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章 伟大的来源

莫斯科的夜来得很慢。

六月之后，这座城市的白天就变得格外漫长。太阳要到晚上九点才肯落下，在那之前，它会在西边的天空里徘徊很久，把整座城市染成一片暗金色。红场的石板路在那种光线下象是一条熔化的河，克里姆林宫的尖顶象是从火里锻造出来的兵器，而那些红星在白夜里显得暗淡，象是快要熄灭的炭火。

他已经站了很久。久到身后的桌上那杯茶彻底凉了，久到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进来换了好几次灯芯，克里姆林宫围墙外面的街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他没有动。他穿着那件灰色的军用上衣，领口扣得严严实实，裤线笔直。他的脸在暮色中显得蜡黄，眼窝深陷，颧骨突出，浓密的胡须遮住了下半张脸，只露出一双深褐色的眼睛。那双眼睛很暗，暗得像冬天的伏尔加河，表面平静，底下却涌动着看不见的暗流。

斯大林转过身，走回桌前。

桌子很大，大到能并排躺下两个人。桌面光可鉴人，上面没有文档，没有电话，没有任何办公用品，只有一盏带绿色灯罩的台灯。灯亮着，光线很暗，只照亮了桌面上很小的一块局域。他坐下，把双手放在桌面上，十指交叉。他的手很白，白得不象一个佐治亚人的手，指甲修剪得很整齐，食指和中指上有被烟熏黄的痕迹。

他闭了一会儿眼睛。

脑子里，前线的情况像走马灯一样转。列宁格勒，被围了，三百万人在等粮食，每天只有几百克面包，已经开始饿死人。基辅，西南方面军被包围了，七十万人困在第聂伯河以东，突围还是撤退，撤退还是死守，每一个选择都要他做。

斯摩棱斯克，丢了，德军距离莫斯科不到三百公里，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能看见这座城市的天际线。

三百公里。在法国，那是坦克跑一天的路。在苏联，那是坦克跑三天，步兵跑一周，补给队跑半个月的路。但德国人的坦克不是普通的坦克。他们的坦克快，他们的坦克狠，他们的坦克在苏联的土地上跑得和在法国一样快。因为他们有一样东西，苏联没有。

经验。

斯大林睁开眼睛，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烟是赫赫有名的赫尔岑牌，烟嘴是纸做的，烟草是黑色的，闻起来有一股焦糖的甜味。他把烟叼在嘴里，划了一根火柴，点燃。火柴的光在黑暗中闪了一下，照亮了他的脸，那张脸在那一瞬间看起来象是一尊被火把照亮的铜象。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从鼻孔里缓缓喷出，在台灯的光柱里变成灰蓝色。

门开了。波斯克列贝舍夫走进来，脚步很轻，几乎没有声音。他五十多岁，瘦得象一根竹杆，脸上永远带着一种介于躬敬和恐惧之间的表情。他走到桌前，把一份文档放在桌面上，然后退后一步，等着。

斯大林看了他一眼，拿起文档。文档很薄，只有两页，封面上印着绝密两个字，用红墨水写的，醒目又有年代感。他翻开，一页一页地看。数字在纸面上跳动多少师，多少人，多少坦克，多少飞机。每一个数字都象一块石头压在他心上。

他把文档放下，抬起头。

“朱可夫在哪儿？”

波斯克列贝舍夫立刻回答：“在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他昨晚从叶利尼亚回来，今天凌晨又去了前线。”

斯大林沉默了几秒。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只是一下，很轻，但在这间巨大的办公室里，那声音清淅得象一根针掉在地上。

“叫他回来。”斯大林说，“我要见他。”

波斯克列贝舍夫点了点头，转身要走。

“还有，”斯大林叫住他，“英国人那个特派专员，叫什么来着？”

“洛兰。

“洛兰。”斯大林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象是在品尝什么陌生的东西，“他到了吗？”

“到了。前天到的。住在大使馆。克里普斯爵士安排他下午三点见您。”

斯大林又沉默了几秒。他看着窗外那片越来越深的夜色，手指在桌面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

“让他等着，”他说，“今天不见。”

波斯克列贝舍夫点了点头，转身走了。门在他身后轻轻关上，发出一声几乎听不见的闷响。

斯大林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抽着烟，看着窗外。

莫斯科的夜终于来了。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在黑暗中变成一道黑色的剪影，红场变成一片空旷的黑色平原，而那些尖顶上的红星，那些在白天暗淡，在夜里燃烧的红星，此刻终于亮了起来，像五颗悬挂在天空中的火炭。

斯大林看着那些红星，想起了十月革命。那时候他还在彼得格勒，在斯莫尔尼宫里，跟着列宁一起指挥起义。那一年他三十八岁，年轻，瘦削，头发还很浓密，眼睛里全是火。现在他六十二岁了，头发白了，牙齿松了，胃病缠身，每天要靠药物才能撑过那些漫长的会议。但他的眼睛还是那双眼睛，还是那么暗，深，让人看不透。

他掐灭烟头，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着的地图前。

那是一张苏联西部的军事地图，比朱可夫那张更大，更详细。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城市，每一条铁路线，都标得清清楚楚。红色的箭头从边境线出发，向三个方向延伸，北边指向列宁格勒，中间指向莫斯科，南边指向基辅和高加索。那些箭头又粗又密，象一把把插进地图里的剑，把苏联的心脏捅得千疮百孔。

斯大林看着那些箭头，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想，也许这就是孤独。站在权力的顶峰，看着自己的国家被敌人一寸一寸地吞噬，而你能做的只有等。等前线传来消息，等将军们做出决策，等士兵们用血肉去挡钢铁。你不能亲自去打仗，不能亲自去指挥，不能亲自去死。你只能站在这间巨大的办公室里，对着这张巨大的地图，等着。

chapter_content(); 他伸出手，手指落在列宁格勒的位置上。

那座城市的名字是以老战友名字命名的。列宁格勒，列宁的城市。三百万人在那里等着他救援，而他拿不出救援。不是因为他不想，是因为他不能。德军把这座城市围得水泄不通，唯一的补给线是拉多加湖，湖上能走船，但冬天还没到，冰还没结，船只能在夜里偷偷摸摸地开，每次都要被德国人的飞机炸沉几条。粮食运不进去，人就只能饿死。

他的手指向南移动，落在基辅的位置上。

基辅。乌克兰的母亲城。罗斯受洗的地方。苏联的第三大城市。七十万红军被困在那里，等着他做决定。朱可夫说，撤吧，把部队撤出来，守住第聂伯河东岸，不要再往里填人了。他自己也知道，该撤了。但他不能撤。不是因为他不想撤，是因为他不能。基辅丢了，乌克兰就丢了。乌克兰丢了，粮食就没了。没有粮食，苏联就打不下去。

他的手指向东移动，落在莫斯科的位置上。

莫斯科。他的心。他的堡垒。他的最后一站。三百公里外，德国人的坦克正在往这个方向开。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能看见克里姆林宫的尖顶。他们在望远镜里看，在照片里看，在梦里看。他们想拿下莫斯科，想在红场上阅兵，想在列宁墓前拍照。他们以为拿下莫斯科，苏联就会象法国一样投降。

但他们错了。莫斯科不是巴黎。苏联不是法国。他不会跑，不会投降，不会让任何人把旗帜插在他的城市上空。

他收回手，走回桌前，坐下。

桌上的台灯还在亮着，光线还是那么暗。他从烟盒里又抽出一支烟，叼在嘴里，划了一根火柴。火柴的光在黑暗中闪了一下，照亮了他的脸。那张脸上没有表情，只有疲惫，深深的、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疲惫。

他站起来，走到办公室角落的衣架前，取下大衣。大衣是灰色的，厚呢子，领口镶着黑色的毛领。他穿上大衣，走到门口，拉开门。

走廊里很暗，只有几盏壁灯亮着，光线昏黄。波斯克列贝舍夫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本笔记本，等着他。

“回别墅。”斯大林说。

波斯克列贝舍夫点了点头，走在前面。他们穿过走廊，走下楼梯，走出克里姆林宫的大门。一辆黑色的吉斯轿车停在门口，发动机已经预热好了，排气管喷着白色的蒸汽。司机站在车门旁边，看见斯大林出来，立刻打开后座的门。

斯大林坐进去，靠着座椅，闭上眼睛。车子发动了，缓缓驶出克里姆林宫的围墙，驶入莫斯科的夜色。

他住在孔策沃的别墅里，离克里姆林宫不远，开车只要十分钟。别墅不大，两层楼，周围是高高的围墙，围墙上拉着铁丝网，铁丝网上通着电。门口站着两个穿军装的警卫，手里端着冲锋枪，看见车灯，立正敬礼。

车开进院子，停在门口。斯大林走落车，走进别墅。

别墅里很安静。没有声音，没有灯光，只有走廊尽头那盏壁灯还亮着，昏黄的，象一只快要瞎掉的眼睛。他脱掉大衣，挂在衣架上，走进书房。

书房比办公室小得多。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个书架，墙上挂着一幅马克思的画象。桌上放着一盏台灯，灯罩是绿色的，和办公室那盏一模一样。他坐下，打开台灯，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档。

那是一份来自前线的报告，关于基辅的。报告说，西南方面军的形势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德军第1装甲集群和第2装甲集群已经在基辅以东会合，把七十万红军装进了一个巨大的口袋里。口袋在收紧，每天都有几公里的防线被突破，每天都有几千人被俘虏。报告的最后一行写着：“方面军司令部请求允许突围。”

斯大林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突围。他当然想突围。但他不能下令突围。不是因为他不想，是因为他不能，这后果他承担不起，基辅必须继续打下去。

他忽然想起自己的儿子，雅科夫。雅科夫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被德军俘虏了。他收到过德国人送来的信，说只要他释放几个德国将军，他们就把雅科夫还给他。他没有回信。他不能拿一个将军去换一个士兵，不能拿国家的利益去换儿子的命。

雅科夫现在在哪里？在战俘营里，也许已经死了，也许还活着。

强如斯大林也只能无奈地摇头。

窗外，孔策沃的夜很静。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警报的嘶鸣，只有风吹过白桦树的声音，沙沙的，象是在低声说话。他站在那里，看着那片漆黑的夜空，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想，也许这就是命运。一个人被推到权力的顶峰，不是为了享受，是为了承受。承受失败，背叛，孤独，以及那些他不想承受却必须承受的东西。

他转过身，走回桌前，坐下。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白纸，铺在桌面上，拿起一支铅笔。他的手很稳，字迹很工整，和他平时开会时那些潦草的笔记完全不同。他在纸上写道：“致苏联人民委员会、联共中央政治局、红军总参谋部：

我们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敌人已经推进到距离莫斯科不到三百公里的地方，列宁格勒被围，基辅危在旦夕。但是，我们不会投降。苏联不会投降。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领土，最多的人口，最丰富的资源。我们有世界上最勇敢的士兵，最勤劳的工人，最聪明的科学家。我们有世界上最正确的政治，最坚强的党，最伟大的领袖。”

他写到这里，停了一下。他看着最伟大的领袖这几个字，嘴角浮现出一丝苦涩的笑意。他自己知道，他不是什么伟大的领袖。他只是一个佐治亚鞋匠的儿子，一个被神学院开除的学生，一个在革命中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老布尔什维克。他犯过错误，杀过人，做过错误的决策，把不该杀的人杀了，把不该留的人留了。但他从来没有背叛过苏联，这是他唯一能对自己说的。

他继续写：“敌人可以占领我们的城市，可以摧毁我们的工厂，可以杀死我们的人民。

但他们永远无法征服我们的灵魂。因为我们的灵魂不是由钢铁和混凝土构成的，是由信念构成的。信念是打不垮的，烧不毁的，淹不死的。信念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直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生活。”

他放下笔，看着那些字。

信念。他相信信念吗？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必须让别人相信。如果连他都表现出怀疑，苏联就真的完了。所以他必须站在这里，在这间办公室里，在这张地图前，在这盏台灯下，继续工作，继续决策，继续等待。等待前线传来好消息，等待工厂生产出更多的坦克，等待美国人的援助从海上运来。等待冬天。等待那片把拿破仑冻跑的冰雪，再次拯救俄罗斯。再此之前，他只能苦苦坚守。

他把那张纸折好，放进口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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