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风云突变

<h2>1</h2>

在朝鲜发生“壬午军乱”那年，法国占领了越南的河内。

法国最初向越南大规模出兵是1858年，借口保护天主教徒，与西班牙共同出兵。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由“亚罗号事件”引起的。法、英两国联合出兵，进攻被太平天国军弄得疲惫不堪的清政府。英法联军攻进北京以后，烧毁了圆明园，大肆掠夺，时为1860年10月。《北京条约》签订后，实现了停战，法国便把兵力指向越南南部——“南圻”。1862年法国强制越南签订《西贡条约》，要求割让包括西贡在内的三省一岛。

法国对中国的云南虎视眈眈。它不甘落后于列强瓜分中国的竞赛，正积极准备，打算从地下资源丰富的云南开始，逐步向四川、广西伸出侵略的魔爪。法国预定以湄公河为入侵路线，但调查结果，发现湄公河上游不能行船，于是改向越南北部，要从红河，即元江，渗入云南。

越南与朝鲜一样，都是清的“属国”。1802年，阮福映历经三十年平定了内乱，建立新王朝。第二年，清政府派广西按察使齐布森册封他为“越南国王”。在内政方面，同朝鲜一样，清政府只管册封，保持宗主国的名义，而不加干预。不仅对于朝鲜，对于琉球也是如此。实际上琉球已在岛津藩的统治之下，但表面上又接受了清政府的册封，因为不如此，无法进行贸易。清的册封使来到琉球时，岛津的官员们便躲藏起来，清使肯定知道这种情况，但装作不知。

长期以来一直是相安无事，不料19世纪末，朝鲜与越南几乎同时发生了纠纷。朝鲜有日本插手，越南有法国涉足其间。

日本也好，法国也好，都想把朝鲜、越南当作自主的“独立国”，直接进行外交。而清政府却千方百计要保住“宗主国”的招牌。

法国占领河内，本意就是要取消清政府在越南的宗主权。“壬午军乱”的前一年，清政府驻法公使曾纪泽（兼驻英公使）照会法国外交部，提出：“越南久属中国，法国无视宗主国，与越南所订之条约不能予以承认。”

关于越南问题，曾纪泽向本国政府提出七项建议，如：要求越南向北京派出高级官员，让越南官员作为中国驻法公使馆的随员驻在法国等。但均遭李鸿章反对，未能实现。

对于前一条建议，李鸿章以“按制陪臣不得住在京师”为由驳回。

大院君就是因为同样的理由，不能住在北京。大院君是朝鲜国王的生父，也是自己儿子的臣下。在清政府看来，就是“陪臣”。他作为“壬午军乱”的发动者，被宗主国清廷所囚禁，监押在保定，按制是不能住在北京的。

李鸿章认为历来的制度不应更改，而长期生活在外国的曾纪泽则认为时代变了，应该更改的制度必须立即更改。

李鸿章抓住旧制度不放，却又是个妥协的天才。关于法国和越南签订的条约，按曾纪泽的主张，绝对不能予以承认，但是，李鸿章竟默认了，而且提出保持宗主国体面的方法可另行考虑。

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现在，人们并不觉得公使是怎样的大人物，但在当时，只有诸强国才能互换大使，像中国那样的弱国，甚至同外国交换公使也是勉勉强强的。曾纪泽是一个没有大使的外交衔的公使，称为“出使钦差大臣”。

曾纪泽的强权论和李鸿章的软弱投降路线，在外交上形成对立局面。但是，掌管国政的毕竟是李鸿章，曾纪泽的强权论终究要被否决。

在社会上，把湘军创始者曾国藩之子与淮军创始者李鸿章的对立，视为湘、淮两派的派系斗争。其实，这只是两人的意见不合，从而招致两派斗争。

从清廷的角度看来，朝鲜和越南是南北相隔万里的“属国”，同时又都是与外国纠缠不清的、产生麻烦的、难办的属国。清政府不可能把外交、军事的全部精力集中到朝鲜来，这正是日本求之不得的。法国在越南牵制，使日本受益不少。而日本在朝鲜起事，法国则可以在越南问题上得到有形和无形的好处。

朝鲜一旦发生军事政变，最高兴的是法国，所以，日本若在朝鲜搞军事政变，法国应当给予经济上的援助。

正是根据这种想法，日本自由党的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曾会见驻日法国公使西昂基厄维兹，要求法国提供朝鲜军事政变的资金一百万元。

实际上，法国面临的情形更为棘手，因为越南有太平天国的余部黑旗军从事着反法活动。领导黑旗军的是天地会的勇将刘永福。

2

刘永福是道光十七年（1837年）生人，壬午之年满四十五岁，精力充沛。本名刘义，字渊亭，贫农出身。当他懂事时，双亲已成流民。他跟着父母到处流浪，或许连贫农也不如。

他原籍广东省钦州。《清史稿》中记载他为广西上思人。上思县自古属广西，距钦州不远。大概是父母四处流浪，曾一度住在上思，因而人们把他当作上思人。就刘永福本人来说，原籍是钦州还是上思，无关紧要，反正祖父、曾祖父也都是流民。有人问他原籍是哪里，他便苦笑一下：“非得说出个地名来吗？”

如果非说个地方不可，他倒想说，是社会的最底层。这样来说明刘永福的来历，或许更符合事实吧。

父亲精通武术，是儿子的武术启蒙老师。流浪时期，一家人有时给人家打短工，有时在珠江支流当船工。

使刀舞棍，擅长拳法，这种青年人走上行侠之道是很自然的。

当时，在中国长江以南，盛行名为“天地会”的秘密结社。

天地会又名三合会、三点会。它的支派有匕首会、双刀会、哥老会、致公堂、青帮、红帮等。参加结社的人对外称“天地会”，对内称“洪门”。关于名称的起源，说法不一。入会施礼时，高唱“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据说“天地会”之名就是由此而来的。

关于天地会的源流，众说纷纭。一说是同国姓爷郑成功结成一党的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一说是被清廷镇压而逃亡的少林寺残余的秘密组织。

那个时代的人觉得清政府靠不住，于是，自己想出各种相互扶助的方法和组织。天地会，与其说是颠覆清政府的秘密结社，不如说它具有更浓厚的相互扶助组织的色彩。

以少数民族而统治中国的清政权，当然害怕人数众多的汉族的团结，甚至对于相互扶助的宗教性团体，也神经过敏。因此，人们在结社时，不管什么目的，都必须谨慎从事。所有的结社，都是秘密之中进行的。这种保密性质本身就容易产生各种猜测，再加上结社者又有意造出一些传说掩人耳目，于是，煞有介事的奇异故事就越来越多。

流传下来的传说是真是假姑且不论，总之，天地会是一个包括底层群众在内的巨大组织，具有彻底的反政府倾向，这是不容置疑的。各地都有山堂主，也就是当地的首领。

刘永福十七岁时成了孤儿，二十一岁时入天地会的一个山堂。山堂主吴鲲，又名亚终。

刘永福二十一岁时正是咸丰七年（1857年），太平天国还很强大，前一年发生过杨秀清和韦昌辉的内讧，前途已罩上阴影，但清政府还是穷于应付。

太平天国战争是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和天地会相联合的反清运动。

“拜上帝会”依靠信仰而结合起来，称得上是一个坚强团结的组织。他们有较高的理想和严格的戒律，但人数并不多，若想闹一个天翻地覆，就必须有足够的人，于是，同人数众多的天地会联合了。天地会的人数倒是不少，但良莠不齐，在组织上和纪律上都不及“拜上帝会”。

天地会有浓厚的道教色彩。道教的祖先在后汉末领导过“太平道”的黄巾暴动。

“太平”一词是天地会的人们所喜用的，而基督教的“拜上帝会”则喜用“天国”一词，于是合并双方之所好，谓之“太平天国”。

在太平天国中，天地会首领在造反初期战死，所以人数虽多，并非主流。

两派在气质上也有很多不协调之处。例如：每逢攻陷一个大城市，天地会派系的人就想举行祝捷会，痛饮一顿，而“拜上帝会”派系的人则首先举行祈祷会，感谢上帝。

没能成为主流的天地会派系的人渐渐脱离太平天国，不单单是脱离，而且大多数向清政府举手投降。

青年时代的刘永福心里究竟抱着怎样的思想和理念，不得而知，不过，他的气质，却是典型的天地会人物。谈不上多么虔诚，但是很豪放、直爽，是个深知人情世故的侠义之人。

当太平天国的首领们在天京（南京）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时，刘永福不过是一名小卒，转战各地。天京被攻陷是在1864年7月，各地的太平军被清军围攻，到处乱窜，年轻的刘永福就在这些败军当中。

“妈的，这个臭土匪头子！”刘永福一边逃跑一边恶狠狠地咒骂，还连着呸了几口唾沫发泄胸中的郁闷。

扫荡广西太平军残部的是清廷提督冯子材。这个冯子材也是钦州人。刘永福童年时，他是家乡一带大名鼎鼎的土匪头目。孩子哭时，人们便吓唬说：“别出声，让冯子材听到，就把你抓去了！”

后来，冯子材归顺清廷，当上广西提督。刘永福为什么怨恨他？并不是因为被他追得到处乱窜，而是嫉妒这土匪的运气竟如此好。

“这真是贼运亨通，岂有此理！”刘永福骂道。

“走运的不光他，何必那么生气？”头领吴鲲苦笑着责备他。

“噢？我总寻思老天把我们给忘了。打了这些年仗……”每逢想起“拜上帝会”的人一有事就跪下来，祈求上帝，一本正经地在胸前画十字，刘永福就觉得气闷。

“不要管那些事……怎么样，总这么让人家追得到处乱窜，真受不了，出国吧？”吴鲲说道。

“出国？”

“上越南去，难道那些土匪们还能追到国外来？”

“好，这就走，我真跑够了！……出国试试运气也好！”

吴鲲一伙人逃亡到越南，是1865年。

当时，越南国王是嗣德帝。天地会的败军归顺了越南两年后，刘永福离开吴鲲独树一帜，就是“黑旗军”。所用的旗帜是黑底中间一个红色的“义”字。

3

袁世凯是甲午战争（中日战争）爆发时期的人物，而刘永福是接近结束时的人物。袁出身于河南的名门世家，相反，刘是西南边境的游民之子。袁世凯没有通过科举考试，一跃成为政府要人，驻留外国，可谓旗开得胜。刘永福则是连遭挫折。他以天地会会员的身份参加了太平天国，但未能成为革命势力的首领，太平天国崩溃后，有如猎场之兔，被清军撵得团团转，只好跑到外国去。这一点倒很像袁世凯，不过，刘永福是作为残兵败卒逃亡出去的。

袁世凯和刘永福是一对截然相反的人物。如果认为刘永福拉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恐怕是有点儿太表面化了。不过，从他走过的道路来看，的确与战争开端也有关联。

逃亡到越南的天地会败军，并不是品质良好的集团，但是，在越南北部栖息着一伙比他们更坏的匪徒，困扰着阮氏王朝。于是嗣德帝就利用刘永福一伙败军，去征讨土匪。这个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收到成效，刘永福也因战功被越南政府授予官爵。

清廷在名义上是越南的宗主国，所以越南为保胜地区土匪猖獗而苦恼时，曾要求清廷“派兵一扫恶党”。

因兵力不足，越南政府到处寻找助力。清廷一向自称宗主，越南认为此时正可以向清廷求助。清廷准其所请，派了一支军队，司令官就是土匪出身的冯子材。

保胜就是现在的老开，正处于元江从中国云南流入越南国境一带。云南省一侧叫作河口，现在是瑶族自治县。为了征讨那一带的土匪，越南政府曾假手刘永福一伙，而今又从清廷借来一支军队，而军队的长官竟是追得刘永福到处乱窜的冯子材。

“原来是那个土匪头子……”

当刘永福弄清了将要与之并肩讨匪的援军司令官是冯子材时，不禁苦笑起来。他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愤怒了。长期的磨炼，使刘永福变得非常世故了。和冯子材会见时，他极其稳重地微笑说：“久仰，久仰，您是我们乡的老前辈，请不吝赐教！”

壬午年的九年前，法国曾一度占领河内，越南政府向刘永福求援。刘永福选拔精兵千名，越过无路可走的山岳，进攻法国军队。法军指挥官是海军大尉安邺。在河内郊外，双方展开激战，法军死伤数百人，大败而走，安邺大尉在这次战役中阵亡。

由于这次战功，刘永福被授予三宣军务副提督、副领兵官等职，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少将或中将军衔。

法军溃退是1873年12月，此后法军的气焰略有收敛。但到1880年9月，茹?费理组阁，法国又转为积极。费理镇压了巴黎公社，臭名昭著。

壬午年，法军重新占领河内，刘永福再次率领黑旗军出现在法军面前。

第二年，1883年5月，两军在河内市西郊的纸桥交火，法军溃败。同十年前的河内攻防战一样，又一名法军司令官李威利丧命，战死者有二百多人。

刘永福在越南的官职又晋升了，从副提督升为正提督。

由于刘永福的黑旗军勇猛作战，越南北部的法军被击退了，但在中部，孤拔率领的法国舰队占优势，八月攻陷首都顺化，终于缔结了《顺化条约》。后来的《巴德诺条约》又进一步确认并修正了《顺化条约》，使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法国舰队攻打顺化前一个月，越南国王嗣德帝逝去。

据说，嗣德帝与生母范太后历来都希望同法国议和。阮氏王朝的创始者嘉隆帝建国初期，曾得到法国的帮助，因之朝廷内部亲法之风很盛。嗣德帝的继承人育德帝也是亲法派，即位四天便被反法论者、辅政大臣尊室说给废掉了。继他之后即位的是协和帝，他本质上是亲法派，但在尊室说等人的压力下，只得发出进攻法国舰队的命令。不久，协和帝也遭废黜，并被毒死，因为他接见了法国公使。代之继位的是十五岁的建福帝。这样，半年之内就更迭了四位国王。

热心的反法主义者尊室说与黑旗军的刘永福关系极其密切。

顺化的越南王朝分成亲法派与反法派，双方暗暗地斗争。

作为宗主国的清廷也有强硬派与温和派在互相斗争。

中法战争正式开始于1883年12月。法国的第二届费理内阁，派遣了一万五千名远征军，并批准了增加军费的提案。

简而言之，孤拔提督率领的六千名法军，初战攻陷山西地区，后被清军大败于谅山，死伤千余人。法国海军奇袭福建，清廷水师惨遭全军覆灭。法国舰队又封锁海上，企图孤立台湾。当法国舰队袭击浙江省镇海时，受到宝山炮台的反击，孤拔受重伤，传闻死在澎湖。

谅山的败绩传到法国，费理内阁垮台。

令人不解的是李鸿章竟命令清军停止抵抗，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承认法国取代清廷行使对越南的保护权。

李鸿章认为，谅山的胜利是停战的绝好机会。对于停战来说，也许是个好机会，但所订立的条约，却是十足的战败条约。

中、法两国于1885年6月9日在天津缔结条约。

中法战争中，刘永福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他以残兵败卒的首领身份，被越南朝廷隆重地封官授爵，但从清廷看来，他仍然是个逃亡国外的叛逆。只因他所率领的黑旗军在同法军作战时，成为清军的主力，威名远扬，才迫使清廷不得不承认他的实力和功绩。

另一方面，也有必要早日拔掉这个实力者的牙齿，于是，清政府授予刘永福记名提督之职。从此，黑旗军被编入正规军。

旧时代的中国人多么羡慕和憧憬官爵，是远远超出我们现代人的想象的。

已经被定为叛匪，一旦抓获就会枭首示众，而今竟得到政府军中最高的称号，可想而知，流民出身的刘永福该有多么高兴。

1885年8月，刘永福带着十余万石军粮、无数弹药、枪炮和舰船，率领三千部下“入关”。几个主要头目提出反对意见，但刘永福却只想衣锦还乡。当部队到达广西时，北京传来旨意，命他将部队减为一千二百人。第二年，刘永福被任命为福建南澳的总兵，他的直系黑旗军被分散各处，后来，手下只剩三百人。

性情粗野的刘永福完全被官职、爵位冲昏了头脑。拿这个钓饵来游说他的，就是唐景崧。唐景崧，字维卿，广西灌阳人，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提拔的官员。他为人豪爽，饮酒赋诗，擅长外交。中法战争之际，他主动承担了说服刘永福归顺的任务。

“朝廷切望于公焉。”唐景崧用这样的甜言蜜语终于说服了刘永福。

此后，唐景崧同刘永福成为莫逆之交。后来，正当中日甲午战争白热化时，唐景崧当了台湾巡抚（省长），刘永福率领部队奔赴形势危急的台湾。中、日签订和约后，台湾割让给日本。结果，在台湾的唐景崧和刘永福成了拉开战幕的人，时当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

4

1884年是清光绪十年，甲申年。以黑旗军为主力的清军，在谅山同法军作战，取得巨大胜利，而另一方面，法国舰队对中国海军给予沉重打击。

“壬午军乱”之后，日本在朝鲜驻兵，第二年缩减到二百人。日本虎视眈眈，窥伺着军事政变的机会。清政府忙于同法国交战，没有足够的力量顾及朝鲜，日本看出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要搞军事政变，日本必须团结一批朝鲜权贵，作为日本的盟友，应时而动。在朝鲜方面，也有一些人为脱离清廷，想借助日本的力量。这些人称自己为“开化党”或“独立党”。

所谓独立，就是从宗主国清廷独立出来。与此相反，有一派人则想维持历来的传统和秩序，他们被称为“事大党”，即事奉大国的意思。大国，就是指清廷。

独立党，只是一个称谓，并不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因为想以日本的力量作为背景，别名自然就叫作“亲日派”了。亲日派的主要人物有金玉均和朴泳孝等。

事大党，即亲清派，主要人物有闵泳翊、金允植、闵泳穆、赵宁夏等。

金玉均，忠清南道公州人，1851年生。二十二岁时，取得科举文科的第一名，才华出众。他是著名政治家、学者朴珪寿的门生。朴珪寿的弟子除金玉均之外，还有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等优秀人才。

金玉均曾派遣奉元寺僧侣李东仁去日本。有关清廷的事情，可以从两次出使清廷的朴珪寿那里探听，但对日本的情况不太了解，只有一个模糊的情报，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势急剧上升。金玉均很想亲自赴日考察，作为朝鲜将来的参考。但当时的朝鲜，除公事之外，禁止出国。特别是两班私人出国，更不可能。所以，金玉均让李东仁作为代替他的“眼睛”，东渡日本。出国费用由金玉均和朴泳孝负担，经釜山东本愿寺别院的日本僧人奥村圆心斡旋，李东仁悄悄地渡海而去。

李东仁住在东京浅草寺的别院，同福泽谕吉和后藤象二郎进行了接触。这是1879年的事。转年，金宏集作为朝鲜修信使来到日本，而这个正式的使节竟然同秘密出国的李东仁住在同一地方。金宏集主要同清政府驻东京的外交官接触。中国驻日公使为何如璋，参赞是诗人黄遵宪。

岩波书店出版的《中国诗人选集》二集《黄遵宪》的末尾，附有览久美子编写的年谱，在1880年条写道：“这年，对朝鲜问题做了努力，但无效……”

这里所指的是《朝鲜策略》的著述，当然也包括同朝鲜修信使金宏集的接触。黄遵宪在金宏集归国时，赠给他《朝鲜策略》。

如前所述，黄遵宪在这部著作中说：为了防止俄国南下，朝鲜应当同清、日两国紧密结合，赢得美国的支持，以保全领土。

但朝鲜保守派认为近代化即禽兽化，他们愿意同清廷保持宗属关系，但不能同禽兽的美国和候补禽兽的日本相结合。这种反对论称为“卫正斥邪论”，倡导人是李晚孙。

尽管卫正斥邪论者大喊大叫，朝鲜政府仍然朝着近代化的方向迈进了。聘请日本军事教官便是一例。金宏集、李东仁等人的日本见闻，也大大地刺激了执政的人们，不管禽兽化与否，首先要用自己的眼睛看看。随着这种见解的产生，组成了“绅士游览团”。

1881年2月朝鲜派遣六十二人的“绅士游览团”，分陆军、海军、内政、外交、税务、邮政、铁道等十二个小组，正式赴日考察。前一年滞留日本的李东仁已经归国，政府不但赦免了他的秘密出国罪，还录用他在新设的“统理机务衙门”供职。这次他自然成为视察团的一员，但在临出发前被暗杀了。

刺客无疑是卫正斥邪论者。他们憎恨李东仁绘声绘色地宣传禽兽化了的日本。另外，一个贱民出身的僧侣竟然占据“统理机务衙门”的要职，也是维护旧秩序的一派所不能容忍的。

李东仁在日本滞留期间，身着和服，自称姓朝野，可能是看了日本的《朝野新闻》的缘故。被暗杀后，《朝野新闻》登载了他的画像和事迹：

其年龄约三十左右，身材短小，颜面奇丑，眼睛怪异。仅一年间，已通我邦语言，可谓惊人矣。

李东仁虽被暗杀，视察团仍旧从釜山登船出发。六十二名团员中，倒不全是亲日派，其中也有抱着“卫正斥邪论”思想的人，也有保守派的人。《朝野新闻》的报道标题是“朝鲜国在朝之士东渡研究日本”，下面的副标题是“进步、保守两派同床异梦”。

驻釜山的日本领事近藤真锄前来送行。有一团员是参议沈相学，他不断地揉着眼睛，近藤担心地问：“您的眼睛不舒服吗？我去请医生。”

沈相学是相当顽固的保守派，对这次日本之行，不大感兴趣，他身旁的鱼允中却是个热心的近代化论者。鱼允中待近藤领事说完，立刻接上说：“沈先生的眼病，用日本的水洗洗，让日本的风吹吹，就马上会好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究竟想说什么？”沈相学面带愠色。

鱼允中任校理之职，后来成为十足的亲日派。这年三十三岁，血气方刚。

“你的眼睛，的确是炯炯有神，只可惜看不见东西，简直像个睁眼瞎。这次到日本，看一看那里的开化景象，你一定会洗心悦目，即使闭上眼睛，也能看见东西。”

“你少胡说……”沈相学脸色苍白。

参判赵准永等人慌忙隔在两人中间，避免了一场纠纷。这可算典型的同床异梦的一幕。

5

视察团归国，鱼允中仍滞留日本，令随员数人入庆应义塾学习。归途，他又到天津会见驻当地的朝鲜领选使金允植。金也是陪臣，不得驻在北京，所以驻在直隶总督所在的天津。鱼允中饱吸了国外的空气，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思想来了一次清洗。然后，经长崎归国。

归国后，他把旅行见闻写成《中东纪》，分送政府要人。

金玉均没参加视察团，但他从金宏集那里看到了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又从鱼允中那里得到了《中东纪》，因而对日本越来越关注。不久，1882年2月，“壬午军乱”发生之前，为了不借他人之眼，亲自观察日本，他同徐光范两人东渡。按阴历，还是前一年的十二月，按朝鲜历，是开国四百九十年。金玉均那年十二月的日记写道：“我奉大君主之命，出游日本……”

日本对于金玉均的来访，颇为重视。一时风传，朝鲜在日本设领事，金玉均受命前来当领事云云。报纸上甚至还登出朝鲜领事馆将设在大阪的川口的消息。当时还流传一些令人扫兴的话：金玉均一行的旅费为两万元，曾到某商会求借，因为旧账没还，遭到拒绝。报纸还报道金玉均的日本之行，是奉国王的密令，征集国债，对此他甚感为难，等等。

金玉均的旅行，只是为了考察日本、躲避反对党的锋芒，并不负有官方使命。过多的恶语中伤，将使他归国后遭到各方谴责，委实叫他为难，并因此而非常愤懑。不过，他的日记上明确写着是奉了王命。

报纸的大标题写着“金玉均一行到达长崎，板垣退助于岐阜被暴徒刺死”，接在后面的是一句名言：“板垣虽死，自由永在。”

若没有这条消息，关于金玉均的谣传，也许要更多。

金玉均一行人下榻福泽谕吉宅邸，经福泽介绍，金玉均同伊藤博文、井上馨、大隈重信等日本政治家进行了会晤。

金玉均一行于七月踏上归途，从神户港乘“品川号”轮船到达下关时，接到朝鲜发生变乱的通知。这就是“壬午军乱”。于是，他只得暂缓归国。后来，同花房公使一起搭乘日本军舰抵朝。

“壬午军乱”是大院君搞的军事政变。他撤销了去年新设的“统理机务衙门”等一切带有近代化色彩的新事物。这是金玉均等开化党人所难以容忍的。他同徐光范企图借助日本之力，打倒大院君的保守政权，重新恢复近代化路线。

当时，鱼允中正在天津同金允植商议，请求清廷派兵。他们也是近代化推进派，反对大院君的倒行逆施。鱼允中同金允植都是搭乘清舰回国的。

滞留日本和中国的朝鲜要人，都要求所滞留的国家以武力介入，而且分别乘那个国家的军舰归国。

关于“壬午军乱”，现在再继续叙述。

由于中、日两方出兵，朝鲜方面得向两国表示谢意。特别是日本方面，死了堀本中尉等十多人，需要派修信使前去谢罪。另外，还得恳请清廷赦免被扣押的国王生父大院君。

向清廷派出的谢恩兼陈奏使正使是赵宁夏，副使是金宏集。

向日本派出的修信使正使是朴泳孝，副使是金晚植，随员为洪英植和徐光范，顾问为金玉均和闵泳翊。

八月刚从日本回国的金玉均，九月再次出使日本。使节入宫陛见明治天皇。虽为谢罪使，却受到日本的破格待遇。比起清制，不许陪臣踏上北京土地的态度，悬殊甚大。这时，朝鲜开始使用太极旗为国旗。迫于各种条约，朝鲜落后于其他国家，但依据国际惯例，使用国旗的机会却越来越多了。清政府的老牌外交官马建忠，为强调宗主权，指示朝鲜挂青龙旗，即三角形蓝地上有龙的图案。清的国旗是三角形黄地上绘龙纹的黄龙旗。对此，朝鲜认为属国色彩太强，予以抵抗，设计了一面太极旗。

朝鲜修信使同日本新任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一同归国。转年1月7日，到达仁川港。出使中国的人也先后归国。

这两个集团都赞成朝鲜近代化，但究竟如何实行，意见有分歧。

以金玉均为实质领袖的亲日派是激进的开化派，企图排除外戚闵氏一族，树立以国王为中心的政权。他们获得日本的支持，要实行日本明治维新式的改革。

以金允植、鱼允中、金宏集等为领袖的亲清派，可称为稳健的开化派，其中包括闵氏一族。他们力求在不改变现状的情况下走上近代化之路，这不过是如意算盘而已。

两派都窥视着对方的空隙。亲日派有井上角五郎等的应援团做后盾，而亲清派后面则有庆军六营三千人的驻留军。

“壬午军乱”两年后发生的中法战争，对于亲日派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庆军统帅吴长庆这一期间身体违和，凡事消极，而袁世凯的活动则更加引人注目。

张佩纶等甚至主张：“另选能将以代之。”

中法战争打响后，清朝军队有所调动。近东的防备过于薄弱，李鸿章下令调驻防朝鲜的六营庆军的半数，即前营、中营、正营三个营，移防金州，实际指挥者为黄仕林。留在汉城的左营、后营、副营三营，兵力一千五百人，由记名提督吴兆有指挥。

减少了一半儿驻防军，也就减少了清政府政治影响的一半儿。亲日派看清了局势，竹添公使也活跃起来。朝鲜的形势风云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