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7月29日至31日：恐惧是个坏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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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你要我担的责任！想一想我要送成千上万的人去死！

——沙皇尼古拉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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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星期三

凌晨1点钟，沙皇尼古拉给德皇威廉发去一份电报。电报署名“尼基（沙皇尼古拉的小名）”，电文表达了“对一个弱国发动一场不光彩的战争”的愤慨。他问德皇威廉：“为了咱们的老交情，你能不能阻止你的盟友不要走得太远？”就在这份电报传向波茨坦的同时，德皇威廉给沙皇尼古拉发去了自己的电报，电报的署名是“你最诚挚的并深爱你的朋友加表兄维利”。在电报中，德皇表白了自己对和平的期待，并说：“我正在利用我的影响力促使奥地利人直接与你达成令人满意的谅解。”

这样的电报交换说明和平还是有希望的。然而，德皇威廉在沙皇尼古拉电文的边缘空白处写下一行潦草的字：“他承认自己懦弱，却又想把责任放在我的肩膀上。”这两位在伦敦出生并接受教育的君王，他俩的英文可以说是好得不能再好了。然而，就像这个冗长、令人疲乏不堪的星期里隐现的每一缕希望的微光一样，他们之间的电报交换很快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沙皇的外交大臣萨索诺夫受到各方施加的巨大压力。上午，战争大臣弗拉迪米尔·苏克霍姆利诺夫（Vladimir Sukhomlinov）和总参谋长来找萨索诺夫讨论如何解决面前的危机，萨索诺夫还没有做多少劝说工作，他俩就提出解决危机的方案：俄国必须进行战争动员。按照这两位军人的看法，俄国的战争动员能给予奥匈帝国最严厉的警告。相反，如果不进行战争动员，一旦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俄国将无力还击。如果发生更大规模的战争，俄国军队将处于完全没有准备的状态。萨索诺夫立刻同意了他俩的意见。

此后，总参谋长乘火车去沙皇尼古拉的夏宫（沙皇尼古拉在有棘手之事发生时能表现出相当高的冷漠度，自斐迪南大公遇刺后，他就没有回过首都），目的是让沙皇在两份战争动员令上签字。第一份战争动员令是动员12个军共55个师的兵力，这些军队分散于四个军区中，已经秘密地做好了准备。所动员的兵力非常巨大，超过奥匈帝国的总兵力，不过，它只是俄国总兵力的一半，要想威胁德国，还需动员更多的兵力。第二份动员令是总动员令，它包括动员与德国接壤的几个军区的军队，总动员令将使这次危机恶化。尼古拉有一种错觉，他认为自己仅仅是在完成纸面工作，目的是为了未来的实际战争动员做铺垫。他告诉俄军总参谋长，没有他的授权，这两份动员令不许生效。那天晚上，当沙皇告诉俄军总部他已经做出一个决定时，俄军总部正在准备一次全面战争动员，而萨索诺夫此时正在向英国人撒谎说俄国保证没有考虑任何有可能刺激德国人的举动。沙皇说，他决定启动部分军事动员；不许有针对德国的军事举动。尼古拉则继续和维利互发电报，而维利继续真心地向尼基保证他正努力让奥地利平缓下来。

同一天，法国总统普恩加来和总理维维安尼在敦刻尔克登陆，乘火车向巴黎飞奔。到了巴黎，他俩听说奥地利已经宣战，这让他俩很吃惊。欢迎他们的人群高呼“占领柏林”，这更让他俩吃惊。巴黎像其他首都一样，街上的人群用各种形式表达对战争的渴望。在维也纳、柏林、汉堡、伦敦也都出现人群聚集。在伦敦，一位刚度假回来的年轻银行家说整个伦敦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热情高涨，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也在伦敦，他说：“我发现一件让我极端厌恶的事，民众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感到欣喜若狂。”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召集跟随者一起反对正在迫近的冲突。政治家和军事家普遍感到前途可悲。爱德华·格雷在他的外交部办公室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我们这一辈子将再也看不见光明。”（具有嘲弄意味的是，他后来因眼睛失明而离开公众视野）。法国总统普恩加来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巴黎街头人群的狂热感动了他，他决心不让俄国人有理由怀疑法国政府所能给予俄国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也有同样大的决心尽可能转移群众中蔓延的敌意。于是，他和维维安尼给彼得堡发电报要求俄国不要做有可能刺激德国进行战争动员的举动；很可惜，这份电报比沙皇批准部分战争动员的时间晚到了一步。

众高官中有一位不仅没有暗淡预感，反而热情洋溢，甚至是那种过度的热情洋溢，此人就是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丘吉尔在给英国首相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的妻子的信中写道：“我觉得有人会诅咒我，因为我喜欢这场战争。我知道战争每时每刻都在打碎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但是，我无法克制自己——我要尽情享受战争的每一秒钟。”显然，丘吉尔敢这样写是因为他不相信有谁会诅咒他。

此时的丘吉尔，写世界大战这样题材的功力还不够。星期三就要过去了，暗淡的前景闪现出几丝光明，战争的黑暗前景似乎减弱了一些，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稍微减小了一点。德皇和沙皇不仅在交换意见而且还努力合作抑制战争。危机有可能被化解，但有两件事情必须要做。俄国必须停止战争总动员；像这样有限度不威胁德国的俄国军事行动，沙皇愿意暂时接受。奥地利必须接受类似于“贝尔格莱德终点站”式的计划。这一条很可能最终能实现，因为德国希望实施这样的计划；没有德国的支持，奥地利将很难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计划。所以，问题最后归结为一点：俄国人是否能停止战争总动员，不刺激德国人也投入战争总动员。德军的高层意见有分歧。战争大臣埃里希·冯·法金汉（Erich von Falkenhayn）害怕俄国的战争动员没有任何反制，所以催促进行初级的战争动员。但是，对德军总参谋长毛奇（Helmuth von Moltke）来说（经常被人错误地指责为挑拨预防性战争的人），最大的担心是德国的举动有可能引发俄国进行战争动员。7月29日，他在写给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的一个备忘录中说：“如果战争爆发，欧洲的主要国家将在战争中相互肢解……这场争斗将毁灭欧洲文化，数十年难以恢复。”贝特曼没有不同意见，他连夜发了电报给德国驻俄国大使普塔莱斯（Friedrich von Pourtales）说：“要温和地给萨索诺夫一个严肃的印象，俄国进一步战争动员将驱使我们也进行战争动员，其结果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欧洲战争。”

7月30日，星期四

欧洲人清醒了，意识到战争的可能性，人们急忙到银行取钱。奥地利、德国、俄国开始从外国银行取回外汇储备。股民恐慌性抛售，柏林和布鲁塞尔的股市被迫关闭。

尼基与维利之间的电报联系也开始出现问题。午夜，沙皇尼古拉发了几份电报给德皇，努力表明俄国没有威胁德国的敌意，他在一份电报中愚蠢地说：“所有俄国方面的军事准备措施都是5天前决定的，其目的是为了防备奥地利的战争动员。”威廉看完电报后总结出一个结论：“俄国已经领先德国一周的时间进行战争动员了，这就意味着我必须也要开展战争动员。”

早晨，俄军总参谋部的首脑告诉萨索诺夫一个坏消息。他们说，俄军根本无法执行被批准的部分战争动员令，这个战争动员令规定只能针对奥地利作战。这种非正式战争动员导致俄军处于混乱之中，如果德军乘机发动进攻，俄军将处于无助的状态。实际上，只有战争总动员才是可行的，俄国已经到了再也不能拖延总动员的地步。萨索诺夫同意了这种观点，但是总动员的合法性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于是，总参谋长给沙皇打电话，再次要求他批准战争总动员令。尼古拉拒绝了，并说不必再讨论是否进行总动员的问题。总参谋长极力劝说尼古拉，尼古拉勉强同意与萨索诺夫下午3点面谈。萨索诺夫立刻出发上路。

萨索诺夫和沙皇尼古拉的会议开了很长时间，萨索诺夫极力争辩要求进行全面动员。萨索诺夫说奥地利正计划摧毁塞尔维亚，并且拒绝谈判。德国玩两面派，表面好像在约束奥地利，但实际上是在为其战争动员拖延时间，德国已经在战争动员这条道路上走了很远。俄国难以承担不做出反应的代价，俄国必须进行战争总动员，试着进行局部战争动员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其实，除了奥地利已经下定决心攻击塞尔维亚外，萨索诺夫所说的都错了。他不是有意撒谎，但他的头脑里存储了大量危险和错误的信息。

尼古拉还是不同意，萨索诺夫则继续恳求。沙皇深知萨索诺夫要求的分量，生气地大声说道：“想一想你要我担的责任！想一想我要送成千上万的人去死！”

最后，沙皇尼古拉疲惫地同意了。这也许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他是一个固执的人，但并不坚强。即使是最坚强的人，面对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一场祖国的生死存亡决斗，他也很难坚守初衷。萨索诺夫所提出的最有力的论据，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论据。他认为俄国的总动员不一定导致德国参战。萨索诺夫和尼古拉都没有理解一个关键问题：俄国的战争动员将在德国将军们内心产生一种恐慌，这种恐慌与驱使俄国人自己进行战争动员的恐惧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恐慌驱使德国将军要求德国必须做出反应。更糟糕的是，他俩根本不知道德国的战争动员能有那么快，其灵活性竟然那么小，因而也就无法理解德国的战争动员将有多么危险。其实，即使是德皇威廉和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此刻也不完全理解一个事实：德国无法做到只进行战争动员而不入侵德国西面的国家，从而引发一场所有德国人都畏惧的欧洲大战。沙皇还犯了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他的决定完全依赖于萨索诺夫说的理由，而实际上，德国是当时欧洲大陆上唯一没有进行军事动员的国家。

奥地利宣战之后48小时，俄国决定实施总动员。俄国的决定增加了90万现役兵力，同时征召400万的后备兵力。这么大的兵力足以吓坏地球上任何国家。引发德国进行战争动员，就等于战争已成必然，这就使所有缓和局势的努力都变得希望渺茫，沙皇和德皇之间像亲兄弟一样的电报交流没有作用，任何想在最后一刻前平息危机的越来越绝望的努力（各国首都之间电报不断）也没有作用。谈判没有希望了，类似于“贝尔格莱德终点站”式的折中方案也没有希望了。

俄国的战争动员是可悲的，虽然战争动员的动机是出于军事考虑，但其军事必要性不高，而且事与愿违。从战术角度看，它帮助了奥地利人（康拉德本应该利用这点），奥地利人因不知道俄国人是否会参战而感到异常焦虑。从战略角度看，它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因斐迪南大公遇刺产生的危机，其实对俄国没有直接的威胁。即使塞尔维亚被击败——这件事不用诉诸武力也能逆转——其对俄国战略地位的影响也不大。俄国还是拥有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世界上最大的军队，并且按照俄国的计划三年后总兵力还能增长40%。

有人将修道士拉斯普廷（Rasputin）给沙皇皇后亚历山德拉（Tsarina Alexandra）的电报呈送给沙皇尼古拉。拉斯普廷是一个神奇的人物，他依靠耍花招几乎变成皇室的成员，此时正躲在自己的位处俄国腹地的家乡疗养刀伤，刀伤很深，使他几乎丧命。由于他远离首都，身体状态也不好，所以他根本无法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然而，他的这封电报至今还带有神秘的色彩，就好像这位怪异的恶人身上发生的许多神秘的事情一样。拉斯普廷在电报里说：“不要让爸爸（拉斯普廷对尼古拉的称呼）策划战争。战争将使俄国和你自己毁于一旦。你将一无所有。”尼古拉看了电文，然后把它撕成碎片。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对危机不断加深感到惊慌，终于放下了外交家的架子开口说真话了。他在不知晓英国内阁态度的情况下，对德国大使林克瑙斯基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非官方看法：“除非奥地利愿意就塞尔维亚一事进行谈判，否则一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他认为，英国将会与法国、俄国站在一边。当德皇和贝特曼–霍尔威格听到了他所说的话后，马上放弃一直盘旋在他们头脑里的不切实际的想法，这场战争绝对不是只牵扯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局部战争，开始加大力度约束奥地利人。如果格雷能早几天拥有如此的远见，柏林肯定会迅速改变态度，更坚决地约束奥地利人。奥地利将推迟宣战，俄国将缺少战争动员的理由。然而，这一切都变得太晚。还有一件做得太晚的事——贝特曼意识到俄国误解了维也纳不愿谈判的态度。他通过契尔什基提醒贝希托尔德，但是局势发展过快，将军们已经放弃外交努力，几乎没有机会让谈判来避免灾难。

贝特曼向契尔什基发去了大量电报，结果是谁都比对方变得更焦急、更愤怒。贝特曼在一份电报中指导契尔什基，让他清清楚楚地告诉贝希托尔德，奥匈帝国拒绝与俄国谈判不仅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而且“直接挑拨俄国武装干预”。在另一份电报中，他说：“我们当然准备履行同盟国的义务。然而，如果事先不商量不予尊重，我们则必须拒绝被迫拖人由于维也纳的轻浮引发的世界性的大灾难中。”但是，贝特曼的补救还是晚了，贝希托尔德龟缩起来完全不作声。他已经决定打仗，不愿多讨论。

紧张局势继续发展。法国总统普恩加来担心法国和俄国的同盟关系毁于一旦，通过驻俄大使帕雷奥洛格给彼得堡发去一份电报，电文安慰俄国可以放心依赖法国。帕雷奥洛格赶紧去见萨索诺夫。由于不知道俄国已经进行战争动员，普恩加来同时让驻俄大使力劝俄国慎重。帕雷奥洛格没有兴趣做这件事。

巴黎和彼得堡继续收到有关德国大规模备战的报告，这些报告的内容并不准确。法国开始备战，但尽量保持在极为试探性的阶段，避免刺激德国。普恩加来还有另一层意思，他不想给英国任何理由说法国是挑衅者。法国没有召回后备军人，也不允许调动军队。如果战争爆发，普恩加来计划将英国拉入法国一边，这就需要让德国扮演挑衅者的角色，所以普恩加来命令部队一律从边境线后撤6英里（约10公里）。法军总司令约瑟夫·霞飞（Joseph Joffre）向普恩加来请求战争动员，普恩加来拒绝了他。普恩加来甚至限制法国军队的运动，不许法军进入离边境6英里（约10公里）以内的地段。后来，霞飞威胁辞职，普恩加来的态度才有所松动。

普恩加来在自己的办公室召见了英国驻法国大使。他要求英国表示出更坚决的态度。他解释了自己的要求，如果英国宣布有意愿支持法国，德国就会受到阻碍，于是就防止了战争的爆发。英国大使知道英国政府内部的分歧，他只是简单回答道：“英王的政府难以做出这样的声明。”

德军总参谋长赫尔穆斯·冯·毛奇将军听取奥地利战争动员的汇报。他听说康拉德为了继续追求自己入侵塞尔维亚的梦想而向南线派遣大量多余的军队，他因此而感到一阵恐慌。以当时的局势看，如果战争爆发，靠近俄国边境的奥地利军队将严重不足，很可能是一个奥地利军人对抗两个俄国军人。毛奇发了一份电报给康拉德，要求他把主要兵力转移到北线来与俄军对垒。如果康拉德不这样做，德军在开始攻击法国时，背部将受到俄军的威胁。毛奇还说了一句本不是他职权范围内的话，他奉劝康拉德和维也纳不要实施“贝尔格莱德终点站”计划。然而，德国首相贝特曼正在要求奥匈帝国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接受该计划。“开什么玩笑！”贝希托尔德听到毛奇的话后大声叫道，“柏林谁在掌权？”

晚上9点，毛奇带着战争大臣埃里希·冯·法金汉走进首相的办公室。两位将军告诉贝特曼德国必须进行战争动员，拖延将使德国处于危险之中，至少应该是战争临界状态（类似于俄国的战争准备阶段）。虽然贝特曼不想采取军事行动，但也不想让德国处于不安全状态，所以他答应星期五中午前做决定。他也逐渐感觉到战争不可避免，于是他把工作重心从维持和平转变成准备打仗。他了解到康拉德认为“贝尔格莱德终点站”计划不可行，也知道贝希托尔德支持康拉德。所以，贝特曼像毛奇一样接受了一种宿命观点：如果德国的敌人决定打仗，德国最好早打。

7月31日，星期五

有关俄国战争动员的非官方报告几乎是顷刻间就传递到了柏林，德军将领们开始了解到俄国战争动员的进展，他们不得不提高军事准备的要求。此时，德国仍然是欧洲唯一没有进行军事准备的国家，这种局面令德军无法忍受。即使是英国也在行动之中，海军大臣丘吉尔已经命令英国大舰队在北海占据有利位置，以便能快速反击德国公海舰队的袭击，并保护法国在英吉利海峡的口岸。

德国的战争计划出现了漏洞。谁也没有想到，俄国能在不宣战的条件下进行战争动员。谁也没有想到，现在是法国站在一旁观看德国与俄国开战。没有人知道应该如何应对。毛奇和其他一些将军几乎是怒吼着要求采取行动。将军们争辩说，德国目前处于较有利的地位与俄国和法国同时开战，如果再等几年，俄国和法国将会有更充分的军事准备，多等待一天，就是向死亡陷阱更近一步。德皇威廉拒绝战争动员，但同意宣布进入战争临界状态，这意味着若干措施（保护边境线、铁路、邮局、电报局、电话局、召回休假的士兵），如果没有意外，德国将在48小时后正式进入战争动员。德皇陷入深深的犹豫不决之中，这种犹豫不决，弗朗茨·约瑟夫被逼向塞尔维亚宣战前表现出来过，沙皇尼古拉在被大臣乞求进行战争动员前也表现出来过。德皇像其他皇帝一样屈从了，因为此时已经是军人的天下，军人们开始掌控柏林、彼得堡、维也纳，他们坚信除战争外别无选择。贝特曼一直挣扎着不让英国参战，他还拼命想将意大利拉人德国和奥匈阵营中，所以他一直坚守着不进行战争动员的态度。临近中午时，俄国进行战争动员的消息获得证实，他最终表示同意德国进行战争动员。

柏林继续要求维也纳展示出某种希望谈判的意愿，方案可以建立在伦敦和彼得堡建议的基础上（有许多复杂的建议），但是贝希托尔德保持沉默。德皇威廉不得不寻找捷径，他给奥匈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发了一份电报，要求他干预。哈布斯堡皇帝在与贝希托尔德和康拉德协商后，回复说奥地利已经无法改变现有安排。他未提及奥地利实际上也陷入自己的军事计划的陷阱中。奥地利没有计划只派遣军队进入贝尔格莱德之后停止不前，这种情况很像俄国不能将战争动员仅限于对付奥地利一样（将军们说无法制订相应的计划），这种情况也很像德国无法进行战争动员而又不入侵邻国。康拉德害怕改变预定的军事安排将导致军队混乱，他所害怕的与俄军将军们在战争动员前表现出的恐惧是一样的，也与德军将军即将表现出的恐惧一样。维也纳不能把改变军事安排作为一种选择，因为塞尔维亚正在进行战争动员，而俄军正在两国的边境线上集结大量军队。然而，康拉德却在许多重要方面都脱离了现实考虑。即使奥地利与俄国开战变得极有可能，他还一心只想着惩罚塞尔维亚。他还有另一个愚蠢的念头，他幻想意大利将参战并且站在奥匈帝国一边，于是他手里就多出数十万附加兵力。

除了动武外，别无选择。权力从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手里转移到军人手中。驱动军人的力量就是恐惧。奥地利驻法国大使在经历了星期四所发生的一切之后，对贝希托尔德说了一句话：“恐惧是个坏谋士。”

德国的外交努力有时非常笨手笨脚。柏林告诉英国，如果英国保持中立，德国在战争结束后，保证恢复法国和比利时的边境线（不包括法国的海外殖民地）。此前，没有人曾提及比利时。德国此时提及比利时，是一种不祥的恶兆。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一位老派的英国绅士，最喜欢用假苍蝇钓鱼，也很喜欢玩鸟，他看出德国的建议只不过是一种拙劣的贿赂，应该立刻予以拒绝。他给英国驻柏林大使的指令透露出他的愤怒：“你必须告诉德国首相，英国此时不接受他把英国的中立与他提出的条件捆绑在一起的建议。他实际上要求我们忽视法国的损失，只要德国区别对待殖民地和本土，我们只能看着德国抢走法国的殖民地并打败法国。这个建议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其本质有问题。法国将被压服而失去其欧洲强国的地位，并且法国也将因为没有丢失在欧洲的国土而变成德国政策的附属国。更重要的是，以法国做谈判的筹码与德国做这样的交易使英国颜面尽失，英国的名誉将永远无法恢复。”

在这番警告之后，格雷向德国保证，如果德国帮助英国避免战争爆发，德国将获得回报。“如果危机能平安渡过、欧洲能保持和平，”他说，“我将努力促成一个有利于德国的安排，俄、法、英不会对德国采取敌对政策，德国将成为各国的合作者。”他好像是鼓吹建立一种新的欧洲均势体系的前锋，其主要目标就是使欧洲告别类似的危机。此时，格雷还未理解德国害怕被敌人包围的感情深度，但是至少他是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世界。

格雷的下一个举动让贝特曼后悔提及比利时的问题。格雷在获得内阁批准后，要求法国和德国必须声明一旦开战也要尊重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法国毫不费力地表示同意。法国计划攻击德国的地区集中在比利时南部的阿尔萨斯、洛林一带，普恩加来总统非常清楚一旦开战英国的支持比获得比利时的土地更重要。德国却因其战争动员计划的拖累，无法满足英国的要求。这实际上是英国进入战争的最重要的第一步。

德国向法国和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这是著名的“双重最后通牒”。对俄国的通牒要求“如果俄国不停止针对奥匈帝国的所有军事措施，德国将在12小时后进行战争动员”。对法国的通牒要求法国宣布中立。截止时间是星期六下午。

德国的“双重最后通牒”是绝望中的最后一次避免战争动员的努力，也是为外交关系破裂后为西线动武提供借口的努力。给俄国的最后通牒也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求直接合作。给法国的最后通牒也有一个目标，就是展示一种野蛮的戏剧姿态，这是对整个世界的一个警告，当德国与俄国开战时，也就是德国与法国开战之日。最后通牒还有另一个目标，就是为德国进攻法国寻求公众支持。最后通牒实际上是德国蛮横的恐吓。为了使法国根本不可能接受最后通牒，德国大使受命向法国提交了一个蛮横的附加要求：法国暂时交出凡尔登和土尔的大型军事要塞，待到德国结束与俄国的战争后再归还。贝特曼在他的个人传记中承认许多当时的考虑。“如果法国真的宣布中立，”他写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受到虚假的中立条款保护下的法国军队进行各种军事准备然后发动攻击，而此时我们正忙于东线的战事。”

沙皇和德皇之间像亲兄弟一样的电报交流，出现了最后一次小骚动。德皇告诉沙皇：“我还在继续试着说服维也纳，如果俄国放弃威胁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军事措施，你手中就继续握着欧洲的和平。”

沙皇告诉德皇：“终止俄国的战争动员，在技术上已经不可能。但是，俄国不要战争，也不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奥地利开始就塞尔维亚问题谈判，我的军队将不会采取刺激局势的行动。我庄严地发誓。我信仰上帝的仁慈，我希望你能为了欧洲的和平与各国的福利成功地斡旋维也纳。”

沙皇一看到德皇发来的电报，立刻给予回复。他说他理解俄国的战争动员有可能引起德国也进行战争动员。他说他接受这个现实，但是接受现实并不意味着战争。他对德皇说：“我希望你能给我保证，就像我刚才给你的一样。所有的军事措施并不意味着战争。我们应该为了各国的利益和我们心中最珍贵的和平，继续进行协商。有上帝的帮助，也为了避免屠杀，我们之间刻骨铭心般的友谊必须延续下去。我焦急地、充满信心地等待你的答复。”

这些话是真情的表露，本应该能为和平提供丰富的机会。但是，沙皇没有等来期待的回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永远不会发生。

背景：奥斯曼帝国

有一则历史小笑话说，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与引发世界大战的七月危机毫无关联。事实上，如果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不曾对东欧的发展有过深远影响的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机绝不会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各国都有深远影响，但对土耳其人和受土耳其人统治数个世纪的许多民族的影响更深远一些。

如果奥斯曼帝国没有衰败，哈布斯堡王朝绝对不会涉足波斯尼亚，也绝对不会有塞尔维亚王国；巴尔干半岛就根本不会出现权力真空；俄国和奥匈帝国也就不会被拖入那个权力真空，从而也就不会有冲突。

向更远回溯，如果没有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巴尔干半岛的苦难传奇肯定会截然不同。土耳其人统治巴尔干半岛长达500年，在其最鼎盛时期，帝国向西到达意大利，向北到达奥地利、匈牙利、俄国，黑海也被收于囊中。历史上有一段时间，奥斯曼帝国似乎注定要征服整个东欧，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虽然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只留下一个小落脚点，但其疆土从中东一直延展到阿拉伯半岛。

奥斯曼帝国在苏莱曼大帝（Sultan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在位的时候达到了巅峰，然后逐渐衰落。苏莱曼大帝在1520年至1566年间统治奥斯曼帝国，帝国不仅在地理上达到巅峰，而且在文化上也达到巅峰。苏莱曼大帝是帝国的第10代传人，帝国的创立者是一个名叫奥斯曼的土耳其部落首领，他在苏莱曼大帝出生前300年建立了一个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王朝。奥斯曼帝国的前10代君主，以一种不间断的步伐向外扩张，世界上没有哪个家族曾做到这一点。苏莱曼大帝是10代君主的佼佼者，他浑身充满活力，作战英勇顽强，具有强烈的征服欲。帝国刚建立时，只不过是位处今日土耳其东部的身份低微的小部落，后来逐渐向所有方向扩张，从而帝国逐渐控制周围越来越多的领土。奥斯曼帝国第一次进入欧洲是在1354年，99年后占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从此，君士坦丁堡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罗马时代最伟大的建筑圣索菲娅大教堂，成为伊斯兰清真寺。

占领君士坦丁堡后的一个世纪里，奥斯曼帝国继续扩张，征服了大片多瑙河南面的土地。苏莱曼的父亲谢里姆一世（Selim Ⅰ），竟依靠一场战争的胜利赢得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阿尔及利亚，把帝国的疆界扩大了一倍。他传给苏莱曼的领土包括许多著名的城市：亚历山大、阿尔及尔、雅典、巴格达、开罗、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士麦那。奥斯曼帝国不仅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军事主宰，而且是麦加、麦地那等与伊斯兰教创立人穆罕默德有关的诸多圣地的监护人。这就使得奥斯曼帝国的霸权变得难以被他人挑战。

随着帝国越来越强大，奥斯曼家族变得越来越不像正常意义的家族，而只是一系列没有婚姻的父子关系。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从来不娶妻子，他们像拥有财产一样占有数百个不能结婚的妇女。这些妇女居住在像监狱的闺阁内，只能与拥有他们的苏丹和监管人接触。这些监管人一般是非洲的黑人，他们的男性生殖器被人切割掉。

与英格兰的亨利八世同时代的苏莱曼大帝，继承这罕见的遗产，并赋予其新的动力。像他的祖先一样，他是一个亲自带兵参加战斗的武士，他曾经领导过13次战役。他的军队深入欧洲腹地，占领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征服了整个巴尔干地区。他围攻中欧的标志城市维也纳，要不是遭遇大雨洪流阻碍他把重型武器运输到维也纳的北面，他几乎能占领该城。他是一个诗人，一个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者，一个伟大的建筑师，他把君士坦丁堡修建得更宏大、更美丽。他建造了托普卡帕宫，其奢侈程度超过人们的想象。

苏莱曼大帝与300个女人同居，有人送给他一个叫高润（Ghowrem）的红发俄罗斯姑娘，后来改名为洛克塞拉娜（Roxelana）。有一次，奥斯曼帝国军队为了抓奴隶袭击了波兰，洛克塞拉娜被抓住了，送入苏莱曼大帝的闺阁。她一定是一位美丽非凡的女人（君士坦丁堡人给她取了个绰号“迷人的女子”），因为苏莱曼大帝从第一次见到她就再也不与其他女人睡觉。苏莱曼大帝最终做了一件几个世纪以来苏丹从来不做的事：他娶洛克塞拉娜为妻。如果不是奥斯曼帝国从此走上令人厌恶的衰败之路的话，他俩的结合肯定是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之一。

他的儿子穆斯塔法（Mustafa）是继承人。种种迹象表明，穆斯塔法将成为家族史上另一个强悍的分支。很年轻的时候，他已经是受士兵崇拜的勇敢领袖，他是一个有能力的省长、有公信力的英雄。但是，他阻碍了洛克塞拉娜与苏莱曼大帝生的儿子成为未来的苏丹，所以他命中注定要有厄运。洛克塞拉娜用诡计说服苏莱曼大帝相信穆斯塔法正在策划政变（无中生有）。苏莱曼大帝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穆斯塔法被五个职业刽子手制服后扼死。后来，这些刽子手的舌头被割下，耳鼓被震破，为的是他们日后无法听到别人的询问，无法说出他们看见过的秘密。几年后，苏莱曼大帝死去，洛克塞拉娜的儿子谢里姆二世成为这个大得难以置信的帝国的主宰。从此，奥斯曼帝国的一切因他而发生改变。

矮胖的谢里姆是一个醉鬼。他在位8年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他洗澡时跌倒头颅被澡盆撞碎而死亡。他的儿子穆拉德三世（Murad Ⅲ）也是一个醉鬼，鸦片上瘾者。他在位20年，除了生育了103个孩子外，并无其他成就。其后是穆罕默德三世（Mahomet Ⅲ），他一登基便将自己的兄弟全部杀死，有的兄弟还只是孩子。他杀戮兄弟的行为后来成为奥斯曼皇家的习俗。在完成杀戮兄弟后，他像他父亲一样把全部余生都放在与自己的女人寻欢作乐上。洛克塞拉娜儿子以后的每一个苏丹都是堕落的妖怪、令人厌恶的懦夫。有人推测洛克塞拉娜的儿子谢里姆二世根本不是苏莱曼大帝的后代，理由是苏莱曼大帝被谋杀的儿子穆斯塔法与谢里姆二世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根本无法解释。

苏莱曼大帝之后的苏丹都过着恐怖的生活，因为他们害怕被王朝内部的阴谋篡位者颠覆。一些骇人听闻的新习俗形成了，一旦某位苏丹过世，这些习俗就立刻生效。过世的苏丹的女人将被转移到远处，她们的余生将在孤独中度过；不幸怀孕的女人将被谋杀（绑起来淹死）；新君主的兄弟（大量的成年人、少年、婴儿）也将被杀死。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建造起一栋没有窗户的建筑，被称为“囚笼”。苏丹的后嗣们从少年起就被禁闭在其中，直到死去或者被杀死。他们中只能有一个人活着出来，这个人在没有学习过任何知识的情况下，被推上苏丹的王座。其结果既荒谬又不可避免：几个世纪以来，是一些极度无知和无能的人在统治着这个庞大的帝国，他们有时半白痴，有时半癫狂，他们中的许多人曾被禁闭数十年，然而，一旦他们被释放，他们在死之前就能自由自在地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无论多么邪恶都能做。他们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杀人，他们杀人（或使人残废）可以用任何借口，比如，弹错了音乐或抽烟，或者他们根本不需要借口。

从苏莱曼大帝死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三个半世纪里，只有一位苏丹展示出奥斯曼帝国创始人拥有的坚定和力量，他就是从1623年至1640年统治奥斯曼帝国的穆拉德四世（Murad IV）。穆拉德四世在10岁的时候成为苏丹，他由于年龄太小才没有被放进“囚笼”中。他是自苏莱曼大帝之后的第一位可以称得上是斗士的苏丹。他带兵攻入波斯，镇压了那里的起义。他比其他的苏丹更加残酷，就像患了精神病一般。他在1637年一共处决了25万臣民，许多人还是被他亲手杀死的。他宣布自己有权每天杀死10个无辜的人，有时他坐在宫殿的墙上随机地向过路人胡乱射击。晚上，他微服私访君士坦丁堡的客栈，一旦发现有谁抽烟，当场处决。“无论苏丹去哪里，”诺埃尔·巴伯（Noel Barber）在《苏丹》中写道，“刽子手喀拉·阿里总是跟着，阿里的腰带上布满钉子和手钻，提着能打断手脚的木棍，揣着装有能致人眼失明的粉末的小罐。”

穆拉德四世没有孩子，这在奥斯曼家族里是一个奇迹。他临终前在病床上命令杀死自己的兄弟兼继承人易卜拉欣。易卜拉欣从2岁起就生活在“囚笼”中。穆拉德四世的杀弟命令没有被执行，易卜拉欣此时已经是王朝唯一活着的成员了。但是，从此之后，奥斯曼家族显示出很少的生命力。易卜拉欣投入巨大精力建造出一个能容纳280个美丽女人的闺阁。后来，有人告密说其中某个女人与太监发生浪漫之情，他竟把闺阁中所有的女人淹死。然后，他继续向闺阁填充新女人。

很自然，如果一个帝国有如此腐烂的内部，它就会逐渐地成为吸引别人攻击的目标。年轻的将军拿破仑·波拿巴首先向欧洲人展示出奥斯曼帝国的虚弱，他在1798年几乎毫不费力地征服了埃及。然而，更具有启示意义的是，把拿破仑赶出埃及的不是奥斯曼帝国，也不是奥斯曼帝国的埃及臣民，而是英国海军。从此，衰败的奥斯曼帝国的命运较少地依赖他们自己的努力，较多地依赖于欧洲强国之间的嫉妒和竞争。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能熬过19世纪，不是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努力，而是因为英国和法国制约俄国不许奥斯曼帝国被完全吃光。

虽然如此，1914年之前的100年间，奥斯曼帝国的败仗一个接着一个：埃及、叙利亚等地的土耳其人总督企图自治的战争；阿拉伯酋长谋求独立的战争；与波斯的战争；与巴尔干半岛上基督徒的战争；在1806年至1878年间为守护君士坦丁堡与俄国打的四次战争。

1830年，法国获得北非阿尔及利亚的控制权。同时，英国开始在阿拉伯和波斯湾建立军事基地。1853年，俄国由于忍受不住对轻易即可获得的战利品的诱惑，侵袭了奥斯曼帝国在多瑙河南面的省份。要不是英国和法国在克里米亚半岛战争中出手干涉，阻止俄国的掠夺，奥斯曼帝国早就被彻底赶出欧洲了。

英国害怕俄国不断向南入侵会威胁其在地中海东部的地位，继而丧失对印度的控制，于是在1878年出手保护了奥斯曼帝国。然而，也就是在那个时间段中，包括英国在内的几个欧洲国家大量吞噬奥斯曼帝国的外围省份。奥匈帝国占有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实际上是萨拉热窝刺杀的前提。法国抢占了突尼斯和摩洛哥。德国对此强烈反对，甚至曾以发动战争相威胁。然而，英国支持法国。英国自己则掠夺了埃及和塞浦路斯。甚至较弱小的意大利跨过地中海，夺下了的黎波里（Tripoli）和地中海、爱琴海上的一些岛屿。与其他欧洲强国不同，德国错过了掠夺奥斯曼帝国财富的大好时机，于是集中精力建立与土耳其人的联系。德国建造了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希望以此作为合作的开始。德皇威廉二世还对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进行了国事访问。

1908年，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些自称是“土耳其青年党”的改革者［其领导人是一个年仅27岁的青年军官，名叫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夺取了君士坦丁堡政府的控制权，颁布了一部宪法。土耳其人在1912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几乎被完全赶出巴尔干地区。这次失败，加上承诺的改革不理想的失败，再加上没能制止奥斯曼帝国瓦解的失败，这三个失败严重破坏了统治阶层的声誉，在恩维尔·帕夏领导下的民族极端主义分子成为奥斯曼帝国新的统治阶层。在次年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土耳其人重新获得了欧洲大陆上的阿德里安堡。与悲惨绝伦的前辈相比，此时在位的苏丹至少可以称得上是荒谬绝伦（虽然他曾自夸30多年没有看过报纸，但仍被选为苏丹，理由是他比较安全），甚至没有人相信他起作用。1914年1月，恩维尔离开军队，成为战争大臣。他于7月以奥斯曼帝国的名义与德国签署了一份秘密的防卫同盟协议。

有一件事非常令人吃惊，即使遭受了所有这些羞辱的失败，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在1914年7月的时候还是要比将法国、德国、奥匈帝国加在一起的地盘大。阿拉伯还是其属地，不久后，这块土地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产地。一旦爆发战争，当时谁也不知道奥斯曼帝国是否会参战；如果奥斯曼帝国参战，谁也不知道它会加入哪一方。此时的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令人垂涎的潜在结盟对象——非常富裕，但可能比较容易被打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