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先身陇亩，巧遇“贵人”(3)

日本人以绝对服从为美德，尊卑长幼，等第极严，入伍生经常受老兵的欺侮：服从老兵的差遣，为老兵擦皮鞋、洗衣服、折被褥；稍不如意，则拳脚交加，新兵则要连声道“嘿！”连眼泪也不得掉下。蒋在家里拍桌子、打板凳；在乡里逞强好胜，惹是生非，但在日本当“二等兵”受军训时也不得不领教挨打的滋味。这倒也不是日本人有意虐待蒋某，而是先当媳妇，再做婆婆，日本军人，就是这么一代一代走过来的。冬去春来，群雁南来北往，这条路他们已走熟了。

蒋在日本留学4年（3年“振武”+1年“候补”），开拓了视野，接受了若干民主革命思潮；虽不敢说学得了多少高深的军事理论，但起码学到了一套正规军人作风。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蒋是按照中国古圣先贤的教导去看待这类事情的。几十年之后，蒋在一次对“青年军”演讲中，认为他的一生——生活之能够简单、工作之能够有恒，四十年如一日，确是由于这一年士兵生活的训练所奠立的基础。

蒋说这话的目的是鼓励青年乐于从军、乐于吃苦；但他在日本留学磨炼了意志，也是实情。

蒋一生不抽烟，壮年戒酒，白开水一杯，连茶也不喝。早起床，洗冷水澡，以及昂首挺胸、正襟危坐等这类生活习惯和军人姿态的养成，都跟他在日本的几年军训有关。蒋活了89岁，也算是高寿的。

蒋对日本炮兵联队的教育是感激的：1927年蒋下野去日本访问期间，拜访了当年的师团长长冈外史，蒋在绢纸上挥毫写了“不负师教”四字送给了这位老师。蒋对日本是有很深感情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还向外籍记者称颂日本是他的“第二故乡”。

现代行为科学和心理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早期经历对他的一生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曾国藩曾说过，“未有钱多而子弟不娇者也！”

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了，接着湖南、陕西等省相继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淮南子》有言：”人众则食狼，狼众则食人。”该是趁热打铁的时候了。时在上海任中部同盟会庶务部长的陈其美，正积极策划举事，他打电报催蒋介石等人迅速回国。陈于1908年春回国，在浙、沪、京、津各地致力于革命运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后，夏天，蒋也曾由日本“托故假归”，在上海参与了陈的“密商举义计划”，但很快又返日本。

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了！蒋回忆说：这一年我正是25岁，我觉得这是我们军人效命的时候到了，于是立即从日本回国，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开始献身于革命事业。

蒋向高田野炮师团长长冈外史打了一个请假回国报告。长冈以“因受陆军省委托管理，不能许可擅自归国”为由，予以拒绝。官场中有一种所谓“官腔”，四平八稳，永远正确，是应付上下左右的几个固定公式，照着做，不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不照着做，他闭着眼睛装作没看见；出了问题，他来个“一退六二五”。但“官腔”必须经常挂在嘴上，否则就叫“失职”，这也属于《红楼梦》所说的“护官符”一类。蒋聪明，不理会长冈这一套，于是又去找联队长飞松宽吾，飞松答复直截了当：他有批准外出48小时的权限；如果超过，将视为逃兵，宪兵可是要缉查的。

蒋性格刚毅，行事果断，应变机警，他得到了这“48小时”，匆匆告别他的几个已知实情的友人，立即从高田乘火车直往东京：到了东京，立即向同盟会浙江支部领了回国路费；有了钱，立即脱掉了二等兵的制服，换上了不显眼的和服，脱下皮鞋，穿上木屐。蒋身高一米七，寡言笑，很像日本人。

然后他把自己的军服和军刀，用包裹寄回高田联队。这正是蒋的细心处：

一是表明他没有携带公物，不授人以口实，“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二是表明他决不归队了，军衣既脱，“好马不吃回头草”，鲁智深告别五台山。与蒋一道离队回国的还有张群和陈星枢（后在山东从事革命）两人。同时还有23名学习陆军的中国留学生也不辞而别。

不久，即11月8日，日本外务省照会清政府驻日公使：这些学生违犯了军纪，日本政府已通知各陆军学校，予以“开除”。

几十年以后，张群对此有一段回忆：

由高田乘火车，首先到了东京，总统是浙江人，我是四川人，分别向本省同盟会的东京支部领取旅费，也都换了衣服。蒋介石穿和服，我穿日本学生服。

如果在48小时内不能归队，便会被当作逃兵，由宪兵开始查缉……连毒药也都买好了，这是准备在万一之际，就得自杀，的确是有舍生就死的决心。

然后，再度乘火车前往长崎，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蒋介石回国后做了些什么？我们且为他列一日程表。

10月30日：蒋到达上海，旋见陈其美。陈所策划在上海、杭州同时起义的准备工作，已大致就绪。陈命蒋去杭州了解情况。

11月1日：蒋和黄郛、陈泉卿等人赶到杭州，得知八十一标和八十二标（标相当于今天的团）的新军倾向革命，可作为起义军的主力，蒋和杭州同志顾乃斌（浙江嘉兴人，清末浙江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议会议员，浙江军政府参事）等草拟出一个起义计划。

11月2日：蒋返上海复命，陈交给蒋一笔起义军费，令其转交杭州的褚辅成（褚，浙江嘉兴人，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嘉兴府商会总理，浙江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议会议长、浙江军政府参事），并将在上海招募的一支由慓悍浙东渔民组成的小分队——“先锋敢死团”交蒋率领去杭州参加起义。他们人人都作好了不“生还”的准备。此时，蒋向溪口老家的母亲王采玉、兄锡侯和妻子毛福梅写了一封“诀别书”，说他决心“弃学业从革命”，“誓为革命牺牲”。

11月3日：兵贵神速，蒋急切返杭州，他将一百名先锋敢死团在城外埋伏起来。当天深夜，传来上海已发动起义的消息，杭州革命党人立即作好准备，子弹上膛，刀剑出鞘，枕戈待旦。

11月4日：深夜，蒋接到杭州起义军司令部发动起义的命令，敢死团立即由望江门进城，攻打浙江巡抚衙门。他们以手枪和自制炸弹作武器，率先冲进巡抚大堂，清兵毫无斗志，俯首投降，浙江巡抚增韫被活捉。

11月5日：杭州光复。

《陈英士先生年谱》中记有一段关于蒋参加辛亥革命的文字：

闻武昌起义，即毅然离日，于九月九日抵沪，衔先生（陈其美——引者）命主持浙事。遄赴杭垣，运动新军，得童保王瑄、黄元秀、朱瑞等之赞助。部署既定，回沪报告。先生先已与褚辅成、王廉等筹划布置，待时举义。即见蒋公，认时机已至，遂命其率敢死队百余赴杭。上海光复之后，第二日夜，与新军八十二标、八十一标联合举义，先后攻克巡抚署、军机局、将军署及旗营：浙省既下，公推汤寿潜为都督。

上海、杭州的同时起义，意义巨大。此时距武昌起义之后不足3个星期，全国已经光复的只有鄂、湘、陕、晋数省。清廷正组织全力反扑，北方的北洋军已沿京汉线南下。10月31日，袁世凯以“钦差大臣”身份掌握了清朝兵权；11月1日黄兴指挥的革命军抵挡不住，已失汉口。沪杭起义成功，为革命势力增添了一个巨大砝码，于是革命阵营形成了长江中游和下游两个中心。

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许多革命家为它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蒋介石是一个地区直属武装指挥员，召之即来，来之能战，风驰电掣，往返于沪杭道上，有勇有谋，也是这场革命的有功之臣。行刺光复会领袖，浪迹洋场

因为革命党内部的争权夺利，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刺杀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暗杀就成为蒋日后政治生涯中屡见不鲜的手法，此后陈其美被人暗杀，蒋介石转而混迹于十里洋场，这也对他后来的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改用阳历，1912年定为民国元年。

但北京的清政府仍存在，其军政大权把握在内阁总理袁世凯手里。袁混迹官场有年，老谋深算，精通权术。当时，他凭借一手在握的北洋兵权，挥师南下，意在逼迫革命党人将总统职位让给他；另一手又遥指南方革命力量，用以摆布隆裕太后孤儿寡母，逼迫她们把金銮宝殿腾出来，此人说的是冠冕堂皇，无懈可击；做的亦是左右逢源，得心应手。革命党人没有一个能洞察其中奥妙，真可谓时势造英雄，英雄又造时势。

此期间，革命党人最要紧的乃是团结一致，可是却发生陶成章被暗杀的事件。

上海光复后，陈其美被推举为沪军都督兼都督府司令部长。蒋介石从杭州回来，协助陈整编军队，训练新兵，维持上海治安，随即被陈派任沪军第五团团长，编在黄郛当师长的第二师（后改为陆军第二十三师）。这时，蒋介石提出：要当陈其美、黄郛的弟弟，与他们结拜为金兰兄弟。陈其美素来喜欢这个小弟弟，黄郛也不好推托；好在三个人都是浙江同乡，都在日本留过学，情趣相投，便在打铁浜45号拜了天地，陈居长，黄次，蒋三，共誓“生死与共，安危同仗”。蒋介石还表示今后一切惟兄长马首是瞻，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决无二言。

这年12月25日，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从欧美回国到达上海，陈其美派建威舰前往吴淞口迎接。陈其美与黄兴等人协同孙中山一起筹建民国。他与黄兴、宋教仁等商议，力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分头向各方活动，并在《民立报》上宣传。29日，各省代表会议选出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陈其美派出卫队护送孙中山赴南京就职。他还筹措1000元作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开办经费。

中华民国的建立，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但是各种政治势力互相角逐十分激烈。陈其美虽然位居沪军都督，但内外矛盾重重，充满了剧烈的斗争。尤其是他对光复会原来就有很深的成见，在光复上海后便竭力排挤上海光复会支部长李燮和，还指挥演出了一出杀害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的凶案。

34岁的陶成章与陈其美同岁，是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他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就想刺杀慈禧太后，曾两次去了北京。1902年赴日本留学，即在留学生中倡言反清革命，被开除学籍。1904年初回国后，在上海参加中国教育会的活动，在光复会创立时应蔡元培之邀入会，负责联络苏浙皖赣闽五省会党。他积极奔走于浙江金华、衢州、严州、处州等地，常常腰索麻绳，脚穿芒鞋，日行八九十里，四出联络会党组织起义。他和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对各地会党首领进行军事训练，灌输革命思想。秋瑾组建光复军，他被推为五省大都督，计划在杭州起义，因被清政府侦知而未成。1907年1月，他在日本参加同盟会，旋任留日会员浙江省分会长。这年7月，徐锡麟在安徽举义失败，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被捕，陶成章也遭通缉。他便出走南洋，先后在新加坡、仰光、爪哇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08年秋，他想在南洋华侨中募集5万元于江浙两省组织武装起义，因为没有得到孙中山的热情支持，相互产生了隔阂与意见。他便负气不再用同盟会而改用光复会的名义进行活动，还同李燮和等人联名发了一份《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攻击孙中山侵吞华侨巨款，后来还到东京去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恰在这时，章太炎也发了一篇《伪检举状》攻击孙中山。他们互相呼应，在日本和南洋各地连篇累犊地发表文章，散发印刷品诋毁孙中山。他在南洋各地以光复会名义别树一帜，又于1910年2月与章太炎在东京重建光复会总会，章任会长，陶副，大力发展党务，与同盟会争雄长，“隐然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陶成章的这些狭隘的门户之争的言行举措，使陈其美等忠于孙中山的同盟会员无比恼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