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四章 义父？！

太原知府原本不过是同进士出身，且名次靠后。

他自己心里清楚，既无才华也无背景，在官场中恐怕难以立足。就算能勉强维持，也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吏。

当初他在太原府辖下当知县时，偶然机会结识了已是镇守太监的曹吉祥。

于是他果断投靠，借此在太原站稳脚跟。

不过几年，便由知县升为通判。

后又历任同知，调任邻近的辽州任知州三年。在万历皇帝生命的最后两年，终于坐上太原知府的位子。

曹吉祥深受万历宠信，虽然朝中大事与人事任免无权插手，朝中文臣也不愿与之交好。

但他有个关键优势——能随时将奏折递到皇帝面前。

对地方小官而言，这便是飞黄腾达的捷径。

他之所以愿意拜曹吉祥为义父，正是出于对更高权位的渴望。

而曹吉祥本人对此事也颇为欣喜。

一个从未受过正统教育的太监，竟能让一个正经科甲出身的官员拜入门下，称自己为义父，令他倍感荣耀，宫中同僚亦多有羡慕。

不要说一个中进士、做官的士人，哪怕只是一个举人，也足以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在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下，读书人向来有属于自己的尊严与气节。

历史上，即便是权势滔天如魏忠贤者，朝中官员虽愿依附，却也极少公开认其为父。

更让朱由校觉得奇妙的是，此人竟被山西巡抚曾世近视为亲信。

而曾世近与曹吉祥之间素有嫌隙，关系并不和睦。

两人对此事一无所知，始终被蒙在鼓里。

若不是朱由校今日详加盘问，恐怕他们至今仍被蒙在鼓中。

朱由校心中也不禁生出几分佩服。

此人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竟能游刃有余，伪装掩饰的本事确实了得。

短短几年间，他从正七品的知县跃升至正四品知府，靠的恐怕不只是曹吉祥的力量。

皇帝望着他，淡淡说道：“你倒是让朕见识到了另一番手段，只可惜，这般聪明脑筋没用在为百姓谋福祉、为朝廷解忧难上。”

太原知府心知大限将至，面对皇上的这番话，并未开口回应。他心中所想，只是能否保全一副完整躯体入土为安。

朱由校手中握有足够让三人满门抄斩的证据，他们犯下的罪行最为严重，祸害百姓、侵蚀国家根基。

待斩首示众之日，百姓的反应恐怕不会比京城逊色多少。

相较之下，左右布政使虽身居高位，却反倒成了最清廉的官员。

他们虽有贪墨粮饷之嫌，却无其他重大罪行。

至于曹吉祥与曾世近所做之事，这位布政使并未深度参与，许多情况甚至毫不知情。

朱由校对此并不意外。

一省之地，事务繁杂，纵然曹吉祥是镇守太监，曾世近是巡抚大员，也无法一手遮天。

明朝的官制，时而让朱由校无言以对。说是制度森严，却又处处混乱，还不时更易变化。

开国之初，太祖设立三司制度，分别是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一省军政要务，皆由三司分掌决断。职责清晰，各司其职。

都指挥使统辖全省卫所与军务，按察使则主管刑法与刑狱，布政使则掌管全省民政，权力极大，官阶为从二品，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与今日相较，既有总督又有巡抚，政事军务刑名一手抓，彼此职责多有重叠冲突。

由此可见，那些批评太祖只会杀人、不懂治国的人，也该闭嘴了。

太祖出身寒微，眼界未必开阔，但他绝非只知杀戮之人。

华夏大地历经数百年战乱。

辽、金、宋混战百年，蒙古灭宋，元朝赋税沉重，战火连绵又达百年。

太祖起兵至建国不过十余年，执政仅三十载，却将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从生死边缘拉回。虽难言富庶强盛，但百姓得以耕田、有饭可吃，心中安稳，已是不易。

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能让九成以上民众免于饥饿，已属非凡成就。

仅凭这一点，太祖便胜过百分之九十九的帝王。

后世誉之为“大帝”的朱棣，在文治武功上，比起洪武大帝，实则相差甚远。

朱高炽为何屡次劝阻其父远征，朱瞻基又为何改变策略，放弃关外军事，转而注重休养生息？

朱棣频繁用兵，却始终未能取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成果。原本已经渐渐恢复的社会民生，因此再度陷入动荡之中。

直言不讳地说，他五次北征所取得的成效并不显着。

相比之下，太祖皇帝在位时九次出征草原，无论哪一次的成果都要比他更为可观。

他在官制方面也进行了改动。

当时原本已趋于完善的行政体系，并未得到有效的优化，反而是被强行添加了一些内容，例如设立东厂来监控锦衣卫这类举措。

制度一旦发生变化，就很难再停下来。没过多久，巡抚、总督等临时职位开始出现。到了明末，巡抚已经变成正式编制，每一省都会配备一位。一旦地方发生变故，朝廷便立即设立总督来统辖一方。

这些被任命为巡抚或总督的官员，官阶并不比布政使和按察使高，但由于他们代表的是朝廷和皇帝，地方官员出于畏惧，只能步步退让。

表面上不敢反抗，不代表私下里不会暗中抵制。朝廷这种混乱的安排，显然难以获得地方的支持。于是，他们通常选择消极怠工，以此无声地表达不满。

巡抚作为由朝廷和皇帝直接派遣的地方钦差，不仅手握重权，在中央也有一定影响力，这让地方官员不敢轻易得罪。

随着权力逐渐扩张，巡抚的影响力越发强大，布政使的地位反而下降，最终成了巡抚的下属，手中原本的权力也被逐步剥夺。

堂堂一位从二品的省级长官，竟然要听命于一位正三品的巡抚，这样的安排无疑显得荒谬。

由此可以看出，明朝官场内部的腐败与争斗已达到何种程度。这些官员不仅试图从皇帝手中争夺权力，甚至连彼此之间的利益也不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