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6章、我嘉靖朝猛人云集

王守仁是嘉靖元年春天离开京城的，他是第一个拿到那直奏密匣的人。

但这两年多以来，王守仁并没有用这密匣向皇帝建言任何关于国事方面的意见。朝野之中虽没忘记王守仁这个人，可他丁忧期间确实很低调。

现在他突然将很厚的几卷大部头送到了京城。

在嘉靖朝第一个被廷杖的朝臣刚刚出现之际，在皇帝从张孚敬之请令礼部集议孔子祀典的背景下。

这几卷书，还是有关实践学与辩证法。

现在所有知道这事的人都想知道那几卷书写的是什么内容。

王守仁何许人也？

其他功绩是一回事，关键问题他是心学如今的宗师人物。

文华殿辩经，当时皇帝没去，被理学请入京城的几个大儒那是真的都被辩倒了。

在学问方面，王守仁自然更加称得上是当世大儒。

现在他对号称由陛下悟出来的实践学及辩证法是如何看待的？

张孚敬眼热地看着摆在御案上的那几卷书。

朱厚熜笑道：“就只有这一套，伯安手稿。待朕先读完，也命人先誊抄数套出来，给你送一套去山东。”

张孚敬连连点头。

他去山东，需要这个。

“王督台既将之成书，自然大益陛下实践学、辩证法之传习。若能刊行四方，必大益新法！”

虽然不知道内容，但王守仁既然能在丁忧复官后直接去就任江西总督，自然不可能是反对如今新学问之人。

陛下天、物、人三理的阐述，尤其是实践学中知与行的关系，许多本就似乎受了王守仁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启发。

张孚敬说完这句话，反倒更加希望能尽早看到内容，因此说道：“陛下，臣不如晚几日再启程吧？在京中正可再辩数日，几日之内，当能再誊抄出一套吧？臣在去山东路上正可研读啊！”

朱厚熜也没想到王守仁这几卷书来得这么巧。

丁忧期间一心钻研学问，到了复官时拿出来，也算是回归的一个宣言吧。

王守仁虽然是回乡丁忧之后才知道朱厚熜提出来的这些新思考，但他没有公务在身，时间精力都是最充足的。

宅在老家，除了朋友偶尔去拜访时要接待一二，其余时间他都能专心研究思考这些新东西。

朱厚熜听张孚敬这么说，拿起下面几册就对黄锦说道：“先安排下去，把后面四卷誊出来吧，朕读完第一卷再换着誊抄。茂恭，那你就先在京城暂留五日，届时应该可以带着书卷启程了。”

“臣谢陛下！”

张孚敬也并不想就这么快离开京城，王守仁的书给他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在京，首先自然有更多时间去拜访一下其余朝臣和朋友。他的短板就在于资历，官场的积累是很薄的，如今全靠皇帝给的机会。

许多人对他必然是羡慕嫉妒恨的，搁在正德朝，自然就是幸进之臣。

为此，张孚敬其实要会做人。

其次，这些拜访，包括在影响力最大的朝堂中枢参与辩论，都是展示张孚敬学问、口才的机会。

广东新法的推行细节，也是许多人愿意请教的——将来推行至全国，功劳都在这些经验里。

张孚敬没在宫里多跟皇帝套近乎，虽然这其实很重要。

但他知道，皇帝是信重欣赏他的，而欣赏他的点自然不是他会拍龙屁，而是他会办事、能办事。

现在皇帝可能比他还更加关心王守仁写了些什么，不要耽搁陛下读书。

这实践学可是陛下提出来的！

果然，张孚敬刚离开御书房，朱厚熜就拿起了那第一卷开始看。

既然进了宫，张孚敬自然顺道去文渊阁拜会一下阁臣。

蒋冕、毛纪都去了地方，孙交留在了湖广但仍是阁臣身份，文渊阁中的阁臣现在是首辅杨廷和，次辅石珤，而后便是杨潭以及新补入阁的原工部尚书李鐩、原都察院左都御史张纶。

在原来的朝堂秩序里，像李鐩和张纶这样位置的人是无论如何不可能一步到位直接入阁的。

可是如今国策会议才算是真正核心，只要名列其中，在内阁还是在六部倒不算区别太大了，所以李鐩和张纶才有这样的机会。

文渊阁

里，其他人听说了张孚敬可以多留几日，先是聊了聊广东推行新法的一些细节，而后话题就又回到眼下这孔子祀典的大辩论之中。

“那王汝梅搬出太宗之例，茂恭转述汪宣之那一问，反倒不好辩驳之。”

杨廷和叹了一口气。

汪鋐问孔子如果是王，陛下以天子之尊该怎么祭拜？

王汝梅说朱棣当年还嫌祭祀孔子之礼三拜不够显尊重，要四拜呢。

祖宗做得，你做不得？

张孚敬听杨廷和叹气，笑着说道：“阁老过谦了，只是这话，阁老不方便讲罢了。倒是孚敬凶名赫赫，不妨直言。”

石珤等人瞅着张孚敬，感觉他倒是以“凶名赫赫”为荣的模样。

想起他在广东的手段，众人不由得讪笑着问：“如何直言？”

张孚敬冷然说道：“太宗靖难，其时藩王仍旧手握重兵，朝野有多少人妄议大位法统？太宗四拜，为的是什么，谁不明白？若有人非要援引此例，那岂非也暗喻陛下得位法统仍旧不明？”

杨廷和定定地看着他。

没错，永乐皇帝做过的事，嘉靖皇帝却不肯做了，若要巧妙一点驳斥这个问题，这个法子是最简单粗暴的。

朱厚熜并不避讳去点评自己祖宗的是是非非，这一点从他当时评价弘治中兴，而后又办了迎景帝入庙一事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但如果点明朱棣四拜孔子是为了邀天下读书人之心，那么难道意思是如今的皇帝已经可以不那么在乎天下读书人怎么想了？

目的只是借衍圣公的影响力去更有效率地打压阻拦新法的那些人，而不是真的要弃天下读书人而不用。

在座也没有一个人真的不尊敬孔子。

这件事，主要还是立规矩，新法和新学的规矩。

“若这样去做，恐怕不能令人心服口服。”杨廷和说了一句。

“孚敬在广东，多的是心口不服之辈。”张孚敬淡然说道，“然则治国安民，除了礼，还有法。陛下专设提刑司之意，孚敬现在是体悟更深了。”

可能做到所有人都心服口服吗？不存在的。

他说完这一句又笑道：“陛下不是说了吗？矛盾是恒在的，主要矛盾先解决。”

杨廷和感慨道：“茂恭精于实务，果然体悟更深。如今主要之矛盾，确实便是仍有人因私利而阻新法。这祀典之议也好，地方官员借新法之名扰民害民也好，都只是其表，不是其里。”

“正是。不然，陛下为何要言阴阻新法便视同谋逆？”张孚敬俨然快刀出鞘的气势，“新法为的是富国，向来言富国便是开源节流。如今，新法反倒许多处都还是加大支用，难道就不能言节流了？而天下祀孔之仪靡费多少，算一算就一清二楚。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夫子在天之灵若知两千年后华夏子孙竟因敬之祭之便一年需支用如此多的钱财，耗费如此多的人力，其心能安否？”

这又是孔子说过的话。

在座的没人不清楚这句话。

但辩题的根本在于，如今尊孔是出于政治需求，是皇帝要用这种方式来收拢天下读书人的心，所以祀孔之典规格越来越高。

随着辩论的深入，论点肯定会深入到这个层面，反对之人也一定会去强调削减祭祀规格、降低谥号会令天下读书人认为皇帝实则是不尊儒家，离心离德，教化不彰，天下大乱。

从立场出发，他们本来就不会服、不肯服，哪怕礼要节俭是孔子本人说过的话。

杨廷和凝眉深思片刻就说道：“是非曲直自在人心，青史必会如实留下今时今日之事。茂恭，我要谢伱。新法与广东卓有成效，犬子书信中，已有广东百姓感念陛下爱民，体谅我等苦心。此茂恭之功，请受我一拜。”

“阁老谬赞了，此皆陛下宽仁爱民英姿决断、阁老们筹谋赞画之功，孚敬不敢受。”

张孚敬回着礼。

参策是整个大明最核心的人物们，而参策中的阁臣也个个都资历颇深、门生故旧遍天下。

张孚敬得到了杨廷和的肯定与敬重，随后就慨然说道：“夫子尊王号，可并不曾显得我儒门更显要。有唐七迎佛骨，徽钦自称道君，宋孝宗更言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释道二家声威日隆。程朱陆等先贤引释道二家巧思，各有理学心学传承，

如今虽尊夫子为王，但天下百姓谁不是儒释道三家教诲皆遵行一二？”

杨廷和等人继续听着他的见解。

这一点直指追尊孔子王号其实并没有让读书人的地位变得更高，让儒家礼法的教化行走得更远。

在民间，老百姓确实是都信一点。道士怎么说，和尚怎么说，儒家礼法怎么规定，他们为求心安或者为了避免太个性，大多都会去遵行。

那张孚敬现在准备说什么？

只见他侃侃而谈：“孚敬于广东，体悟最深者便是百姓之艰。若能让百姓因此饥有粮、寒有衣、居有屋、不畏灾祸，那么教化何难？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士绅假尊孔而谋私利，言教化而忘百姓，南辕北辙矣。”

“孚敬于陛下学问最为叹服者乃是明物之理而资以人力。听闻山西、陕西试种洋薯，如今诸省清整水利，皆是明物之理而资以人力，使有数之田收更多粮食。君臣一心行的是煌煌大道，使百姓衣食足、仓廪实，这才是真正尊儒。天下有不明此理者，皆不明儒门经义、心无百姓苍生之辈，可称盗儒、匪儒。”

“假儒门之梯谋一己之荣，劫天下资财忘先贤教诲，与盗匪何异？重定祀孔之典，正本清源尔！数典而忘祖，其可乎？陛下尊夫子为先师，悟实践学而治国平天下，可谓衣钵未绝、推陈出新！自嘉靖三年起，尊孔之正道，便是研习新学、厉行新法、忠君用事、治国安民。有功于国、有功于民者，方可称尊师重道！”

众人目瞪口呆。

张孚敬的意思是，把皇帝说成孔子真正的衣钵传人？

是不是能“合法”拥有儒籍，以后要看是不是忠君、有功？

如果天下都研习新学问，天下读书人都是皇帝的弟子。在儒门礼法之内，敢不敢不尊师重道？

张孚敬必须要对他们说这些话。

王守仁的观点已经来了，王守仁必定也会有一番高见。

杨廷和他们不见得没有思考，只不过他们所处的位置，他们过去思维所受的束缚，容不得他们乱说。

但张孚敬没有顾忌，他当官才三年呢。

他也有着在广东一往无前的气势。

至于为什么是在这里说而不是在辩驳的时候说，因为这里的人才是根本。

因为新学问是皇帝提出来的，新法实则是皇帝决意要主持的。

所以，如今无非只是一些守旧不甘之人垂死挣扎罢了。

将来，是新学问与新法的天下。面前有五人，他们谁也不能抹灭掉这些观点出自他张孚敬。

朱厚熜还不知道张孚敬刚刚发表了这样的见解，张孚敬也不知道，此时的御书房内朱厚熜看着那《实践学与辩证法之考》第一卷目瞪口呆。

只能说，嘉靖朝真的是猛人云集。

用词虽然不一样，但是王守仁的领悟，切中根本了。

他本身就讲究知后便行，从行中致良知。他的观点里，本身就有实践决定认识的意思。

只不过，他过于强调每个个体认知的不同，因此过度拔高了“知”的作用，变得有些主观唯心。

但在朱厚熜提出物之理，把知解释为格物致知是知物理之后，王守仁说这样不对。

知，应该是既有物理之知，也有人理之知。

实践，从来是既离不开万物之理，也离不开人伦之理。

累累青史有证，从无百代不移之学，也无万世不变之法。这原因，便是万物之理虽不曾有变，然一朝一代，这人一直在变。人与人，国与国，天时地利人和都各不相同。

这种情况下，哪里谈得上物理之知、人理之知皆有一个颠扑不破的明文？

求道之难，皆缘于此。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但他在老家丁忧的这两年多时间里，终于从不知道多少先贤典籍、史册与皇帝这些新说法里提炼出了一句新的话。

求知是行，行而有知。知有真谬，行之便明。真知有时而变，行而验之改之。知之行之有功，方为一时真知。

落在朱厚熜眼里，这自然是那句熟悉无比的话。

实践决定认识，认识指导实践。没有永远不变的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王守仁就这么能悟道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