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九章 昔日故交

有些事情赵孝骞看得很清楚，不是因为活了两辈子，而是他如今身处的位置，决定了他看问题的高度和宽度。

朝廷突然将苏轼召回汴京的目的，不是让他招摇过市到处参加各种宴会的，得瑟不死他。

赵孝骞可以肯定的是，苏轼从惠州归京，等待他的必然是更偏远的贬谪。

真实历史上的苏轼，便是从惠州继续贬谪，贬到海南岛儋州住海景房去了。

大宋时期的海南岛，可不是什么风景旅游区，而是真正的不毛之地，要人命的。

别忘了，苏轼当初所站的阵营是旧党，而如今是新党当政，尤其是章惇那小心眼儿，还不得把旧党往死里弄。

苏轼作为旧党官员，又在文坛拥有领袖般的地位，刚回到汴京便如此高调地参加宴会，委实不妥。

这也是赵孝骞不愿参加最近各种宴会的原因。

虽然与章惇私下达成了和解，彼此约定井水不犯河水，但赵孝骞也不想给自己找麻烦，现在的局面已经形成平衡了，赵孝骞不想打破它。

他与苏轼的性格不同，苏轼更适合当一个典型的文人，才华横溢，率性洒脱，自由散漫，喝咸豆腐脑。

这种人的言行往往随心所欲，不计后果，对朝堂官场潜伏的凶险不以为意。

当年的乌台诗案，苏轼便受了教训，他涉及的罪名是“讥讽朝政”，“谤君”。

总结起来就是，典型的祸从口出。

如今的苏轼经历了宦海沉浮多年，人已学乖了不少，可他这次回到汴京，还是低估了朝堂的凶险程度。

真以为参加几次宴会，文人之间聚一下会没事？

错了，如今是新党旧党斗得最激烈的时候，而作为新党一员的宰相章惇又戾气甚重，苏轼曾经是旧党，本身就已是罪。

赵孝骞敢肯定，此时的汴京城内，不知有多少新党官员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苏轼，看着他在各种宴会上写诗作词，各种得瑟。

赵孝骞没想到的是，蔡攸他爹蔡京也想办个宴会。

这货真是……

你附庸风雅都不看看时机场合的吗？

当然，蔡京为苏轼办宴会的目的，赵孝骞多少也能猜到一些。

借着苏轼的名头，邀请一些名士文人，在这个崇尚文章诗词的年代，也算是在仕林中为自己打下一点人脉基础。

作为典型的政治投机者，

蔡京的心思就如同网红博流量一样，请个大明星来自己的直播间互动一下，方便自己涨粉，以及以后的……直播带货？

幸好蔡攸也是个聪明人，当他听出赵孝骞话里的含蓄提醒后，蔡攸立马重视起来，显然一经点拨，蔡攸也想到了背后的危机。

“多谢子安兄提醒，此恩愚弟记在心里，容后定报。”蔡攸朝赵孝骞长揖行礼，神色很凝重。

赵孝骞微笑地勾住他的肩：“你我情同兄弟，别动不动就说什么恩情，多么庸俗啊！”

蔡攸愈发感动，正要表达一下兄弟情深，谁知赵孝骞话锋一转，道：“如果把恩情折算成银钱，装进箱子送到我府上，就显得那么的与众不同，令我眼前一亮了……”

蔡攸一呆，沉思片刻，果断决定忽略赵孝骞的这句话。

子曰：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不听之。

子曰得对！

话题转得很生硬，蔡攸望向院子里的烤架，上面的羊肉串滋滋冒油，香味扑鼻。

“子安兄为何突然在皇城司官署里烤羊肉？”

赵孝骞叹道：“因为羊肉有膻味儿……”

蔡攸又呆住，这是啥答案？

赵孝骞接着道：“有个喜欢吃又不懂吃的老家伙，非说羊肉带膻味才好吃，我不服气，今日烤的羊肉便带了膻味儿……”

蔡攸仍有些懵逼：“羊肉带不带膻味又如何？”

赵孝骞正色道：“我告诉他，羊肉带膻味，狗都不吃。……哎，肉熟了，火候正好。”

抓起一把烤好的羊肉递给蔡攸，赵孝骞发出热情的邀请。

“贤弟试试？”

蔡攸：“…………”

吃，还是不吃？

吃吧，自己狗都不如。

不吃吧，等于不给他面子，而这里是皇城司，他的地盘……

…………

政事堂。

章惇正埋头处置朝政，一桩桩繁琐且复杂的各地公务，令章惇犹感烦躁。

身为当朝宰相，领受恩禄的同时，也要承担宰相的责任。

尤其是如今这等时节，正是大肆打压旧党的时候。

可元祐年以后，汴京朝堂基本都是旧党一系，如今新党当政，想要把这些旧党清除出朝堂，是一桩非常浩大的工程。

罪名借口什么的不提，汴京城四品以上官员多达数千人，如此

庞大的旧党派别，想要全部清除出去，可以想象多么困难。

而章惇其实比赵煦更急，他急着继承王安石的遗志，急着让天下人体会到变法带来的好处，也急着让朝堂的党争结束，从此朝堂只有一种声音。

没人愿意无休无止地争斗，章惇坐在这个位置上，无论拜相以来做了多少倒行逆施的事，他的本意是尽快结束争斗，让朝堂和天下恢复正常，进而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

人性是复杂多样的，章惇不一定是好人，但也不全算坏人。

给事中蔡卞抱着一摞奏疏走来，章惇顿时露出苦笑。

“元度今日是想累死老夫么？这都快傍晚了，今晚又害得老夫归不了家……”

蔡卞歉意地笑了笑：“章相公能者多劳，谁让您是当朝宰相呢。”

顿了顿，蔡卞小心翼翼地道：“章相公，下官听说……苏轼被朝廷召回汴京了？”

章惇握笔的手一滞，随即淡淡地嗯了一声。

“章相公不与苏学士见一见么？”蔡卞仍小心地问道。

章惇露出复杂的神色，久久沉吟不语。

这句话并非随口而出。

蔡卞知道，其实早在熙宁年间，章惇和苏轼曾是一对至交好友。

二人是同榜进士，也有过同游景胜的深厚友谊，当年的乌台诗案，苏轼本来差点被杀了，最后是章惇出面向神宗求情，这才保了苏轼一命。

那时的章惇，是忠实的新党一员，而苏轼，是坚决反对新法的一员，尽管两人的政见对立，但章惇还是义无反顾地为苏轼求情，可见当年两人的交情何等的深厚。

许多年过去了，昔日的朋友，已成陌路人。

苏轼被召回京，是章惇的意思。

但章惇却根本不愿见他。

不仅是两人阵营政见的原因，其中还有私人恩怨。

这一点，客观来说是苏轼的错。

元祐年间，旧党重掌朝政，新党尽皆被逐，当时的苏辙上疏参劾章惇，害章惇被贬谪外调，而那时的苏轼，却没有为章惇求情，只是保持沉默。

大约从那时起，章惇便对这段交情寒了心，从此沦为陌路。

后来章惇回到朝堂中枢，拜相后便迫不及待打压苏辙，而章惇的性格也渐渐黑化，其中缘由，不言而明。

这一次召苏轼回京，章惇根本没抱任何善意，又怎会私下与苏轼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