢摸末为妻。

接连两次宗室和亲，让吐谷浑王室彻底依附大唐，在高宗朝前期长期坚守藩属本分，为大唐抵御吐蕃北进、维系河西陇右安全，提供了重要屏障，是唐初以和固边、不战屈人的经典外交策略。

（二）拒和吐蕃：太平公主避嫁，唐蕃关系彻底转向

随着吐蕃国力暴涨、扩张野心加剧，唐蕃和平共处的格局彻底瓦解，双方从藩属友好转向战略对峙，和亲外交逐渐失效。

仪凤四年（679年），吐蕃遣使入长安朝贡，同时提出重磅和亲请求，点名求取唐高宗与武则天的爱女太平公主为吐蕃王妃。

彼时太平公主年幼，为帝后掌上独女，武则天极爱此女，绝不忍心将其远嫁蛮荒高原、终身隔绝中土。为拒绝吐蕃和亲、又不直接撕破两国外交脸面，武则天设计了出家避嫁的两全之策：专门为太平公主修建皇家道观太平观，令其正式入观为道士，以公主修道、尘缘已绝为由，婉拒吐蕃求婚。

吐蕃使者知晓大唐态度坚决，最终放弃和亲请求。此次拒婚，标志着唐蕃和亲绥边策略彻底破产，两国不再维系表面宗藩和睦，全面进入军事对峙、常年征战的敌对状态，为数十年唐蕃战争埋下外交伏笔。

（三）接纳波斯流亡，包容异域政权扎根长安

贞观末年，西亚格局剧变，阿拉伯大食帝国强势崛起，横扫西亚北非，波斯萨珊王朝惨遭覆灭。波斯末代国王伊嗣俟三世无力抵抗大食铁骑，于**贞观十二年（638年）

**派遣使团远赴长安，恳请大唐出兵援助，助其抵御阿拉伯入侵、复国存国。

国王之子卑路斯王子率领波斯使团抵达长安后，见故国沦陷、归无可归，便就此留居长安，依托大唐庇护，开启流亡生涯。

至高宗统治时期，李治秉持天朝上国、怀柔远人的外交理念，接纳波斯流亡势力，默许卑路斯在长安组建波斯流亡政府，保留其王室建制与残余官僚体系。同时应波斯族群请求，特许其在长安城内修建祆教寺庙，供波斯移民祭祀信仰，包容异域宗教与族群文化在中土落地生根。

为扶持藩属流亡政权、介入中亚格局，仪凤二年（677年），李治曾派遣唐军西征，护送卑路斯王子西归，意图助其收复波斯故土、重登王位。但彼时大唐西部战线遥远、军力补给有限，唐军最远仅能抵达西域重镇龟兹，无力深入中亚西亚，最终只能撤军东返，复国计划彻底落空。

复国无望的卑路斯再度折返长安，最终终老于中土。随其流亡的大批波斯贵族、官吏、民众尽数滞留长安，形成规模庞大的波斯移民群体。这批异域移民带来了西亚的艺术、宗教、风俗、科技，极大丰富了长安的多元文化，让京师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包容的国际都会。

（四）首通大食：大唐与阿拉伯帝国开启官方外交

唐高宗永徽年间，亚洲两大顶级帝国完成历史性首次对接。覆灭波斯萨珊王朝的阿拉伯帝国（大食），在第四任哈里发奥斯曼执政时期，主动遣使东访大唐。

永徽二年（651年），大食帝国使团抵达长安，向唐高宗进贡异域方物、珍宝特产，正式递交国书，与大唐建立官方外交关系。

这是中国正史中唐朝与阿拉伯帝国首次正式邦交记录，标志着大唐外交视野彻底突破东亚、中亚范畴，延伸至西亚文明圈。自此，唐与大食之间的使节往来、商贸互通、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两大世界级帝国隔空对峙、互通有无，构建了中古时代亚欧大陆最核心的文明交流通道。

唐高宗一朝的文化与外交，承接贞观、启盛开元，具备极强的转型意义。

文化上，李治推动科举走出门阀附庸的阴影，首次让寒门文官进入中枢政治，撬动了数百年门阀政治的根基，为后世唐宋文官盛世拉开序幕。

外交上，其对内绥边、对外怀柔、接纳流亡、联通异域的策略，让大唐的天可汗天下秩序达到极盛：以和亲稳固西陲藩属，以包容吸纳异域族群，以邦交联通亚欧大国，塑造了盛唐开放、包容、多元、强盛的时代气质。

虽后期唐蕃关系破裂、边疆战火再起，但高宗一朝构建的文化制度雏形与广阔外交格局，最终沉淀为大唐盛世最核心的文明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