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6章 思想变革的前夜

欧阳修身体微微前倾，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子厚，此言何解？莫非对老夫欲黜落‘太学体’另有看法？”

他以为这位来自陕西的中年学者，是要反驳他改革文风的主张。

在青松社众人里面，之所以张载能表现得如此特立独行，并非因为他三十八岁的年龄，而是因为张载过去的履历。

庆历年间，身在陕西的张载就曾向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边议九条》，范仲淹亲自召见了张载，并让其担任幕僚。

有着范仲淹的荐举，张载早就可以入仕了，但他非但没有选择入仕，反而回到了家里继续读书。

张载在家读的书，跟绝大多数读书人读得也不太一样.他不研究用于科举的儒家学问，而是先研究了十年释、道之学，再转回来研究儒学。

直到他自觉贯通儒释道三教之学，才开始考科举，而今年这一考，就中了举人。

换句话说，做官和中进士，对于张载来说，只是想不想的问题而非能不能的问题，只要他想，那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所以在场的这些青松社社员，无论是年长还是年轻，都不敢小视张载，哪怕是欧阳修也不敢。

“非也，欧阳公欲正文章之道，革除险怪浮华，学生深以为然。”

张载拱手，语气诚恳，随即话锋一转，指向了更深层的问题：“学生所虑者，乃是我辈士人求学问道之根本路径！自汉武尊儒，董子倡‘天人感应’，后学之辈，遂将六经奉为圭臬，然千年以降，注疏如海，章句如林，皓首穷经者，几曾窥见圣贤本心？不过是寻章摘句，为前人作注脚，将活水源头，生生困死在考据训诂的泥沼之中！”

张载此刻的感触，绝非无的放矢。

他年近不惑，历经世事磨砺，深感汉唐经学注疏的桎梏。

实际上，张载的这种感触，也并不是他一个人独有的.这种舍弃经学，向更深的哲学境界

探讨天地至理的思潮，是从中唐的啖助、赵匡、陆淳首倡“舍传求经”开始的，他们试图越过繁琐的《春秋》三传直探圣人之意，这股新风经“宋初三先生”胡瑗“明体达用”、孙复力斥传注、石介倡“道统”的推波助澜，如今已如地火奔涌，只差最后的积蓄，新思想即可如火山爆发一般喷薄而出！

而张载也正是踏着这些先贤的足迹，以更大的魄力，试图为儒学劈开一条直指宇宙本源的新路。

他在几年前结束了对佛、道思想的广泛涉猎，带着批判与吸收的复杂体验重返儒家经典，胸中那股冲破樊笼的渴望，比任何人都要炽烈。

张载语气渐激，仿佛压抑已久：“试问，孔圣删定六经，是为了让后人一辈子在字缝里打转吗？《易》言‘生生之谓易’、‘穷神知化’，何等宏大！《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何等气象！可如今呢？士子埋首故纸堆，斤斤计较于一字一句之得失，皓首穷经，却离那天地运行、万物化育的根本大道，越来越远！这与堆砌僻典、语意晦涩的‘太学体’，其弊虽有文质之别，然束缚思想、窒息新见之害，或殊途而同归！”

松涛阁内一片寂静，唯有窗外蔡河的流水声隐隐传来。

梅尧臣捋着浓密的胡须，曾巩眉头紧锁，程颢、程颐兄弟目光炯炯，唯有晏几道端起茶盏，脸上带着事不关己的淡漠。

“天地何其广阔，万物之理何其精微！圣贤所传，其意旨当在探究这宇宙运行之根本大道，体察阴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的无穷玄妙！”

“如同韩文公当年倡古文以反骈俪，涤荡浮华，今日之学，亦需效法先贤勇气，突破汉唐注疏之藩篱，直探六经本源，更要放眼于这浩渺宇宙，去寻求那贯通天地人伦、亘古不变的‘大道’！”

张载再次望向窗外浩渺的夜空，仿佛那深邃的黑暗里蕴藏着答案。

这正是张载思想的核心萌芽——对“气”作为宇宙本源的直觉。

在钻研《周易》时，他已隐约感到，那充塞天地、化生万物的，并非虚无缥缈的“天意”或佛家的“空”，而是一种至实至动的存在，他称之为“气”。

虽然张载“太虚即气”的系统理论尚未成熟，但这股寻求宇宙终极依据的冲动已澎湃于心。

“此言，振聋发聩！”

程颢霍然站起，开口道：“在下亦有同感！近日读《礼记·乐记》，至‘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之句，再思《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常觉心有所动，如鲠在喉，却又难以言明！”

他双手微抬，像是在捕捉那无形的感悟。

“这‘性’与‘天’，其间必有精微之理贯通！若只执着于字词考释，如何能窥见这心性通于天道的奥妙？这‘理’，必是活泼泼地，如春草萌发，如鸢飞戾天，存在于万物之中，亦存在于吾心之内！”

年轻的程颢正处于思想最富灵感的萌芽期，他与弟弟程颐虽受学于时任国子监博士，那位以《太极图说》闻名的周敦颐，但此刻他的感悟其实更多的是源于禅宗心性论。

这与此时大宋思想界的儒释碰撞密不可分这种碰撞，此前陆北顾在四川与宝月大师和祖印禅师交流的时候，就已经明显感受到了。

完成了以“立文字”为核心的升级的禅宗，在心性论和本体论等哲学领域里，几乎领先了儒家一个大版本。

儒释交流，儒家学者借此机会开始大规模从禅宗思想中汲取养分。

而暂时的落后，不意味着儒家永远在哲学思辨方面落后禅宗，反而刺激着儒家学者对于这种情况在学术上做出回应。

而最先感知到这种时代变化并试图从各自的研究方向做出回应的，就是张载、程颢、程颐这些年轻学者。

这个嘉祐元年的秋夜，正处在整个大宋思想界产生剧烈变革的前夜，只不过除了陆北顾，此时尚无人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