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社民-党的人情

又是加班到夜里十点，瓦尔特实在想不通，自己穿越到一百多年后的柏林，公务员的身份，怎么还是摆脱不了“996”的历史宿命。

临近下班时，12分局往总局法医处送来一具尸体，请求尸检。死者是一名社民-党成员，也是柏林某区的工-会联络人，哈拉尔德。

今年以来，代表极-右翼势力的民族主义大学生社团，还有泛德意志同盟的支持者，经常寻衅扰乱社民-党领导的工-人集-会，继而引发推搡斗殴。

以往这类骚乱顶多造成些轻伤，极少闹出人命，只要警察吹着哨子赶来，众人便会作鸟兽散，各回各家。

可今日下午，该区的工-会联络人却死在了集会现场。愤怒的工人理所当然的指责这是民族主义大学生社团，还有泛德意志同盟的极-右翼分子的卑劣谋杀。

依照惯例，12分局的刑警请来一位诊所医生做临时法医，却被赶来的社民-党律师当场阻止，他们要求尸检过程中必须有该党的医生在场。

诊所医生一听不乐意了，宣称自己只是医生，拒绝介入到政治纠纷中，随即撂了挑子，皮球最终踢到了红堡法医处。首席法医阿多诺亲自操刀，瓦尔特从旁协助，社民-党聘请的医生则全程紧盯。

解剖结果出人意料，阿多诺在死者主动脉壁上发现了一层撕裂的血肿，疑似动脉壁内层分离，也就是后世所说的“主动脉夹层”。

这意味着，死者在混战中腹部遭受猛烈撞击时，因生理缺陷导致外膜承受不住血压而破裂，几分钟内便引发致命的胸腔大出血，最终不治身亡。

但更为关键的发现是：法医确认的死亡时间，并非双方冲突爆发之际，而是在两小时之前。而那个时间点，极-右翼组织成员尚未进入工会现场。

阿多诺法医最终给出了结论：死者并非遇害于集会现场，而是在此之前的两个小时。至于隐藏在社民-党或工-会内部的真正凶手是谁，那就不是红堡法医需要寻找的答案了。

从亚历山大广场走回公寓的途中，夜风骤起。瓦尔特再次将右手从口袋里抽出，褪去手套，任由它自然垂在身侧。他闭上眼，静静感受着微凉的风穿过指缝，那细微的触感比上一次又真切了几分。

回到公寓，关上门。灯光之下，瓦尔特低头凝视着自己的右手掌：指尖竟有了少许知觉，甚至能极其缓慢的蠕动。

那是他知道，自己的右手正在回来。尽管这种恢复的速度很慢，慢得像深埋在土壤里的橡树种子，但它确确实实正在生长，正在发芽。

自打搬到菩提树下大街的公寓楼后，瓦尔特的早餐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想着自力更生，毕竟房间里的餐具都很齐全。

然而，仅仅试了两天以后，他就彻底放弃了。因为煮得咖啡实在难喝，煎蛋没有一个不是糊的，就连加热面包都能烤焦了。当然，瓦尔特给予自己的心理安慰，是厨房没有抽烟机，严重影响了自己厨艺的发挥。

最终，亚历山大广场侧面，一条巷子里的老贝克咖啡馆，就成了瓦尔特的早餐店。事实上，老贝克的咖啡馆并不制作面包与糕点，但附近的面包房与蛋糕店都会定时派人送货，食物还算新鲜，干净卫生，价格也公道。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瓦尔特与老贝克的关系不错，尤其是瓦尔特曾出手相助，将老贝克的儿子奥托，从政治科的“反省室”里捞了出来。

于是从4月份开始，每天早上的8点，瓦尔特先在红堡法医处的签到簿上写下名字和时间，然后就沿着东侧街道，一路走到老贝克的咖啡馆里吃早餐。

每天瓦尔特推开咖啡馆的大门，守在柜台的老贝克就朝着厨房方向喊上一声：“一杯不要糖的黑咖啡，一根洗好的鲜嫩黄瓜，三个水煮鸡蛋，两片轻黑麦面包。快点，这是科勒博士的早餐。”

瓦尔特靠窗的那个老位置，如今已成了他雷打不动的专座。老贝克甚至特意在那儿立了块“已订位”的铭牌，仿佛那是属于上尉军医官的专属领地。

坐下来，瓦尔特翻开当天送来的报纸，先看头版，再看社会版，最后扫一眼金融栏的公债行情。这个流程大约需要十五分钟。

等到杯里的咖啡见底之后，他的丰盛早餐也送到了面前，

老贝克多问了一句，“要不要尝一尝放在专属蛋杯里的溏心水煮蛋，维也纳可颂，黑森林风干火腿，或是腌鲱鱼？”

瓦尔特笑了笑，摇头婉拒。老贝克说的都是俾斯麦的最爱，至今都在柏林富人圈里非常流行。不过，我们的科勒医生并不喜欢。

就在瓦尔特的早餐吃到一半之际，店里进来了一名陌生顾客，那人直接来到瓦尔特对面，没有问位置是否空着，没有打招呼，直接拉开椅子就坐了下来。

来人大约

四十岁出头，穿着一件灰色的旧夹克，额角有一道旧疤，被头发遮住了大半。他搁在桌面上的手背粗糙，指缝里残留着洗不净的油墨痕迹。

瓦尔特抬起头，看了对方一眼，没有理会，继续吃着第二个鸡蛋。他昨天见过此人，社民-党的柏林东区支-部负责人，埃里希·哈特曼。

哈特曼也不着急，静静的坐着那里，直到瓦尔特吃完第三个水煮鸡蛋。

来人微微前倾，压低了声音，说：“科勒医生，我叫哈特曼，社民-党柏林区部的干事，我们昨天见过面。”

瓦尔特看了他两秒钟，没有否认，问道：“你找我什么事？”

“我和我的同事都知道你的大名，尤其是在破案方面的天赋，柏林大大小小的案子……”

瓦尔特皱了皱眉头，打断了对方的话，“说重点。”

对此，哈特曼并不感觉到尴尬，急忙说：“是的，我只是想知道杀害我的同事，电车工-会的负责人，哈拉尔德的凶手。”

瓦尔特没有吭声，他在等待对方出牌，请私人侦探还需要加一笔车马费，昨晚为了那个哈拉尔德，自己加班到半夜，怎么也要赚回一点点酬劳。

直到这个时候，哈特曼才补了一句，“我们社民-党会欠博士你的一个人情，而你也将赢得50万柏林工人的敬意。”

瓦尔特就是等着这句话，他放下手中的面包，也不用餐巾擦拭嘴角。

“这应该只是私人间的仇怨，与政治无关。依照我之前的死亡时间推断，能在集-会开始前两小时的这个时间点接近他，并让他毫无防备暴露腹部的，必然是熟人，因为当时在筹办工-人集-会，因此怀疑对象就应该是你们工-会的同事。

依照测量伤痕的垂直打击角度，还有动脉外膜破裂所需的最小冲击动能，进行推断，凶手的身高1.80米左右，体重在90到95公斤之间；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死者遭遇击打轨迹为“弧线旋转”，而肋骨骨折属“脆性爆裂”，符合职业拳手摆拳或勾拳发力，以及“重击穿透”的特点。基于此，我认为凶手有过商业拳击职业的背景。”

哈特曼面色微变，沉默了片刻后，他低声说了一声“谢谢”，就急匆匆的起身离开。瓦尔特继续吃着他的早餐，看着报纸，直到9点之后，才慢悠悠的返回红堡法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