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六十四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国际于1943年宣告解散。

这表明世界统一的共产党领导机构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没有必要重建这种机构了。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1945年末，全世界有组织的共产党人不继苏联，已由战前的一百万人发展到一千四百万人。

一九四五年，铁托向斯达林建议在各国共产党之间创建一个协商性质的国际会议组织。

斯大林表示赞赏这个建议。

一九四七年美苏冷战全面开始，夏天，联共部中央写信给布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请波党发起召开欧洲一些党的会议，讨论加强欧洲各国党之间的联系问题。

哥莫尔卡不愿意召开这种会议，但波兰共人党中央讨论后决定接受这一要求。

1947年9月二十二至二十七日，在波兰西南部西里西亚的时刻，拉尔斯卡布伦巴的小温泉场举行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联共部代表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南贡的卡德尔波工人党的格木尔、卡罗贡的乔治屋、德志保，工人党的切尔文科夫兄供的法尔卡施接供的斯兰斯西发供的杜克洛义供的龙哥等人。

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新形势下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政策。

会上，南共和苏共的代表批评了法共和义共在二战结束后解除革命武装的路线。

会议表示要积极地向马歇尔计划作斗争。

会上日丹诺夫作了论国际形势的报告，各国党谈了各自的工作情况，彼此间交换了意见，会，决定成立情报局，由九国党各派两名代表组成，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

联共部代表提出设立常务委员会，以便定期交换意见。

剥兄代表反对苏联的建议未被采纳。

这样情报局的任务便仅限于交流经验，必要时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协调各国党的活动。

1947年11月，情报局出版了自己的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情报局成立后不久，苏南两党发生冲突，情报局背离自己的成立宗旨，两次开会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粗暴干涉南共的内部事务，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不良影响。

1956年4月，情报局宣布结束活动。

情报局解散之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对情报局造成的错误批判和冤假错案重新进行了审查，先后予以平反昭雪。

1949年9月二十一日，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参加会议的代表共六百六十二人，代表着全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及爱国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致开幕词。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共同纲领，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除序言外有7章60条，在各章中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教政策、外交政策的总原则。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继深、张楠、高岗为副主席，选举陈毅等56人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会议还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平，并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五星红旗为国旗。

在国歌为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在天安门前创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永久纪念在革命中牺牲的烈士。

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君茹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环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10月1日下午3时，首都三十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林伯局宣布典礼开始，乐队奏国歌，毛泽东主席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接着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随后是历时3个小时的盛大阅兵式。

晚上天安门广场变成了红灯的海洋。

首都200万人民沉浸在狂欢之中，庆祝新中国诞生的狂欢浪潮迅速扩展到祖国的各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

数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多年来的帝国主义侵略，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以及被中国人民葬入了坟墓。

广大人民受奴役的半殖民地。

半封建时代过去了，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所面对的是美苏两个大国，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国际合作走向战后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人民民主国家相互对峙，形成冷战的世界格局。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拒绝承认和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不断施加压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企图在政治上孤立新中国，并且美国大力扶持日本在对日合约问题上设置障碍，美国及其追随者还对中国大陆实施军事包围和全面经济封锁。

而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一向对中国人民及其革命斗争抱着友好和支持的态度，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49年6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访问苏联，希望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得到苏联的承认，并商谈新中国的建设和经济援助问题。

会谈很顺利。

当年8月，斯大林就派出以克瓦廖夫为团长，由200多名副部长以上干部和高级工程师组成的顾问团到中国。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于对国家安全和国际承认的考虑，以及从哪里可以得到经济援助的现实利益出发。

毛泽东在1949年7月1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鲜明地提出了一边倒外交方针及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其强是不行的。

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一边倒的方针迅速得到了反应。

新中国成立的当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总理金日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委员会委员长金科凤和南北朝鲜劳动党中央就分别打电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月2日晚，苏联政府首先决定与中国创建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继苏联之后，在一个月内又先后与一系列共产主义国家创建了外交关系。

1949年十二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首次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谈，于次年二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同年4月11日起，条约生效，有效期30年。

苏联还帮助中国政府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援助中国156个项目，折合19亿美元，其援助项目都成为骨干项目。

毛泽东访苏取得巨大成功。

这样新中国外交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及争取国际援助获得国内建设所需资金也画上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