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2章 吴起的独特影响

吴起，这位在中国古代历史舞台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学于儒门，深通兵法，又为战国法家之先驱。其思想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具有兼融儒法诸家的显著特点，在战国时期的思想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

在治国理念上，吴起秉持着儒家德治理念。他向魏武侯阐述了“在德不在险”的深刻道理。吴起深知，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不仅仅依赖于险峻的地形和坚固的城池，更重要的是道德的力量。道德如同春风化雨，能够滋润百姓的心田，让百姓对国家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一个有德的国家，百姓会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和秩序，愿意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以德治国的思想，体现了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强调了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反映出吴起对国家和百姓的深切关怀。

另一方面，吴起在楚国的变法中展露出明法审令、信赏必罚、持势任术、立公弃私的鲜明法家思想。“明法审令”让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明确清晰，人人皆知，从而使百姓和官员都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信赏必罚则保证了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让那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得到应有的奖励，让违法乱纪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持势任术、立公弃私则体现了吴起在政治斗争中的智慧和果断，他善于运用权谋之术，同时又能以国家利益为重，摒弃个人私利，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这些法家思想在楚国的变法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使得楚国的政治制度更加完善，国家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吴起的思想话语呈现出多样性，其发微春秋“元年”大义，向君王陈述治国之本。在古代，“元年”有着特殊的含义，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代表着一个新的政治周期的开始，蕴含着治国的大义。吴起通过对“元年”的阐释，向君王强调了国家的根本在于道德、法律和秩序，这与儒法两家思想在维系君权秩序价值方面有相通之处。这种“宗儒任法”的思想形态，在战国由儒入法的思想史历程中具有转捩意义。它打破了传统儒家和法家思想的界限，将两者的精华融合在一起，为战国时期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发展

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模式，对后世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起历仕鲁、魏、楚三国，通晓兵、法、儒三家思想，在内政及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典籍《武庙十哲》之一。其所著《吴子》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集中体现了他的军事思想。

在《吴子》中，吴起主张把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对内修明文德，对外做好战备，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在政治、军事并重的前提下，吴起更重视政治教化，用道、义、礼、仁治理军队和民众。他认为，只有让军队和民众在思想和行为上符合道德规范，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吴起还从战争起因上将战争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这一思想在《战国策》中亦有体现，反映了他对战争的深刻理解和对和平的珍视。

吴起的军事思想被认为是“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据重要地位。也因其在中国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与春秋时代的军事家孙武并称“孙吴”。

他进行了独特的兵役制度创新。

有学者认为，吴起在魏国创建了中国最早的、从应征人员中选募常备兵的兵役制度，即建立了魏“武卒”部队。其成员全部经过严格的考试和选拔，合格的标准极为苛刻。身穿全副甲胄，携带戈、剑、弩、欠（矟）和三日口粮，要在南拂晓到中午行军百里，只有达到这样的标准，才有资格成为“武卒”。录取后，按照各人的特点进行编组，例如将“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编为一队）”，“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等。这种编队方式有利于根据战术需要部署部队，在各队编组上，他也主张量材使用，按士卒具体情况分配战斗任务，如使“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等。同时还吸取了管仲组军的精神，注意“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使同乡邻居之人编在同一队、伍之中，以利于互相帮助和互相担保。凡入选的士

卒，享受特殊待遇，不但免去全家赋税，而且还另行分配土地房屋。魏“武卒”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第一支具有职业化和专业性质的部队”，他们的战斗力在当时的中原地区无与伦比，为魏国的军事扩张和政治稳定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在楚国变法也取得了辉煌成就。

在楚国时，作为令尹的吴起全力辅佐楚悼王进行变法。确立变法原则之后，他在楚国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他主张“明法审令”，厉行“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敢苟同，行不敢苟容，行义不顾毁誉”的“法治”。这一举措为楚国的政治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让国家的事务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有序进行。其次，“废公族疏远者”，废除那些非楚王直系的贵族的政治地位和经济保障，同时裁减群臣的俸禄，精简“无能”“无用”的官员，裁撤不急之官，把节省下来的开支用于“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通过这一方略，为楚国的“强兵”之路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再次，强兵以“破横散纵”，在外交上，吴起以楚国军事实力的崛起替代纵横家游说之言。换言之，建立在“强兵”基础上的楚国外交，不再需要纵横家的调停和斡旋。因此他“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以此禁止纵横家游说，防止内外勾结。

吴起的强兵之策，建立在他擅长的军事谋略上，是其长项。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持续数年，虽然因支持他变法的楚悼王去世而终结，但却在此期间收到了十分显著的成效。楚国迅速发展，进一步扩大了疆域，出现了“南平百越，北并（一说应为‘治’）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一度大败魏国，“马饮于大河”的强盛局面，各诸侯国为之震惊。到吴起死后，后人也有“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的看法，这充分说明了吴起变法对楚国的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

吴起，以其兼融儒法的思想、卓越的军事成就和大胆的变法举措，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熠熠生辉的人物。他的思想和实践不仅对战国时期的政治、军事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后世的治国理政和军事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