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想我不得不离开北京

第二天的讲演在红楼大礼堂。题目是《娜拉走后怎样》。

陆诚站在最后一排，听鲁迅讲“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讲“经济权”比“自由”更紧要。

讲演结束，鲁迅带他去了校长室。

蔡元培正在看文件。头发全白了，但眼神清澈。他看了看陆诚，又看了看鲁迅。

“这是写那篇文章的。”鲁迅说，“刚出狱。”

“我知道。”蔡元培放下文件，“执政府的人昨日来过，要我开除你。我说，他本来也不是学生，是教习。教习的位置，执政府已经革了。”

“你的文章，我看了。”蔡元培说，“胆子大，但学问浅。”

“黄埔第四期，七月招生。”蔡元培说，“我写封推荐信。不是为你，是为那篇文章里的一句话——‘继其遗志’。孙先生的志，总要有人继。”

“教习的位置我给你留着。过几年你要是想回北大，不论我还在不在，北大都认。”

他从抽屉里取出信笺，提笔写了几个字，又停下：“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您说。”

“无论将来拿的是笔还是枪，别变成你自己骂过的人。”

陆诚接过信，蔡元培的字很工整。

他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再回北大。或许一切结束后再当个教书先生也还不错。

陆诚把信揣在口袋里。微鞠了一躬，跟着鲁迅离开了。

陆诚不知道，周芸已经被女师大开除了。

她离开北平时没告诉任何人，只在女师大布告栏贴了张纸条：“诸君努力，后会有期。”

后来有人在浦口火车站见过她，穿一件男式蓝布长衫，头发剪得更短，像个小学生。

陆诚也不知道，鲁迅后来在日记里写：“忆及四月间一青年，言辞激越，然眼底有疑色。疑者，思之始也。”

陆诚知道的是，他得离开北平了。

方家胡同的宅子还在。

陆敬亭登过“逐出家门”的声明。

但生意人的声明，向来是算盘珠子打的：一则给执政府看，保北平的买卖；二则给陆诚看，让他知道闯祸的分量。宅子照样开着，只是陆诚不能从正门进。

出狱第五天，他绕到后门，敲了三下，又两下。小时候偷跑出去玩回来，就这么敲。

“少爷？”老赵的声音传来，他还记着。“老爷说……”

“我知道。我不住下，只取东西。”

老赵犹豫了一下，把门开了一条缝。陆诚闪进去，穿过厨房和堆煤的院子，进了自己西厢房。

房里一切如旧，书架上有《新青年》合订本，床底下是箱子，老赵拿来了一些钱。

他换了身衣裳：青布棉袍，灰呢礼帽，像个普通南下商人。

北大教习证留在了抽屉里。带着的是蔡元培的信，贴身揣着；鲁迅给的书，裹在包袱里。

出门前，老赵塞给他一包烧饼：“少爷，老爷在天津，前几天来了信。他说……他说您要是来，告诉您，天津法租界利顺德饭店，十六号房。”

陆诚接过烧饼，还热，芝麻香。他想起小时候，父亲从南昌回来，总是给他带白糖糕，也是这么热。

“还有，”老赵压低声音，“老爷说，别走前门，东直门有巡警盘查。您从德胜门出，有咱家绸缎庄的货车，送您去通州。”

陆诚到天津时，陆敬亭正在饭店里喝下午茶。

利顺德的餐厅铺白桌布，侍应生穿黑燕尾服。陆诚走进去，觉得自己像个乡下人。

“怎么穿来之前一身穷酸劲儿，穿来还是穷酸劲儿”陆诚心里想着。暗骂了一声走了进去。

陆敬亭坐在靠窗位置，面前一杯咖啡，凉了，没喝几口。

“坐。”陆敬亭没抬头，“先吃饭，后说话。”

侍应生端上来西餐：煎牛排、土豆泥、奶油蘑菇汤。陆诚不会用刀叉，陆敬亭便用自己的刀叉把牛排切成小块，推到他面前。

“北平的宅子，我卖了。”陆敬亭说。

陆诚叉子停在半空。

“不是因为你。”

陆敬亭抿了口凉咖啡

“早该卖了。方家胡同那地方，如今住着各路军警的耳目，做生意不安全。我在天津英租界置了一处，小些，但清净。”

“不管是因不因为我，北京的房子比天津的贵啊，老头，有没有长远眼光啊那可是四合院啊。”陆诚一边心里吐槽一边切着牛排。

陆敬亭放下杯子，从怀里取出一张船票：“三日后，‘盛京号’去上海。你哥哥来电报，说黄埔第四期要招生，让你务必赶到。”

“他伤好了，在东江打了胜仗，升了团副。”陆敬亭语气平淡，像谈一笔普通生意。

“我陆敬亭两个儿子，一个经商，一个从军，本是各走各路。但你既然把路走窄了，就只能往宽处走。广州是宽处，黄埔是宽处。你明白吗？”

陆诚点头。他明白。父亲说的是政治上的宽处——北方是段其瑞、张作林，南方是国民政府。他的文章在北方是罪状，在南方或许是敲门砖。

“蔡元培的信，还在？”

“在。”

“给我看看。”

陆诚掏出信笺。陆敬亭展开，对着灯光看了许久，又合上：“字是好字，话是好话。但你要记住，推荐信只能让你进门，不能让你成事。常凯申那个人——”

他顿了顿，“我见过一次，民国十年在上海。话不多，眼睛亮，像把算盘，永远在算。你跟他打交道，要比跟段其瑞更小心。”

他把信还给陆诚，又取出一张汇票

“这是五百块，汇丰银行的，广州可以取。另外——”他从桌下提起一只皮箱，“两套换洗衣裳，一双皮鞋，还有你母亲给你求的平安符。她不知道你坐牢的事，只知道你要去南方读书。”

陆诚接过皮箱，不重。

“父亲，您……”

“我在天津还有些账目要清。”陆敬亭站起身，“月底去上海，然后回南昌。你母亲想回老家住些日子，瓷都的窑火养人。”

他走到餐厅门口，又停下，没回头

“你那篇文章，我看了。‘每一个拉车的、种地的、织布的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这话，像我儿子说的。”

“我十五岁在南昌码头扛包，你祖父在乡下佃田。我们陆家的人，知道什么是人。但知道还不够，要让人也知道。你既然选了这条路，就走下去，别回头。”

门在他身后关上，很轻。

“盛京号”是一艘老旧的英国轮船，三千吨，跑天津—上海—香港航线。陆诚买的是二等舱，四人间，同屋的是两个去香港投亲的商人，和一个去上海考医学院的学生。

船上的日子很慢。陆诚每天早起，在甲板上走圈，背书——鲁迅的《热风》，还有蔡元培信里夹带的一张纸条，上面是黄埔军校的《入学须知》，印着“亲爱精诚”四个字。

他的文章传开了一些，但没那么快。邵飘萍的《京报》在北平有销路，出了华北，影响力就弱了。

船上的商人没听说过“陆诚”这个名字，他们谈的是上海的罢工，是英国人又开了枪。

“小兄弟，去广州做买卖？”一个商人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