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6章 重释经典义

禁书的硝烟尚未散尽，经卷焚毁的焦糊味仿佛还萦绕在洛阳、长安的街巷上空，另一场在思想领域更为深远、也更为根本的“建设”工程，已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这一次，目标直指帝国意识形态的基石——儒家经典。

“牝鸡司晨，惟家之索。”

这句出自《尚书·牧誓》的古语，如同一个巨大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武则天走向权力巅峰的道路上。尽管“洛水瑞石”以“天意”的形式试图冲破这层桎梏，尽管《大唐报》以铺天盖地的正面宣传塑造着“贤德圣母”的形象，尽管禁谶纬的雷霆手段暂时压制了公开的诽谤，但在士林之中，在那些恪守传统礼教的儒家士大夫心底，这句古老的训诫，依然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是反对者们最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流言可以查禁，谶纬可以焚毁，但圣人经典中的话语，却如巍巍高山，难以撼动。

武则天深谙此道。她明白，仅仅依靠“祥瑞”的神权和严厉的镇压，不足以长久稳固她的地位，尤其难以真正赢得天下士人之心，而士人之心，是统治这个庞大帝国的关键。她需要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甚至能与传统经典分庭抗礼，至少是能对经典做出符合她需求之新诠释的理论体系。这套体系，必须根植于儒家经典本身，从内部解构“牝鸡司晨”的旧论，构建起“圣母临朝”的新义。

麟德三年秋，一场被后世史家称为“经筵重释”的浩大工程，在洛阳宫城内的集贤殿悄然启动。名义上，是皇帝李治“感念圣人之学微言大义，日久或有湮没，恐后世不彰”，特下诏命，召集天下博学鸿儒、经学大家，汇聚东都，重新校勘、注释儒家经典，“以明圣道，以正人心”。但明眼人都清楚，真正主导此事、并赋予其特殊政治使命的，是帘后的天后武则天。

主持其事的，是时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许敬宗。这位以文才和谄媚著称的老臣，深谙天后心意，是执行此项“文化工程”的最佳人选。协助他的，还有一批被武则天提拔、倚重的“北门学士”，如元万顷、刘祎之、范履冰、周思茂等人。他们多出身寒微或中下层官僚家庭，以文采见长，锐意进取，对传统士族把持的经学解释权早有不满，也更容易接受和阐发新的、有利于天后执政的理论。

当然，仅仅依靠许敬宗和北门学士是不够的。为了增加这项工程的“权威性”和“广泛性”，减少来自传统经学世家的阻力，武则天还下诏，征召了一批在士林中素有清望、学问扎实，但相对不那么顽固保守的大儒入京，参与校勘注释。如以精研《春秋》著称的谷那律，擅长《礼记》的贾公彦，博通五经的孔颖达后人（虽孔颖达已去世，但其学派影响仍在）等。甚至，对那位曾以“牝鸡司晨”为由上书反对她封禅亚献的老臣郝处俊，也给予了表面上的礼遇，未加罪责，只是“体谅”其年高，未强征其入京，但此举本身，就是一种姿态。

集贤殿内，典籍如山，墨香四溢。来自各地的鸿儒、学士、校书郎济济一堂，每日埋首于浩如烟海的经典之中，考据、辩难、商榷、撰述。表面上，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学术盛事，是对先贤经典的“正本清源”。但暗地里，一股无形的导向力量，在许敬宗和北门学士们的巧妙运作下，弥漫在殿宇之间。

“诸位，陛下有旨，此番重注经典，贵在‘通达时变，明体达用’。”

许敬宗在首次集议时，便定下了基调，“圣人之言，微言大义，然时移世易，若拘泥章句，不解其精神实质，则无异于刻舟求剑，反失圣人本意。如今天下升平，陛下圣明，天后贤德，共理阴阳，此乃千古未有之盛事。吾辈学人，当领会圣人之‘仁政’、‘民本’之要义，为当世治国理政，提供镜鉴。”

话说得冠冕堂皇，但在具体的研究和注释方向引导上，意图逐渐清晰。重点被放在了那些涉及“夫妇之道”、“阴阳和合”、“母仪天下”、“贤内助”等主题的经典篇章上。

对《诗经》，他们着力挖掘和颂扬那些赞美“后妃之德”、“贤明内助”的诗篇，如《关雎》被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强调后妃“辅佐君子”的重要性；《葛覃》被引申为后妃“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以示勤俭德政；甚至《卷耳》也被解释为后妃“志在辅佐君子，求贤审官”，而非简单的思夫之作。而对那些可能被解读为“女祸”的诗篇，如涉及褒姒、妲己的，则淡化处理，

或解释为“君王失德，非女子之罪”，重点批判昏君，为“红颜祸水”论脱敏。

对《尚书》，除了继续弱化“牝鸡司晨”的负面解读（将其解释为特指商纣王时妇人干政乱国，而非普遍规律），更重点阐发《尧典》、《舜典》中关于尧舜禅让、选贤与能的思想，暗喻“唯德唯才”是执政的关键，而非性别。同时，大书特书《尚书》中关于“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治国理念，将其与当下“二圣”的“仁政”联系起来。

对《礼记》，尤其是《内则》、《昏义》等篇，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新诠释。传统解释强调“男尊女卑”、“妇人从人”，而许敬宗等人则引导学者们着重阐发其中关于“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积极内涵，并将其与“齐家治国”联系起来，强调“家齐而后国治”，一位具有卓越德行和智慧的“国母”或“贤内助”，对于“齐家”乃至“治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甚至从古籍中搜罗、或“重新发现”了一些关于古代贤明后妃（如周之三太：太姜、太任、太姒）辅佐夫君、教化子孙、安定邦国的记载，将其系统整理、放大，作为“圣母临朝”的历史先例和理论依据。

对《周易》，则巧妙运用其阴阳变化、相生相克的哲学思想。一方面，承认“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尊地卑”的秩序；另一方面，则大力阐发“一阴一阳之谓道”、“乾坤并建”、“阴阳和合而万物生”的道理，强调阴阳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特定时期，比如“阳”弱（指皇帝多病）或天下需要“柔顺”之德来调和时，“阴”的积极作用就显得尤为关键，这便为女性在特殊时期的执政，找到了哲学上的合理性。

这项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尽管有许敬宗的导向和北门学士们的推动，但参与其中的许多传统学者，内心深处对如此“为我所用”地诠释经典，尤其是明显为女性执政张目的诠释，感到抵触和不安。辩论时有发生。

一次，在讨论《礼记·郊特牲》中“妇人无爵，从夫之爵”的经义时，一位来自山东的老儒生，姓郑，是研究《三礼》的世家，耿直地提出：“此经义昭然，妇人本无独立爵位，其荣辱系于夫、子。今若强行曲解，恐非治学之道，亦难服天下士人之心。”

元万顷立刻反驳：“郑公所言差矣。圣人之言，需观其大义。‘妇人无爵’，乃言其礼制名分，然妇人有无德行才具？有无辅佐之功？古之太姜、太任、太姒，虽无天子、诸侯之爵，然其贤德教化，泽被周室八百年，其功岂在爵位之下？今皇后天后，佐陛下理万机，夙夜匪懈，德被苍生，此乃大德大能，岂可拘泥于‘无爵’之文，而掩其经天纬地之功？吾辈注经，当通其变，使圣人之学，能应时务，能彰懿德，方不负圣人之心，亦不负陛下、天后重托！”

郑老儒生面红耳赤，还想争辩，旁边几位与他相熟的学者暗暗拉他衣袖。他们看到，端坐于上、监督经筵的许敬宗，脸色已然沉了下来。最终，在“领会圣意”、“通达时变”的大帽子下，郑老儒生的意见被搁置，注释的方向，依然朝着论证“妇人贤德可配天地，功绩不囿于名爵”的方向进行。

类似的“学术争论”时有发生，但结果大多类似。在政治权威和主流导向的双重压力下，在“北门学士”们引经据典、纵横捭阖的辩才面前，许多持传统观念的学者，或沉默，或妥协，或选择性地保留意见，只在自己的专门领域内做考据功夫，对涉及敏感政治诠释的部分，避而不谈。也有少数硬骨头的学者，以“年老体衰”、“学问不精”为由，请求退出，朝廷也大多“恩准”，并未强留，但这些人自此在学术界便逐渐边缘化了。

李瑾作为宰相，也时常被邀请参与经筵的“评议”。他的态度颇为微妙。一方面，他理解并支持武则天为巩固权力而在意识形态上进行的努力，清除那些攻击性的谶纬和流言，构建有利于她执政的理论基础，从现实政治角度看是必要的。他也同意，对经典的解释不应僵化，应当结合时代需要有所发展。但另一方面，他内心深处对许敬宗等人如此露骨、甚至不惜曲解经义来迎合政治需求的做法，抱有保留态度。他认为，这或许能解一时之急，但长远来看，损害了学术的独立性和经典的神圣性，可能开启一个“以经注我”而非“我注经”的恶劣先例。

在一次经筵评议中，当讨论到如何诠释《孟子》

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有北门学士试图引申为“君主当以民为本，天后勤政爱民，正合孟子之道”，李瑾委婉地提出了不同看法。

“孟夫子此言，重在民本，乃治国之要义，自当弘扬。”

李瑾缓缓道，“然则，经义阐发，当立足于文本，顾及整体。若过度引申，恐失本意，反为后世诟病。愚以为，此番重注经典，除‘通达时变’外，‘严谨求实’亦不可偏废。所发之新义，当有扎实的文献依据和合乎逻辑的推演，方能经得起推敲，传之后世。否则，若注释过于牵强，恐难服真正潜心学问之士，反损天后求贤若渴、尊崇圣学之美意。”

他这番话，既没有反对为武则天执政寻找理论依据的大方向，又强调了学术的严谨性，暗示不应为了政治目的而强行扭曲经典原意。许敬宗等人听了，虽然心中不以为然，但李瑾位高权重，且话说得在理，也不好直接反驳，只得打着哈哈，说“梁国公所言甚是，自当严谨”。

李瑾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重释经典”的大框架下，悄悄注入了一些自己的理念。他建议在注释中，除了关注君臣、夫妇之义，也应加强对“经世致用”、“富国强兵”、“重视农商”、“选贤任能”等务实思想的挖掘和阐发。他特别提出，对《周礼》中涉及官职、赋税、军制、工程等具体制度的部分，应详细考据注释，以为当代制度革新提供参考。这些建议，符合他一直以来“务实”的执政理念，也多少冲淡了一些纯粹为政治服务的功利色彩，得到了部分务实派学者的赞同。

武则天对经筵的进展保持着密切的关注。每隔几日，许敬宗便会将最新的注疏文稿和讨论摘要，整理成册，送入宫中。武则天往往在深夜批阅完奏章后，仔细翻阅这些文稿。看到那些巧妙地为她执政提供依据的新解，她会微微颔首；看到其中引用的古代贤后事迹，她会若有所思；看到李瑾关于“严谨求实”、“经世致用”的建议，她则会沉吟片刻。

她欣赏李瑾的稳妥和务实，也明白过于露骨的曲解可能带来的反效果。但眼下，她最需要的，是尽快建立起一套能够抗衡“牝鸡司晨”论调的理论武器。因此，在大多数时候，她默许甚至鼓励了许敬宗等人相对“激进”的诠释方向。只是在一些特别敏感、可能引发巨大争议的地方，她会亲自批示，要求“措辞需更稳妥”，“引证需更详实”，或“暂且搁置，容后再议”。

集贤殿内的灯火，常常亮至深夜。校勘、辩难、撰写、修改……一部部被赋予了新含义的儒家经典注疏，正在这里逐渐成形。它们将被呈送御览，然后刊印天下，成为官定的教科书，纳入科举考试的范围，通过各级官学，灌输给未来的士人。

这场“重释经典义”的运动，其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一方面，它确实在儒家经典体系中，为女性参与最高政治权力打开了一条理论缝隙，提供了一套至少能自圆其说的说辞，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礼教对武则天执政的舆论阻力，为她的权力披上了一层“合乎圣道”的外衣。另一方面，它也开创了政治权力直接干预、甚至重塑经典解释的恶例，使得学术日益沦为政治的附庸，经学的严肃性和独立性受到侵蚀。那些被压制、被边缘化的传统学者，心中的不满在积蓄，等待着宣泄的时机。

李瑾走出集贤殿时，秋日的夕阳将宫殿的琉璃瓦染成一片金红。殿内，那些白发苍苍或正当壮年的学者们，仍在为了一句经文、一个释义而争论不休。他知道，这场由政治需求驱动的“学术”工程，注定会留下争议。但他也清楚，在当前的权力格局下，这是武则天必然的选择，也是巩固统治的必要步骤。

他能做的，只是在这股洪流中，尽力保持一丝清醒，埋下一些务实的种子，并警惕着，不要让这场“重释”彻底滑向为权力肆意涂抹的深渊。至于这些新注释的经典，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服天下士人，又会在历史上留下怎样的评价，只有留待时间去检验了。

然而，武则天并未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上。几乎与此同时，她投向另一股强大思想力量的目光，也变得更加热切和意味深长——那便是自西方传来，在中土已扎根数百年的佛教。与需要小心“修正”的儒家经典相比，佛教经典中，似乎有着更为直接、也更为她所喜闻乐见的，关于女性最高统治者合法性的理论资源。一场新的思想博弈，即将在另一个场域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