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放还是不放

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似乎已经诞生，只需要等西安方面开会正式通过一下就行了。

但是第二天波澜再起。

东北军内部先起反对之声。这个内部主要指的不是王以哲、何柱国这些“老人”，而是新近崛起的“少壮派新人”，比如在临潼负责扣蒋的孙铭九。

西安事变之前，孙铭九不过是张学良手下卫队营的营长，属于大内侍卫的角色，在东北军将官中原本是排不上号的。但西安事变过后，他已俨然成为少壮派的首领，连张学良的话似乎也可听可不听了。

从少壮派的角度上来说，既然大家都是靠捉蒋扣蒋“一举成名”的，一旦放蒋介石回去，无疑就是纵虎归山，这老头子能不寻机进行报复吗？所以坚决不能放。

这边张学良刚把昨晚的情形复述一遍，那边会场上就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有人问道：姓蒋的说得好听，谁知道他会不会真的去做，有什么具体保证吗？

张学良此时已抱定和平释蒋的宗旨，周恩来的支持和蒋介石的让步都让他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眼看骑虎难下的局面即将走出，却意外地遭遇到了来自自己内部的阻力，不由得又急又气。

他听后马上逼视对方：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

语调之激烈一反往常，使屋内气氛立时紧张起来。

如果放在从前，以少帅在东北军中之权威，此时众人就应该噤声了。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虽然说话的人也感到有些慌乱，却没有一点要退缩的样子。

你不是让我说吗？那我就说给你听听。

蒋介石所有答应的这些事，不能等他到南京后再做，在西安就要实现，有一件他没有做，我们就得不到保证，也就坚决不能放人。

张学良心里很清楚，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你们要知道，我们发动这次事变，对蒋介石的打击已经够大了，他自己的地位都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如何履行诸位的要求。现在最重要的，是帮他撑起面子，恢复其领袖威信，让他“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

但不管张学良怎样解释和说服，双方都难以达成一致，最后会议不欢而散。

会散了，却并不表明众人的情绪会散。

有少壮派军人愤然出言：西安事变是我们大家伙提着脑袋干的，早已不是他张、杨两个人的事了。

哦，你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闹着玩的吧。如此做法，置我辈生死于何地。

听到这些话，少帅的神经立刻紧绷了起来，他生恐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赶紧把原来负责看管蒋介石的孙铭九卫队营调开，转而由其他侍卫部队接任。

与东北军相比，第17路军的反响更为强烈。蒋介石几次三番在西北搞“拆迁”，明里暗里催着要他们挪窝，摆明就是不想让人过好日子，所以其中下级将领都对蒋介石恨入骨髓，颇多“报复思想”。

东北军说要“保证”，第17路军却说要什么保证，一颗“花生米”了结不就得了。

要不是张学良有所提防，很早就与杨虎城商定，把蒋介石移到自己看管的区域，后者现在是不是尚有命在，还真是得两说的事。

受到部下的影响，原本在释蒋问题上就犹豫不决的杨虎城开始动摇了。

张、杨合作，杨虎城常有“齐大非偶”的顾虑。

什么叫“齐大非偶”，这是一个典故。

说春秋时候，齐国国王想把女儿嫁给郑国太子。当时齐是大国，郑是小国。按道理，这应该是一个让郑国太子受宠若惊，备感荣幸的一件事，但这位太子出人意料地婉拒了送上门来的好事。

理由便是：每个人都有适宜自己的配偶，齐大郑小，门不当户不对，我是配不上您家公主的。

此典故收在《左传》上，想来作者左丘明老先生对郑太子是很赞赏的。

都是男人嘛，谁娶老婆也不希望总被对方压着一头，那日子还要不要过了。

东北军无论兵员还是武器粮饷，都远超第17路军，这样的合作伙伴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你的一种潜在威胁。

两广事变之初，张、杨原计划通电响应，但对陈济棠能否成功，两人心里都无胜算。商量的结果，是由张学良到南京去拜访老友宋子文。

拜访是假，摸底是真，因为宋子文了解很多外界所不知晓的军政内幕。

不探不知道，一探吓一跳。原来蒋介石已经在江西搞定了余汉谋，陈济棠垮台要不了多长时间了。

这下，响应是肯定不能够了。摸到底后的张学良并没有马上返回西安，而是到上海的花花世界去转了一圈。

可你老兄倒是透个底给杨虎城啊，他却没有。一直在西安翘首南望的杨虎城既见不到人，又看不到信，还以为张学良去蒋介石那里告了密，急得眼睛都生出了毛病——如果东北军和中央军合起来对付第17路军，后者只有完蛋一途。

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前后，杨虎城还是边合边疑，十分谨慎小心。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在张学良一度迟疑时，露有惧色了。

在对待已沦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的态度上，张、杨也分歧很大。张学良虽然扣蒋，但属万不得已，南京的政要首脑里面，他和蒋介石还是最为亲近的，所以西安事变后，他对蒋介石仍是“执礼甚恭”，不敢有过于失礼的地方。

蒋介石被扣，空下的位子自然有人惦记。比如国外的汪精卫就正在加紧往国内赶，在蒋介石缺席的情况下，他极有可能重新掌控南京政府。汪、张早在长城抗战前就有过势不两立的冲突，蒋、汪两个人，如果你一定要张学良从里面选一个出来做头的话，毫无疑问他只会选蒋。

一边是外界并不支持扣蒋行动，另一边是蒋介石的位子将可能被汪精卫或其他人所取代，这时候的张学良就非常希望能尽快释蒋。

宋美龄刚到西安时，张学良就当着她的面表示，自己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要“委员长”同意领导抗日，签不签字都可以。

张学良其实是个很聪明的人。别说蒋介石死也不肯签字，就算签了，真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要知道在南京政府，蒋介石虽然权势日重，但说出来的话也并非绝对圣旨，就算在国民党内，他的反对派也有不少。更何况，蒋介石既处于被扣之中，南京的要员们日后完全可以以蒋介石签字系“出于胁迫”为由，对所有条件予以全盘否认和推翻，都用不着蒋介石自个儿出来反悔。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张学良本身对签字其实并不热衷，他相信的，还是自己与蒋介石的“君子协定”。

张、杨之间最重要的分歧在于，杨虎城主张要么不扣蒋，扣了就不能轻易放，纵然关着不杀，也绝不给其以东山再起的机会。张学良则以为，既然蒋介石已答应了中共的调停条件，应立刻予以释放，且继续拥其为领袖。

在是否释蒋的问题上，张、杨争着争着就大吵起来。

张学良情绪激动：我们开始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还不是要停止内战，让“蒋公”领着我们抗日吗，现在他都答应了，你为什么还要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呢？

杨虎城也不再隐瞒自己的观点，气愤地对张学良说：在没有获得任何保证的情况下，你却同意让老蒋就这样一走了之，他回去后肯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的。

张学良则完全不同意自己搭档的看法：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怕担责任，那政变的完全责任由我来负好了。

说着，少帅忍不住冒出了一句气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不能政治解决，张某将独行其是！

到这个时候，两人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火气了。杨虎城一甩手，拂袖而去。

一旁的周恩来眼见张、杨几乎要闹到决裂的程度，赶紧上前劝解，让张学良少安毋躁，大家可以慢慢再商讨。

张学良意识到，在西安的“三位一体”中，他和杨虎城分居天平的两头，周恩来的态度显得最为重要。

这天晚上，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周恩来来到了蒋氏夫妇居住的宅院。

此时蒋介石躺在床上，因为病痛而动弹不得。当周恩来进屋时，四目相对，两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彼此熟悉的地方——黄埔军校。

十年过去，已显苍老的“蒋校长”仍称“周主任”为部下，而“周主任”也表示，只要“蒋校长”不再“剿共”，不光他本人仍然是部下，即如红军，亦可听其指挥，直接开赴抗日前线。

知道蒋介石需要休息，周公很识趣地聊了几句就退了出去。虽然初次相见十分简短，但无疑极其重要，因为它实现了国共领导人在多年为敌后的第一次握手，也见证了双方的诚意。

这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开头。

1936年12月25日。这一天对蒋氏夫妇具有特别意义，因为当天是西方的圣诞节。他们很希望借此“吉兆”尽快离开西安。

可还是走不了。

这是南京主战派定下的最后一天，这一天过去，对西安的总攻就要开始了。

宋美龄决定再次劝说张学良。

你知道吗，三天的期限就要到了，如果还不能放“委员长”回京，中央军肯定是要发动大举进攻的。到时，我等固死，你也不能独存。

不如今天就把我们放掉吧，就等于送国家一个“无价之圣诞礼物”。

张学良很是为难。

鉴于杨虎城不肯放蒋，他已准备必要时不惜用兵了，可是比较困难。

若以总体实力而言，东北军或许强于第17路军，但在西安一地，张学良掌握的部队却并不比杨虎城多，不仅城门由后者负责把守，城外更有第17路军九个团，而东北军仅有一个团。

一旦双方打起来，杨虎城是完全可以先下手为强，把蒋介石扣起来再说的。

张学良便找到宋子文，哥俩共同商讨如何才能摆脱窘境。

能不能把蒋介石秘密带到机场，乘他人不备，突然飞离西安？

这个设想马上就被他们自己给推翻了。

太危险了。杨虎城肯定已经把这里严密监视起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说不定还没等到机场，蒋介石就要落在他手里了。

再想。

张学良忽得一计，唤作“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我们可以让宋美龄和端纳先走。其他人问起，就说停战期不是到了吗，他们是到南京交涉，以便延长停战期的。

只要这边转移了视线，那边就可以给蒋介石化个装，藏在汽车里混出去，直接送到东北军营地，然后大家再在洛阳会合。

宋子文觉得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也只得如此。但是宋美龄坚决反对。

知夫莫如妇。没人比她更了解老蒋的脾气了，那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怎么肯把脸画得跟个花脸猫一样逃出去呢。万一在城门口被查出来，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更何况，蒋介石背部还在华清池受了伤。就算能侥幸从城里混出去，西安到洛阳，那可不是一点点的路程，坐着汽车这么颠过来簸过去的，那两根老骨头还不都得给拆散了。

所以宋美龄说，一定要让蒋介石坐着飞机公开走，要是做不到，还不如一起死在西安算了。

事到如今，张学良简直有些技穷了。

要坐飞机，还要公开，靠我一个人断然是没这么大能量的，还是请周公来帮忙吧。

于是，蒋、周便有了第二次谈话。

这次谈话，双方都从容了许多，也更具目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