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5章 焦土政策

至华夏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受“孤立主义”影响，更由于日美贸易的巨大利益，所以对日军侵华一直采取纵容和观望态度。

直到罗斯福看了蒋委员长在10月30日发表的《为武汉撤退告全国军民书》，在11月10发来电报：“对于华夏人民的勇敢抗战及其苦难遭遇，深表敬佩与同情。”

罗斯福并表示：华夏如能阐明广州与武汉撤退的战略目的和今后抗战的意志，他将乐于批准对华借款。

所以在罗斯福希望看到蒋委员长态度的这段时间，蒋委员长也很愿意向英美表明抗战的决心。

因此，蒋委员长打定了主意在日军打到长沙时，将这座古城用一把火烧掉，如同他在花园口决堤之前早就打算水淹日军一样。

然而蒋委员长和火烧长沙的具体执行者都错误的选择了日子，实际上中日长沙会战始于1939年9月14日，距离11月13日“文夕大火”相隔10个多月！

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蒋委员长对攻占武汉以后的日军实力和动向做出了错误判断。

蒋委员长认为日本占领了广州和武汉后，会急于打通粤汉铁路线，很快就会对武汉发起攻击。

实际情况却是，蒋委员长过高的估计了日军实力，同时也误判了日军的进攻方向。

尽管毛主席早在武汉会战之前就对武汉陷落以后的情况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主席在1938年5月的报告里便指出：

在日本整个国力上说来，他要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内镇人民，日本只有那么多力量，相持阶段有条件的到来了！

日军占领武汉之后的情况，完全和毛主席的预见吻合，尽管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于11月9日把部队推进到了长沙北门的岳阳，但是在此后十多个月里，日军没有再向长沙方面推进。

然而，蒋委员长并没有依据毛主席的论断来判断形势。

蒋委员长于1938年10月29日在原长沙湖南省主席何健的蓉园公馆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与会者有军事委员副委员长冯玉祥、总参谋长何应钦、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原南京卫戍司令唐智生，以及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

会上，在听完陈诚的军事态势分析和防务方案后，蒋委员长突然开始讲话，对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劈头问道：“文白，日本人来了，你们长沙准备怎么办？”

问题来得十分突然，张治中不由得愣住了，他揣摩蒋委员长多半是在考较他如何阻击日军对长沙的进攻！

整理了一下思路后，张治中便答道：“我推断日军可能从湘北、湘东两线进犯，我们可以凭借工事进行顽强抵抗。”

蒋委员长语气咄咄的问道：“你以为这些工事可以抵抗日军的进犯吗？你认为省府可以长期坚守吗？”

张治中神情坚毅的答道：“是的，委座！作为湖南省主席和保安司令，我决不躲避责任，决不畏惧艰苦，愿与湖南三千万民众同生死，共患难，誓死保卫湖南！”

这时，作为湖南老乡的唐生智，觉得张治中这番话和他当时在南京的誓言同样鼓舞人心，当即便接上去说：

“文白兄是我们湖南的父母官，他表示坚决保卫湖南，三千万民众听到一定十分振奋，愿意誓死保卫家乡。”

蒋委员长见文武官员们都没有领会他的意思，便用启发的语气说：“文白的决心很好，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特意从桂林赶来开会的冯玉祥，这时不仅没有去体会盟弟的意图，反倒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道：

“除了湖南地方准备工作外，中央也要大力支援，比如部队的粮食和衣服问题等燃眉之急，这样才利于长期固守抗战！”

蒋委员长不耐烦的说道：“湖南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粮食和军衣可以就地筹措，不难解决。当前燃眉之急的问题是日寇就要来了，长沙该怎么办？”

这时，张治中顿时恍然大悟：蒋委员长并不关心军队如何打仗，他关心的是怎样处理长沙这座省城。

张治中当即说道：“蒋委员长所言极是，长沙囤积了大量战略物资，就连粤汉路上的火车头和车皮差不多都开到长沙来了！

这些物资绝对不能落入敌寇手里，所以必须尽快想办法处理，是否应该趁早运到西南去？”

见张治中终于谈到了正题了，蒋委员长便顺水推舟的说道：

“要是那样光是空车就把铁路占满了，西南铁路要不要通行？处理办法很简单，那就是坚壁清野，倒上煤油直接烧掉就是了！”

张治中心里猛然一突，小心试探问道：“那长沙呢？”

蒋委员长加重了语气道：“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了！长沙既然守不住，那也不能留给日本住！全部都给我用火烧了！”

“啊？”

“什么？”

“这个！”

蒋委员长语惊四座，所有人都为之深深错愕，会议主题是如何抵抗日军进攻长沙，现在还没有提到放弃长沙这茬，蒋委员长却要直接放火烧长沙？

蒋委员长继续说道：“七七事变以后，我们就下定了决心，哪怕焦土作战绝不当亡国奴！

倭寇步步紧逼，他们不打通粤汉线是不会罢休！日寇亡不了华夏，是不会罢手！”

白崇禧曾在武汉军事会议中建言提出“坚壁清野”、“焦土抗战”、“发展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等。

焦土作战是一种军事战略，此战略包括当敌人进入或撤出某处时破坏任何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古称坚壁清野。

焦土的意思包括烧坏农作物来摧毁敌人的食物来源，还可以包括破坏遮蔽所、交通运输、通讯与工业资源。

这些建议,为军事委员会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所采纳，遂成为抗日最高战略指导方针，对抗战全盘策略影响至深、至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