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九章 白居易在长安的岁月

提起白居易的长安岁月，这位写出“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的诗人，在长安当的可不是“混日子”的官——28岁考中进士后，他拿着“有阙必规，有违必谏”的硬脾气，天天给皇帝提意见，还写了一堆“捅马蜂窝”的讽喻诗，把中唐的贪官、苛政全扒了个底朝天。

他的诗不是写给文人看的“阳春白雪”，是老百姓都能听懂的“大白话”；他发起的“新乐府运动”，不是玩文字游戏，是要让诗歌变成“替百姓说话的工具。

28岁考《策林》：别人写空话，他偏写“百姓的苦”

公元806年，长安的科举考场比往年热闹——这一年考的是“制科”，不是常规的进士科，考的是“策论”，也就是给朝廷提治国建议，难度比一般考试大得多。28岁的白居易，揣着一沓自己写的《策林》，走进了考场。

别以为考策论就是“掉书袋”，当时很多考生为了讨好考官，写的全是空话：“陛下圣明，好好治理，天下就能太平”“官员要廉洁，百姓要听话”，全是正确的废话，没一点实际内容。

白居易偏不。他写的75篇《策林》，没一句空话，全是盯着“百姓的苦”“官场的乱”“藩镇的害”说的——比如写赋税太重，他说“百姓苦，苦在赋税多，官吏还趁机敲诈，把百姓的粮食都抢光了”；写官场腐败，他说“有的官员天天喝酒享乐，不管百姓死活，这样的官留着有啥用？”；写藩镇割据，他说“藩镇像毒瘤，不早点割掉，国家早晚要出事”。

更敢的是，他还直接批评当时的政策——比如朝廷搞“宫市”，让太监去街头抢百姓的东西，美其名曰“采购”，白居易在《策林》里直接说：“宫市就是抢，太监拿着一点钱，就把百姓的东西拿走，这比强盗还狠！”

考官们一看这《策林》，都惊着了：“这年轻人，胆子也太大了，就不怕得罪人？”再仔细读，又觉得他说得全是实话，句句戳中要害。最后，考官们一致拍板：“白居易这策论，有良心、有见识，得中！”

放榜那天，白居易看到自己的名字，没像其他考生那样欢呼雀跃，反而蹲在考场外，想起了符离的日子——想起母亲用米浆教他写字，想起湘灵家种地的辛苦，想起逃荒时看到的饿肚子的百姓。他心里想：“考上了，终于有机会替百姓说话了，可不能忘了初心。”

没过多久，朝廷给了他一个官——左拾遗。这个官品级不高，才八品，权力特殊：专门给皇帝提意见，不管是皇帝做错了，还是官员有问题，都能直接说，相当于“皇帝的监督员”。

有人劝他：“左拾遗是个得罪人的官，少说点话，别给惹麻烦。”白居易却摇摇头：“我考科举、当官，不是为了混日子，是为了‘兼济天下’，要是连话都不敢说，还当什么官？”

从那天起，长安城里多了个“敢说话的左拾遗”——上朝时，别的官员都顺着皇帝说，他敢站出来：“陛下，最近宫市又抢百姓的东西了，得管管！”“陛下，江南水灾，百姓没饭吃，得赶紧放粮！”有时候皇帝听得不耐烦，脸都黑了，他还是接着说，一点不怂。

他的同事都替他捏把汗：“白居易，你少说两句吧，小心皇帝把你贬了！”白居易却笑着说：“我要是怕被贬，就不当这个左拾遗了。”

《卖炭翁》：一句“心忧炭贱愿天寒”，写尽百姓的命比炭贱

白居易当左拾遗的时候，没光靠嘴提意见，还把看到的百姓苦，写成了诗——最有名的就是《卖炭翁》。这首诗不是他瞎编的，是他亲眼看到的真事。

还原下那个场景：那是个冬天，长安特别冷，寒风跟刀子似的刮。白居易早上上朝，路过长安城东的街头，看到一个老头，背着一筐炭，蹲在路边发抖。老头穿着件破单衣，脸被烟火熏得漆黑，手上全是老茧，冻得又红又肿。

白居易走过去，问老头：“这么冷的天，怎么不多穿点？炭卖多少钱一斤？”老头叹了口气，说：“家里没煤了，只能上山烧炭，烧了十几天，才烧出这一筐。本来想卖了炭，买件棉袄，再买点米，可等了一早上，也没人买。”

白居易正想安慰他，远处来了两个太监，穿着华丽的衣服，后面跟着几个小吏，耀武扬威地走过来。太监看到老头的炭，指着说：“这炭不错，宫里要了！”小吏立马过去，把炭筐抢过来，扔给老头半匹布，说：“这是宫里给的钱，够你买炭的了，赶紧走！”

老头急了，抓住小吏的手：“这布不值钱，不够买棉袄和米啊！你们不能抢我的炭！”太监一脚把老头踹开：“大胆！宫里要你的炭是给你面子，再敢啰嗦，把你抓起来！”说完，就拉着炭走了。

老头坐在地上，看着太监的背影，哭了起来——那是他烧了十几天的炭，是他冬天活下去的希望，就这么被抢走了。白居易站在旁边，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他掏出自己的钱，递给老头：“大爷，这点钱你拿着，买件棉袄吧。”老头接过钱，千恩万谢，抹着眼泪走了。

那天上朝，白居易就跟皇帝说“宫市害民”的事，可皇帝只是说“知道了，会查的”，就没下文了。白居易知道，光靠嘴

说没用，得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让朝廷不得不管。

晚上回到家，他坐在油灯下，想起早上的场景，拿起笔，写下了《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一句，写得太戳心了——老头身上穿得那么薄，本该盼着天暖和点，可他却盼着天更冷，因为天越冷，炭越好卖，他才能活下去。这种矛盾的心理，把百姓的“苦”写到了骨子里：不是不怕冷，是怕饿肚子，命比炭还贱。

诗写完后，白居易读了一遍又一遍，眼泪都掉下来了。他把诗抄了好多份，分给朋友，让他们传出去。没几天，《卖炭翁》就传遍了长安——老百姓读了，都想起自己被宫市欺负的事，哭得稀里哗啦；官员读了，有的脸红，有的骂白居易“多管闲事”；连宫里的太监，看到诗都不敢随便去街头抢东西了。

有人问白居易：“你写这首诗，不怕太监报复你吗？”白居易说：“我怕的不是报复，是没人替百姓说话。只要能让宫市停了，我就算被报复，也值了。”

《观刈麦》：“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农民的苦比太阳还毒

除了《卖炭翁》，白居易还写了首《观刈麦》，写的是农民割麦子的苦。这首诗也是他亲眼所见，比《卖炭翁》更接地气。

那是个夏天，长安周边的麦子熟了，白居易借着下乡考察的机会，去了郊区的农田。那天太阳特别大，地面晒得能烫死人，他穿着长衫，走了没几步就满头大汗，可农民们还在田里割麦子，连帽子都没戴。

他走到一个老农身边，老农弯着腰割麦，汗珠子像豆子一样往下掉，滴在麦地里，衣服全湿透了，贴在背上。白居易递给他一碗水，说：“大爷，这么热的天，歇会儿吧。”老农接过水，一口气喝完，说：“歇不得啊！夏天天短，现在不割，万一遇到下雨，麦子就烂在地里了，一年的收成就没了。”

白居易看着老农的手，全是裂口，有的还在流血，心里酸酸的。他又走到田埂边，看到一个老妇人，抱着个孩子，在地里捡农民掉的麦穗。白居易问她：“大娘，你怎么不回家？这么热的天，孩子会中暑的。”

老妇人叹气道：“家里的麦子都被官府收走交税了，没粮食吃，来捡点麦穗，不然孩子就得饿肚子。”她怀里的孩子，小脸蜡黄，瘦得只剩骨头，睁着大眼睛，看着田里的麦子，咽了咽口水。

白居易的心像被揪了一下——农民们在太阳下拼命割麦，累得快死了，可收来的麦子，大多被官府抢走，自己只能捡点麦穗过日子。他想起在长安当官，每天有饭吃、有茶喝，不用晒太阳、不用割麦，心里特别愧疚。

回到长安后，他写下了《观刈麦》：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脚踩在被太阳晒烫的土地上，后背被太阳烤得像着火一样，这画面感太强了，谁读了都能想到农民的辛苦。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更是绝：农民们已经累得没力气了，却不觉得热，只盼着白天能长一点，好多割点麦子。不是不怕热，是怕没饭吃，是怕一年的辛苦白费。

这首诗比《卖炭翁》更通俗，连不识字的老太太都能听懂——有人把诗念给长安街头的老妇人听，老妇人听完，哭着说：“这写的就是我们啊！夏天割麦，真是把命都快搭上了！”

白居易写这首诗，不是为了“同情农民”，是为了“骂官员”——他在诗的最后写：“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意思是“我没什么功劳，没种过田，却拿着三百石的俸禄，年底还有余粮，想起农民的苦，我心里特别愧疚，整天都忘不了”。

这话看似是自责，其实是在骂那些当官的：“你们拿着俸禄，不替农民做事，还抢他们的粮食，难道不觉得愧疚吗？”

新乐府运动：和元稹联手，让诗歌变成“替百姓说话的武器”

白居易写《卖炭翁》《观刈麦》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当时诗坛上的诗，要么是写风花雪月的，比如“春花秋月何时了”；要么是写神仙鬼怪的，老百姓根本看不懂，也不关心。他觉得，诗歌不应该是“文人的玩物”，应该是“替百姓说话的工具”，应该反映现实、解决问题。

正好，他的好朋友元稹也有同样的想法。元稹和白居易是同科进士，也看不惯当时诗坛的风气，也想写反映百姓疾苦的诗。有一天，俩人在白居易家里喝酒，聊起这事，越聊越投机。

元稹说：“现在的诗，都在玩文字游戏，没人管百姓的死活，得改改这风气！”白居易说：“

对！应该发起一个运动，写一种新的诗，叫‘新乐府’，就写百姓的苦、官场的黑，用通俗的语言，让老百姓都能懂，让朝廷不得不重视！”

就这样，新乐府运动开始了。白居易和元稹还提出了一个文学宣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章应该为时代而写，诗歌应该为现实而作，不能****，不能无病**。

为了推动这个运动，白居易写了《新乐府》五十首，全是反映现实的：《杜陵叟》写农民被贪官欺负，粮食被抢走；《缭绫》写织锦的女子辛苦织出的绫罗，被皇帝和妃子浪费；《新丰折臂翁》写老百姓为了躲避兵役，故意把自己的胳膊打断。

元稹也写了《新题乐府》十二首，比如《田家词》写农民被赋税逼得家破人亡，《织妇词》写织妇织到手指流血，却换不来一顿饱饭。

他们还带动了其他诗人，比如张籍、王建，也跟着写新乐府诗。张籍写《野老歌》：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

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

王建写《水夫谣》：

“苦哉生长当驿边，官家使我牵驿船。

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

这些诗，语言通俗，像说话一样，老百姓都能听懂；内容真实，全是他们身边的事，所以很快就传遍了全国——有的农民把诗抄在墙上，提醒“别被贪官骗了”；有的官员看到诗，怕被骂，不敢再随便敲诈百姓；连皇帝都看到了这些诗，不得不下命令，整顿赋税、禁止宫市。

有人骂白居易和元稹：“你们写这些诗，是在抹黑朝廷，是在挑拨百姓和朝廷的关系！”白居易却反驳：“我们不是抹黑朝廷，是在帮朝廷——朝廷不知道百姓的苦，我们把苦写出来，朝廷才能解决问题，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这不是帮朝廷是什么？”

确实，新乐府运动没白搞——朝廷后来真的废除了“宫市”，减轻了部分地区的赋税，还惩罚了几个贪污的官员。虽然这些改变不能彻底解决中唐的问题，但至少让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一点，也让更多文人开始关注现实，不再只写风花雪月。

锋芒毕露的代价：被骂“多管闲事”，却没忘了初心

白居易在长安当左拾遗的那几年，活得像一把“锋芒毕露的刀子”——敢给皇帝提意见，敢写诗歌骂贪官，敢发起运动改变诗坛风气，得罪了不少人。

有次，一个贪官被白居易写诗骂了，怀恨在心，就跟皇帝说：“白居易这个人，太狂了，天天写些破诗骂朝廷，还煽动百姓，这样的人不能留在长安！”皇帝本来就觉得白居易有时候太啰嗦，听了贪官的话，就想把白居易贬走。

幸好有几个正直的官员替白居易说话：“白居易虽然说话直，但他是为了百姓、为了朝廷，要是把他贬走了，谁还敢给陛下提意见？谁还敢替百姓说话？”皇帝这才没贬他。

白居易知道后，没觉得害怕，反而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我这辈子，就想替百姓说话，就算得罪人，就算被贬，也不会改。要是因为怕得罪人就不说话，我对不起少年时的初心，对不起母亲的教导，也对不起那些受苦的百姓。”

他没忘少年时的经历——没忘逃荒时看到的饿肚子的百姓，没忘母亲用米浆教他写字时说的“读书要为百姓”，没忘湘灵说的“要记得写老百姓的事”。正是这些经历，让他在长安的官场里，没被磨掉棱角，没变成只会说空话的官员。

后来，白居易因为替朋友说话，还是被贬到了江州，也就是写《琵琶行》的地方。临走前，他把写的新乐府诗整理好，交给朋友，说：“我走了以后，你接着把这些诗传下去，别让大家忘了百姓的苦。”

朋友点点头，说：“你放心，你的诗会一直传下去，你的初心，也会有人记得。”

长安的日子，不是逐“当官的梦”，是逐“替百姓说话的梦”

白居易在长安的那几年，不是来“逐当官的梦”的，是来逐“替百姓说话的梦”的——28岁考《策林》，是为了有机会提建议；当左拾遗，是为了敢给皇帝说真话；写《卖炭翁》《观刈麦》，是为了让百姓的苦被看见；发起新乐府运动，是为了让诗歌变成“武器”。

他的诗，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比任何“阳春白雪”都有力量；他的人，没有圆滑的处世技巧，却比任何“老谋深算”的官员都有良心。他就像长安城里的一束光，照亮了中唐的黑暗，温暖了受苦的百姓。

现在读《卖炭翁》《观刈麦》，还能感受到那种直击人心的疼——不是因为诗写得好，是因为诗里的人、诗里的苦，太真实了，真实到让我们想起那些为了生活拼命的人，想起那些被忽视的底层百姓。

白居易在长安的日子，虽然没当多大的官，虽然得罪了不少人，被贬走了，但他没白来——他让更多人知道，诗歌可以替百姓说话，官员可以为百姓做事，初心可以一直坚守。这就是白居易，那个在长安拿着笔当“刀子”的谏官，那个一辈子“为百姓写诗”的诗人，那个没忘初心的“诗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