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翁府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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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然，说来听听！”

翁同龢看着唐浩然问道，虽说已经年过六十，但他还是被唐浩然的一番话给吸引了，那日本的变法维新，到底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先前他之所会为《日本变政考》所吸引，究其原因还是明治借维新之名，收权于中央，重树天皇之权，而这正是现在皇上所需要的，同样也是他需要的，皇上需要重树权威，而他需要借此夺李合肥之权，进而成就个人之功就。

至于什么洋务也好，变法也罢，维新也行不过只是工具罢了。

“过去日本之制，虽与我国大不同，但其大都效之我国，其本源却是近似，如日本与我国，千百年间，皆以农为本，国家财力大都源自地租，这与我国倒是近似，明治维新前，其年入地租不过200万元，合银两不过百四十万两而已，然其却占其举国财入之六成，这与我国是何等相似？”

“确实如此，我中国千百年来，皆以农为本，地税自然所占极重！”

作为户部尚书，翁同龢自然深知农税于朝廷之要，自然对唐浩然的话产生了兴趣，而实际上，这正是唐浩然所另辟的蹊径，既然在历史上如翁同龢之辈者，原本就无意变法维新，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借变法维新行争权夺利罢了，所需要只是一个名义，那么自己就给他一理由，一个去变法维新的理由。

财力，自太平天国以来，这满清的财力一年比之一年紧张，以至不得不连年举洋债，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比“开源”更吸引人，他们需要一个名义，自己需要的未尝不是一个名义。

“相爷可知，其实施地税改革8年后，其地税收入增加几何？”

望着翁同龢，看着那似老农般憨厚的面庞，唐浩然又岂不知这看似憨厚的背后隐藏着的心计，就连同李鸿章亦是避之不及，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却是借机在他的心里埋下一粒种子。

“其地税收入一跃增至四千余万元，较之明治初年，增加二十倍不止！”

唐浩然只让翁同龢倒吸一口凉气，地税收入增加二十倍，作为户部尚书的他如何不好奇，过去人家谈西洋之强，在于商业、在于工厂，谈什么无商不富、无工不强，可那都太远了，而现在日本的例子却就摆在他的眼前，人家可是靠着地税“富”了起来，若是大清国的地税也能增加二十倍，那这大清国又岂能不强？

于是翁同龢便看着唐浩然，急忙问道。

“子然，这是为何？”

既然翁同龢问，唐浩然又岂能不答，唐浩然便一一解释着日本明治维新地税改革诸多步骤，其如何一步步推行地税改革，如何制定地税改革的实施，而翁同龢听着，则是时而皱眉，时而展眉，而到了最后，其则闭目说道。

“如日人者，于百姓如此这般横征暴敛非国朝所取之道！”

而这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唐浩然所提的“地税改革”取地价3%，国家所收税赋占其土地收入所得三成以上的原因，虽说明知道在大清，若是加之地方上的苛捐杂税、勒索卡拿，国朝百姓其负亦不逊于日人，但翁同龢仍然要说出一番义正辞严的话来。

“这是自然，日人之法，亦有不当之处，其后来亦曾降低地税，虽其仍难免横征暴敛，我国亦可以取之于长，补之于短，以子然看来，国朝耕地又岂数十倍于日本，若是效仿日人，体恤民力制定相应之地税改革，避免地方虚耗、苛杂，其入自然倍增，届时，国家焉能不强！”

唐浩然的话却让翁同龢的内心一时翻滚非常，确实，若是能效仿日本行以地税改革，适当减其之税，日人收之地价百分之三，国朝可收百分之一，再免去苛捐杂税，不单百姓不至再负苛捐杂税之苦，而更重要的是朝廷亦可借地税改革之力，收财权于中枢，若无财权为凭，那些封疆大吏又焉能成事？

这般一寻思，翁同龢倒是觉得唐浩然建议颇有可取之处，看着其的眼光也变得越发欣赏起来眼前这个唐浩然，倒不失是一位有为的新人，确实有几分才学，其实今天他之所以先见唐浩然，一方面故然是因为先前的那篇文章，另一方面确是想借机考量一番，以便向皇上推荐，现在看来，这唐浩然确实可用，不过细细想来，翁同龢仍然能从这个地税改革中体味到其间的风险，朝野阻之大远非他所能挡……

犹豫不决间，过了一会儿，翁同龢慢慢点着头，看着唐浩然说道：

“这日人地税改革确实有可取之处，然我国朝有圣祖皇帝所留“永不加赋”之祖训，若是行以地税改革，其违背祖训不说，其间朝野阻力，恐非易事，这阻力又当如何消除？”

说罢，翁同龢便盯着唐浩然，全是一副请教的模样。

“但凡改革，焉无阻力，以至有史以来，但凡改革者，往半途而废，其因皆为主持者或不能抗其阻力，或半途罢官政息……”

唐浩然一边说，一边端茶润了下喉咙，同时借机看了一下翁同龢的神色，果然正如他意料中的那样，在自己提及“罢官政息”时翁同龢的脸色微变，熟读史书的他又焉不知商鞅变法的商鞅之遇？以及王安石变法的罢职之鉴，而这正是唐浩然所需要的。

“不过，以子然看来，古之变法之所以半途而废，除此内外阻力所至，还有一个原因，皆是因其朝野虽知改革之要，却不知改革之利，所以，欲行以变法，必首先令国人先见变法维新之功，睹变法维新之利，如此方才能变法维新为世人所接受。”

“这，如若不行以变法维新，又当如何让人先见变法维新之功，睹变法维新之利？”

唐浩然的话，反倒让翁同龢迷惑起来，凡事总有个先后，若是无鸡又焉能有蛋，没有变法维新，又岂有变法维新之功？

“相爷，若是能以一地而为举国之先呢？”

在说出这句话时，唐浩然却是一阵暗自得意，百年后改革开放时，中国所面临的保守压力与晚清相比，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若非如此，中央又岂会弄出“特区”，最终以特区之效果，影响全国，从而才有了十余年后的全面改革开放。

而现在，他不过只是把百年后的一个“成功案例”摆到了翁同龢的面前，他心知翁同龢等人的保守，同样也知道，什么是他们难以拒绝的。

“以一地而为举国之先！”

翁同龢看着唐浩然，在他说出这句话后，先是一阵思索，而后又反问道。

“莫非子然所说是如台湾的刘铭传一般“以一岛基国之富强”，以一地先推行以新政？”

在唐浩然以“一地而为举国之先”的时候，翁同龢自然先想到了台湾了，毕竟台湾建省时，刘铭传亦有同样的言语。

“嗯！确实有几分近似！”

见翁同龢主动提及台湾，唐浩然的心里不禁暗自一喜，既然他先提了台湾，总好过自己先前，台湾，不正是自己所求的吗？

“确实有几分相似，以台湾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确实与子然所想有几分近似，诚如相爷所言，相比他省，于台湾实施新政，确有天然之好处，首先台湾远离大陆，孤悬于海外，且人口不过三百余万，于此推行维新新政，其阻力较小不说，且因其远离大陆，即便是新政推行期间，有所不妥，朝廷如相爷一般真见卓识者，亦可及时挽回，以免伤及大局……”

此时，唐浩然全是一副，提出于“台湾推行新政”者皆是翁同龢所言的模样，一副凝眉思索的为翁同龢的“新政”出谋划策状，在那里分析着与台湾实施新政的益处，便是精明如翁同龢，这会也不由自主的上了唐浩然的道，认同了于台湾推行新政的益处，他甚至隐约看到台湾新政功成之时，举国上下对他的称赞，进而一举掌握举国推行新政之权，到时候什么李合肥之流，岂不……

在唐浩然有意无意的引导之中，已经完全入其蛊中而不自知翁同龢的心里却又是一是浮现出一阵波滔，这若是于台湾试行新政，那么由谁去主持新政呢？难道还让他刘铭传去主持？想到刘铭传是李鸿章的人，他又岂能心甘，随后他的脑海中却又浮现出曾经的学生故旧，一一掂量之后，却又发现他们身上的不足之处，他们或许能做文章，能做诗词，但若是论办洋务、行新政，他们又岂是李鸿章之流的对手？办洋务也好、行新政也罢，归根到底，还是要办得比李合肥强，若不是然，岂不是徒惹人笑？心里这么思索着，最终他却又把视线落在唐浩然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