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0章 兵家亚圣吴起的改革

吴起，一位在中国古代军事和政治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人物，出生在战国初期卫国一个“家累万金”的富有家庭。这样优渥的家境，本应让他一生顺遂，无忧无虑。然而，他心中怀揣着对政治的抱负，一心渴望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实现自己的理想。

为了在政治上求得发展，吴起像一位执着的追梦人，曾到处奔走寻找门路。他花费了大量的钱财，四处周旋，希望能得到他人的赏识和举荐。但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尽管他耗费了无数精力和钱财，最终却落得个倾家荡产的下场，也没能获得一官半职。他的这些行为，在乡人眼中变成了离经叛道之举，遭到他们的讥笑和诽谤。那些冷嘲热讽如针一般刺痛着吴起的心，气愤不过的他，竟杀了诽谤他的三十多个人。这是一场疯狂的报复，也是他内心愤怒的宣泄，但这无疑也让他成为了众矢之的。

在临逃走时，吴起面对母亲，立下了一个坚定的誓言：“不当卿相，决不回卫。”这句誓言，如同他的人生坐标，指引着他在未来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无论遭遇多少艰难险阻，都不会轻易放弃。

吴起深知，要在乱世中立足，必须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于是，他先去孔门弟子曾参之子曾申门下学习儒术。在恩师的悉心教导下，他沉浸于儒家经典的研读，努力汲取其中的智慧。然而，命运再次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母亲去世后，吴起没有按照儒家忠孝的信条回家奔丧守孝。在儒家思想中，“孝”是为人子弟的根本，吴起的这一行为被曾申视为不孝。曾申认为他不配做儒家的门徒，便毅然跟吴起断绝了师生关系。这对吴起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并未因此而沉沦。此后，他毅然弃儒学兵，踏上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鲁元公十七年，齐宣公发兵攻打鲁国。鲁国危急存亡之际，鲁元公想任用吴起。但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元公心中不免产生疑虑。吴起渴望功成名就，他深知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杀掉妻子，以此向鲁元公表明自己不偏向齐国的决心。

关于杀妻一事，仅见于《史记》，时代更早的《韩非子》载为因他事休妻，且为离卫而非求将于鲁。鲁元公被他的忠诚所打动，任命吴起为将。吴起凭借着自己的军事才能，大败齐军，为鲁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然而，福兮祸之所伏。后来鲁人向元公进谗，认为吴起为人“猜忍”，且过大的战果容易招致“诸侯图鲁”，又任用吴起，将得罪于鲁的兄弟之国卫。而元公心中也对吴起产生了怀疑，遂辞谢吴起，不授其官职。大约在鲁穆公在位初年，因主公季孙氏被杀，经人劝说，吴起离开鲁国。主要原因还是受到了别人的排挤。在鲁国的这段经历，让吴起深刻地认识到，在这个充满猜忌和争斗的世界里，要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必须寻找一个真正能让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

离开鲁国之后，吴起听说魏文侯贤明，于是前往魏国投靠文侯。文侯询问大臣李悝的意见，李悝认为吴起虽“好色”，但用兵连司马穰苴都不能相比。这一评价，让魏文侯对吴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大约在魏文侯三十七年（前409年），文侯任命吴起为主将，命他攻克秦国河西地区的临晋（今陕

西大荔东南）、元里（今陕西澄城南）、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郃阳（今陕西合阳东南）等地并筑城，并在同年或第二年（前408年）再次攻打秦国，一度长驱至郑县。而秦国只能退守至洛水，沿河修建防御工事加以防守。在与秦军作战期间，吴起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素养和人格魅力。他从不自视比普通士卒高人一等，夜晚就睡在不加平整的田埂上，用树叶遮盖身体来躲避霜露的侵袭。他和士兵们同甘共苦，这种亲民的作风赢得了士兵们的尊敬和爱戴。就这样，加上魏文侯三十四年（前412年）被公子魏击占领的繁、庞（今陕西韩城东南）二地，魏国全部占有原本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并在此设立西河郡。经国相翟璜推荐，由吴起担任首任西河郡守。

就在魏攻河西之后不久，文侯命乐羊为主将，进攻中山国，又命吴起率战胜于河西之师，合击中山，更命魏击监督而主其事。经过三年苦战，乐羊、吴起于魏文侯四十年（前406年）占领了中山国。这两次战役的胜利，让魏国的领土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实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期间，为提升自己的思想和军事才能，向孔子的弟子、当时居于西河的子夏学习儒家思想。同时，他改革魏国兵制，创立了武卒制。这种制度选拔士兵的标准极为严格，要求士兵具备强壮的体魄、精湛的武艺和顽强的意志。武卒制建立后，魏国的军事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后来公叔痤便统率吴起训练的武卒部队击败了韩赵联军，充分显示了武卒制的威力。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期间，为抵御秦国的进攻，还修筑了吴城（今山西孝义西南）。

魏文侯五十年（前396年），文侯去世，魏击袭位，是为魏武侯。武侯初年，文侯时代的功臣先后谢世，此时吴起仍为西河守，功高而不得居相位，因而与新任相国田文（一作商文）有论功之举。这场论功之争，反映了吴起对自身才能和功劳的自信，也凸显了当时魏国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

魏武侯七年（前389年），秦惠公出兵五十万，攻打魏国的阴晋。在这场关乎魏国生死存亡的战役中，吴起亲自率领其中没有立过军功的五万人，外加战车五百辆、骑兵三千，大败秦军。《吴子》称吴起在河西期间，“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虽然这些记载可能有所夸大，但亦可见其战功之卓著。

魏武侯九年（前387年），武侯以吴起为将，率军讨伐齐国，直至灵丘（今山东滕县）而回。然而，约在魏武侯九年（前387年）后，吴起遭幸臣王错（一说公叔痤，但被认为是误记）谗害，受到武侯的猜疑。在这个充满阴谋和猜忌的环境中，吴起深知自己已难以在魏国继续施展抱负，于是离开魏国，向南投奔楚国。

楚悼王得到吴起后，任命他为北部重镇宛城的守，负责防御韩、魏。吴起到任后，积极巡视下辖县，悉心治理宛郡。他凭借着自己卓越的治理才能，很快就让宛郡的局势稳定下来。一年后，悼王升授吴起为令尹。担任令尹后的吴起在楚国国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首先制定法律并将其公布于众，使官民都明白知晓。这一举措打破了以往贵族垄断法律解释权的局面，让法律成为

人人都能知晓和遵守的行为准则。接着，他对贵族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凡封君的贵族，已传三代的取消爵禄；停止对疏远贵族的按例供给，将国内贵族充实到地广人稀的偏远之处。此举一方面削弱了旧贵族的势力，另一方面也为国家开发了新的地区。他还淘汰并裁减无关紧要的官员，削减官吏俸禄，将节约的财富用于强兵。在整顿官场风气方面，他纠正楚国官场损公肥私、谗害忠良的不良风气，使楚国群臣不顾个人荣辱一心为国家效力。同时，他统一楚国风俗，禁止私人请托，让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在城市建设方面，他改“两版垣”为四版筑城法，建设楚国国都郢，提高了郢都的防御能力。

经过吴起变法后的楚国国力强大。向南攻打百越，将楚国疆域扩展到洞庭（今江西南部）、苍梧郡（今湖南、广西）一带，加强了中原与岭南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同时巩固了楚国对所占的陈、蔡故地的统治（一说是为夺回被韩魏侵占的部分陈蔡之地；还有一说是陈蔡已复国，此举意在蚕食陈国和蔡国土地）。楚悼王二十一年（前381年），在吴起的指挥下，楚军北上援助遭魏国攻击的赵国，与魏军大战于州（今河南温县东北）西。楚军穿越梁门（位于大梁西北的关塞），驻军林中（位于梁门以北），饮马于黄河，切断魏国河内郡与首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的联系。赵国则借助楚国的攻势，火攻棘蒲（今河北魏县南），攻克黄城（今河南内黄），楚、赵两国大败魏军。此时，诸侯都畏惧楚国的强大，这是吴起在楚变法后所取得的大胜利。

然而，吴起在变法中，曾遭到楚国旧贵族的反对，史称贵人“皆甚苦之”。甚至连改变“两版垣”的简陋建筑方法也“见恶”。还在出行巡视时遇到大臣屈宜臼的指责。尽管吴起坚持变法，取得了成效，但他进行的种种措施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招致了他们的怨恨，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楚悼王二十一年（前381年），就在楚军于前线接连获胜之际，楚悼王去世。吴起前往治丧处，被心怀不满的楚国贵族们用箭射伤。吴起临危不惧，大叫着说：“我让你们看看我是如何用兵的。”他拔出箭逃到楚悼王停尸的地方，将箭插在楚悼王的尸体上，马上喊道：“群臣作乱，谋害我王。”贵族在射杀吴起的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

按照楚国法律的规定，“丽兵于王尸者”，将被诛灭三族。新即位的楚肃王根据此规定，命令尹把射杀吴起时射中楚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受牵连被灭族的有七十多家。《吕氏春秋》认为：“吴起之智可谓捷矣。”但吴起的尸身也被处以车裂肢解之刑。吴起死后，他在楚国的变法宣告失败。

尽管吴起已逝，但他的功绩和影响却并未随之消逝。唐朝上元元年（760年），唐肃宗追封姜尚为武成王，以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于武成王庙，吴起便是其中之一。及至宋代宣和五年（1123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仍以古代的七十二位名将从祀武成王庙，其中包括吴起。同时，吴起还被追封爵位为广宗伯。在宋明时期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广名将传》等兵书，亦将吴起列于其中。吴起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改革精神，永远地镌刻在了中国历史的丰碑之上，成为后世敬仰和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