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本法之修正及解释

第十三章 ：附则：省法律未公布以前，中华民国现行法律及基于法律之命令与本法不相抵触者，仍得适用于本省。国宪未实施以前，应归于国之事权，得由省议会议决执行之。

湖南省议会以全省公民间接选出之议员组织之，凡有左列资格者皆得被选：一、曾在国内外专门学校毕业者；二、曾任荐任职一年以上，或委任职三年以上无过失者；三、曾任省县议员三年以上者；四、曾任中等学校以上校长、教员二年以上者；五、曾任省县公团法团职务五年以上者。省议员之名额暂定一百○八名，全省分三大区，一区卅七名，二区卅六名，三区卅五名。

湖南宪法会议第一次名单如下：

主席：荆嗣佑，副主席：江隽

议员：唐国珍，黄英灏，陈小元，汤日新，晏孝泽，严国桢，左全志，唐陶，雷飞鹏，王克家，陈振东，黄钺，彭定均，周天爵，鲁兆庆，胡毓桢，黄纯垓，黄衍，杨华，陈坚，熊焱华，方荣煊，杨云鹤，唐德度，李宗嵘，黄藻奇，何炳麟，宾步程，朱继承，马续常，曹典球，唐瓛，杨树穀，符定一，程子枢，李希贤，陈强，张声树。

主任秘书李鸿辉。

湖南省宪的制定，曾延聘王正廷、蒋方震、彭允彝、李剑农等十一人为省宪起草委员，审查委员则由各县遴选，县选一人，大县加选一人为审查委员，对省宪有修正之权，但决定权则属于全省公民总投票。筹备工作由国会议员吴景鸿、钟才宏及省议会议长彭兆璜主持。筹备了一年多，直到民国11年元旦才公布省宪法。

四川的各派各系军人联合驱逐滇黔军时，曾在重庆成立联合办事处，推第二军军长刘湘为处长，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为副处长。这个联合办事处长等于就是督军或者总司令。

早在9年12月10日，四川军人在重庆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在会议中已经做了四川自治的决定，这个决定由全体川军将领署名公布。四川是继湖南之后第二个宣布自治的省份。

北京政府认为四川已倾向北方，于是发表了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熊于10年1月12日通电拒绝接受省长，21日全体川军将领联名通电否认北京政府对四川的人事命令，在这种气氛下，倾向北方的刘存厚也不敢接受督军任命，同时也只能赞成自治，在成都挂起了筹备自治的招牌。不过刘存厚内心仍愿靠拢北京，所以他打了一个密电到北京，表示自己始终拥护“中央”，由于目前四川环境特殊，所以不能公开表示态度，请“中央”予以谅解。这时北京政府正因为在四川问题上丢了面子，碰了钉子，所以就把刘存厚的密电公布出来，借以遮羞。这一来刘存厚变成川人之敌，大家骂刘口是心非，甘心降北。刘存厚丢了人，于是打电报到北京，埋怨北京政府不该把他的密电公开，使他无地自容。使刘存厚更尴尬的，还不只此，他曾收买刘湘的部下，以军长职务为饵，引诱刘湘的部下第二师师长陈能芳倒戈，结果被刘湘发现，即将陈能芳撤职。同时在唐继尧还未下台时，刘存厚派周扬前往昆明，劝唐反攻四川，自己愿为内应，周扬经过嘉定时，被第八师师长张体乾捕获，搜出刘存厚的亲笔信和密电本，于是把周扬移送在重庆的“联合办事处”处理。

由于这一连串的事件，使川军一二两军将领大为愤激，他们联名斥责刘存厚“阻挠自治，倾心北廷，包办选举，自居督军，扩充军队”，并决定第一军担任北路，第二军担任东路，两路会攻成都。

“联合军”要取成都，刘存厚所属的边防军司令赖心辉首先倒戈，由保宁开往潼川、绵阳来会合北路军，刘存厚所属的陈国栋、唐廷牧两师长也派人与刘湘勾结，邓锡侯、田颂尧两师长则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在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形势下，3月12日刘存厚在成都被迫通电下野，退往灌县，在离开成都前，所部交成都卫戍总司令、第三军军长刘成勋接收。

联合军开进了简阳、新都，对于退往新繁、彭县的邓、田两师采取了和平办法，予以吸收改编。

川军将领公推刘湘继任川军总司令。

刘存厚集合了他的部下万余人退往陕南宁羌一带，准备重整旗鼓。

贵州是仅次于湖南和四川之后，第三个宣布自治的省份，它是于10年1月28日宣布的。

贵州军人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旧军，以刘显世为首；一个是新军，以王文华为首。民国初年，黔军经常侵占湘西晃县、洪江一带，这些地区是出口鸦片和交换军火物资的交通孔道，黔军和湘西地方军人朋比分肥，所以大家水乳交融，相安无事。湖南当局对于这块地方，有“虽鞭之长不及马腹”之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理会。

护国讨袁时期，黔军团长王文华调往四川作战，刘显世改派旧军统领王华裔进驻湘西。后来王文华升任师长，授川黔军总司令等职，因此贵州的新军便逐渐抬头，力量也一天比一天超过了旧军。

9年10月王文华的黔军退出重庆，有意回师贵阳夺取督军宝座，但王文华是刘显世的外甥，因此不大好意思，乃派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命他率军回黔，夺取贵阳，王文华自己却悄悄地跑到上海，隔岸观火，坐观其成。

卢焘率军回黔，刘显世无力抗拒，乃放弃贵阳，循滇黔公路到了昆明，拟求助于唐继尧。同时派其心腹将领袁祖铭到湖北求助于王占元。

刘显世也知道王文华是卢焘的幕后指使人，所以恨王入骨，袁祖铭经由汉口到上海，收买上海的流氓，打算把王文华刺死。10年3月16日，王文华在上海一品香饭店被流氓刺杀，当场毙命。

王文华遇刺后，无形中替卢焘造成了机会，他在获知王文华的正式死讯后，就由代理总司令自动调整为贵州总司令了。

刘显世到了昆明不久，他所托庇的唐继尧也被部下赶走，仓皇离开昆明，其命运一如刘显世之离黔，后来湖北的王占元也垮了台，因此，刘显世想借助外力复辟再起的计划便落了空。

袁祖铭因为和王占元有香火缘，因此搭上了直系新兴领袖吴佩孚，所以取得了军费和军火的接济，偷偷地折返，在湘鄂边境组织了一支武力，号为“定黔军”。由于这支“定黔军”是北方军人所支持，因此卢焘便和北方为敌。

10年4月2日卢焘通电响应联省自治，并且组织了省宪会议。

早在3月间，他已正式接受广州方面的任命，为贵州总司令了。

赵恒惕（炎午）先生曾就当时湖南倡言自治，及应付当时湖南内外情势种种阐叙綦详，特录如后：

中江仁世先生文席：读五十五年十一月六日北洋军阀九七二段大著，谓鄙人以自治号召，保境息民。一方面以川、滇、黔、粤四省，成立联省自治阵线；一方面又与鄂、赣两省成联防条约云云，事实殊未能如此。敝省倡言自治，并未注重联省。意在各制省宪，合制国宪。如省宪与国宪条文有冲突时，即须改省宪。故湖南省宪，绝无联省字句。当时西南情形，卢焘主黔政，而非黔籍。故对自治极冷淡。四川省军各据防地，不能统一，仅与杨子惠（森）、熊锦帆（克武）、刘甫澄（湘）有往来，其他首领，绝无交往。云南唐、顾之争正剧，相距稍远，通讯亦难。广东客军各有防地，既不统一，难言自治，仅与许汝为（崇智）因同学关系，又有许崇清之联系，故有往来。陈竞存（炯明）及其他军要，殊少交涉。西南各省情形复杂，故不能积极以自治相劝请。仅于李宗仁、白崇禧主持桂政时，见其朝气勃勃，努力图治，全省统一，曾力劝其制订省宪，亦因湘桂交通较便，故亟思结合，成一坚固之自治阵线，庶几于省防省治，皆有大益。此为当时西南之实际情形也。至于鄂、赣两省之主政，皆为北洋军阀，绝无成立联防条约之事，不独自毁护法立场，亦且堵塞自治路线。倘有联防条约，则援鄂之役，彼岂不严词诘责耶？自问当时对时事极隔膜，政略更幼稚。（当时倘能了知如大著所述各方情形，则应付必较灵活，贡献国家必有可观。）亦因连年战事，民力凋敝，财政枯竭，即派遣代表旅费，往往筹措维艰，迟延甚久，或竟终止。如此岂能于竞争角逐之场，有以自立耶？又大著言马丁由粤赴桂林，而实际由长沙前往。我因其欲晤孙中山，故曾派兵护送。当时孙中山在桂林，急欲北伐，我以北洋势力尚盛，须整训两年，政军并修，则胜算可期。未得孙中山许可，乃与胡毅生商定湘粤米盐互换以裕饷源。军事则有两种计划：一、湘粤军分路作战，即粤军利用铁路由岳州羊楼司进攻蒲圻。湘军则由平江长寿街抄袭蒲圻，以收夹击之效。亦因湘军路线较熟，步行较便也。二、湘粤军混合作战，岳州与平江由湘粤军联合担任。请由孙中山裁定。并派参议员李汉丞至桂林欢迎，惜因陈炯明叛变，此计落空。但当时胜负之数，仍不可知。两年以后，北伐成功，则完全由蒋中正励精整军之功也。……

此颂

撰祺

弟赵恒惕启十一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