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4章 文章定是非

麟德三年六月朔，一个寻常而又不寻常的清晨。在长安、洛阳两京，以及周边数个大州的治所，一种前所未有的物事，悄然出现在各城门口、市集要道、驿站外墙，甚至一些有名的茶楼酒肆的醒目处。

那是一张张用上好楮纸印制、约莫两张《千字文》大小的纸张，顶端是醒目的三个楷体大字——《大唐报》。其下，分门别类，排列着一篇篇文字，字迹清晰，版面齐整，在晨光中散发着淡淡的墨香。

起初，只有零星几个识字的行人，好奇地驻足观看。他们低声念出上面的文字：

“朝廷旨要：陛下圣体渐安，日览奏章十数，常于子夜召对宰辅，咨以政事……”

“天后懿德：自春徂夏，天后佐理万机，每奏章至，披阅至深夜，朱批累牍，未尝假手他人。洛水瑞石现，天后谦不受贺，但言‘此陛下仁德感天，非妾之功’……”

“边关军情：陇右道安西都护府奏报，五月中，吐蕃游骑数百犯我于阗镇，守将王方翼率轻骑出塞邀击，斩首百余，获其辎重，余者溃散。陛下谕：边将忠勇可嘉，着兵部议功……”

“农桑时讯：江南道苏州刺史奏，新制龙骨水车，翻车便捷，一车可灌田五十亩，已绘图呈上。着工部核查，若果便利，当颁行天下，以利农事……”

“市井百业：洛阳南市，有奸商以次绢充上品，欺行霸市，为河南府所查，枷号示众，罚没家产。谕百姓，交易当以诚，勿为奸佞所惑……”

“良吏风范：同州冯翊县令张柬之，在任三年，劝农兴学，平反冤狱，去岁大旱，自捐俸禄设粥厂，全活甚众。考功评为上上，擢为监察御史……”

……

围观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识字的士子、商贾、小吏，饶有兴致地逐条阅读，不时低声议论。不识字的贩夫走卒、市井百姓，则围着报栏，好奇地张望，或拉扯着识字人的衣袖询问：“那纸上写的啥？”“官府又出啥新告示了？”

这时，便有早得了吩咐、或临时被几个铜钱雇来的识字人（其中不少是科场失意、在街头替人写信读信的穷书生），清清嗓子，开始高声朗读，并加以讲解：

“各位父老乡亲，这是朝廷新出的《大唐报》！每十天出一期，上面写的都是朝廷的新消息、皇上的旨意、天后的德行、边疆的胜仗、还有咱老百姓用得上的农事、市价、还有好官坏官的事儿！”

朗读声吸引了更多人。人们聚拢过来，伸长脖子听着。当听到皇帝身体见好、勤于政事时，不少老人点头称善，口诵“陛下保重”。听到天后批阅奏章到深夜，一些妇人发出啧啧惊叹。听到边疆打了胜仗，男人们面露喜色。听到新式水车和奸商受罚，则与自身息息相关，讨论得更加热烈。

“这《大唐报》好！比那官府的布告详细多了！”

“是啊，天后娘娘真是辛苦，日夜操劳。”

“吐蕃人又挨揍了！王将军威武！”

“这龙骨水车要真那么好用，咱地里浇水可省大事了！”

“那奸商活该！就该这么治他们！”

“张县令是个好官啊，升御史了！”

最初的几期《大唐报》，完全遵循了李瑾定下的基调：绝口不提市井流言，而是用大量正面、务实、贴近民生的信息，填满版面，抢占舆论空间。报道皇帝龙体安康、勤政，天后夙夜匪懈、谦逊，梁国公忙于边务（甚至详细列出了李瑾近日与兵部、将作监官员开会商议军械更新、核查各地粮储的具体日期和事项），用铁一般的事实日程，无声地驳斥了“帝后失和”、“天后与梁国公私会”的荒谬谣言。报道边疆小胜、良吏擢升、新农具推广、惩处奸商，则满足了百姓对“国泰民安”、“善恶有报”的基本期待，也展示了朝廷“在做实事”的形象。

为了让报纸更具可读性，李瑾还授意加入了少量经过审核的、各地奇闻轶事（如某地瑞麦生双穗、孝子寻亲千里等），以及一些通俗易懂的劝学、劝善小故事。他甚至亲自撰写了一篇不署名的短评，以“或问”起头，谈论“为政之道，在务实，不在虚文；在利民，不在祥瑞”，虽未点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针对近来愈演愈烈的“祥瑞”虚浮之风，以及借此攻讦实干之臣的现象，发出了不同声音。此文经过政事堂合议时，引起了一些争议，但因其未直接攻击“洛水瑞石”，只是泛论，且在李瑾坚持和皇帝、天后最终首肯下，得以刊出。

《大唐报》的出现，如同一股清流，注入了被“祥瑞”颂歌和污秽流言搅得有些浑浊的舆论场。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和底层士人而言，这份由朝廷官方发布、内容新鲜实在、与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报纸，远比那些玄而又玄的“天启”和荒诞不经的“宫闱秘闻”更有吸引力，也更具可信度。茶余饭后，人们开始议论《大唐报》上又说了什么新鲜事，哪里的水车好用，

哪个贪官被惩处了，边关又打了什么胜仗。那些关于“二圣”的龌龊流言，虽然仍未绝迹，但在《大唐报》持续不断、铺天盖地的“事实”面前，其传播市场被明显挤压，可信度大打折扣。尤其当报纸上不时出现“梁国公今日于兵部与诸将议陇右防秋事宜”、“天后召见户部侍郎，询问江淮漕运”这类具体到日期的行程报道时，那些“深夜私会”的谣言，显得愈发苍白可笑。

当然，反对的声音和阻力也随之而来。

一些守旧官员，对将朝廷政事、官员考评（哪怕是正面报道）如此“张扬”地刊印出来，公之于众，深感不安，认为有损朝廷威严，易启“刁·民”议论之端。某位御史便上疏弹劾，称《大唐报》“淆乱体制，将庙堂之事播于市井，使胥吏贩夫妄议朝政，非国家之福”。

对此，李瑾早有准备。他在朝会上从容应答：“《大唐报》所刊，皆为陛下德政，朝廷善举，忠良事迹，民生要务。使百姓知朝廷之所为，明陛下之仁德，晓大义之所在，何来淆乱之说？莫非陛下德政、忠良事迹，见不得光，只宜藏于深宫，不足为百姓道耶？至于妄议，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正道信息导之，犹恐不及，若一味堵塞，反使谣言横生。今《大唐报》出，市井多议农时、边功、良吏，岂不比议论那些无根流言要好？”

皇帝李治近来因《大唐报》内容正面，且其中多有颂扬他“龙体渐安”、“勤政”之语，龙心甚悦，加上武则天也认为此报利于掌控舆论、彰显治绩，故对李瑾多有支持。那御史的弹劾，最终不了了之。

另一些反对者，则来自许敬宗、李义府阵营内部。他们敏锐地察觉到，《大唐报》的创办和主导权掌握在李瑾手中，虽然每期关键内容需经政事堂合议和帝后御览，但日常运作、稿件遴选、版面安排，皆由李瑾及其选拔的“报局”人员把控。这等于在官方舆论场中，开辟了一个不完全受他们掌控的渠道。李瑾那篇“务实虚文”的短评，更让他们嗅到了不同的味道。于是，他们也开始尝试向《大唐报》渗透，或推荐“自己人”进入报局，或试图施加影响，要求在报上多刊载颂扬“洛水瑞石”、“圣母临人”的文章，甚至隐晦地攻击一些他们不喜欢的大臣。

对此，李瑾的策略是，在原则问题上不退让，在次要问题上可妥协。对于要求大量、直接颂扬“圣母”的文章，他以“报纸贵在务实，祥瑞之事已有专文颂圣，不必每期重复，以免百姓生厌”为由，适度控制数量和篇幅，更多地将“圣母”的德行与“勤政爱民”的具体事迹结合起来报道。对于试图塞人进来或干涉具体编务的，则以“报局初创，人员贵精不贵多，且陛下、天后有旨，编务需由报局据实拟定”为由，委婉而坚决地抵挡回去。同时，他也不吝在报上刊登许敬宗、李义府等人门下属下的一些政策建议（只要确实有益），或他们经办的某些“政绩”，以示合作姿态，维持表面上的和谐。

真正的较量，发生在对具体事件和人物的报道上。一期《大唐报》在“良吏风范”栏目，报道了洛阳县尉袁恕己不畏强权、秉公处置一宗涉及某关陇世家子弟的伤人案。报道本身客观平实，只是陈述事实。但见报后，该世家通过关系向报局施压，要求“更正”，称报道“有损世家清誉”。报局负责人（李瑾提拔的一位刚直不阿的御史）据理力争，坚持报道属实，不予更改。事情闹到李瑾这里。李瑾仔细核查后，确认报道无误，便顶住压力，不予理会，并在下一期报纸的“市井百业”栏目，不点名地批评了某些“豪强仗势，干预讼狱”的现象。此举虽未明指，但明眼人心知肚明，等于变相支持了袁恕己和那篇报道，也震慑了其他想干涉报纸的势力。此事传开，一些正直官员和百姓对《大唐报》的信任度大增，认为其“敢言”。

最微妙的一次交锋，是关于太子李弘的报道。太子仁孝，在士林中口碑甚佳。但东宫属官中，有人对天后掌权、对《大唐报》颇多微词。李瑾指示报局，在报道皇室活动时，给予太子适当的正面篇幅，如太子视学、祭孔、体恤民间疾苦等，报道务必客观公允，不刻意拔高，也不刻意冷落。既尊重太子地位，也避免给人留下《大唐报》是东宫喉舌或与东宫对立的印象。这种平衡的报道策略，起初让东宫一些人不满，认为不够“尊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大唐报》对天后的报道也同样秉持“重实绩”的原则，且并未如某些流言所说，刻意打压太子，不满之声才渐渐平息。

武则天对《大唐报》的关注，远比外界看到的要深入和复杂。每期报纸的样刊，都会在第一时间呈送她的案头。她看得很仔细，不仅看那些颂扬她的文章，更看边关军情，看农桑时讯，看良吏事迹，看市井百态，甚至仔细揣摩李瑾那篇“务实虚文”的短评。她欣赏这份报纸带来的正面舆论效果，欣赏它巧妙化解流言的方式，也敏锐地意识到李瑾通过这份报纸，在无形中倡导着一种

“重实绩、轻虚文”的价值观，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她依靠“祥瑞”和佛教理论来构建权威的路径，并不完全一致。

但她并未出手干预或争夺控制权。至少目前没有。因为她清楚地看到，《大唐报》在巩固朝廷权威、打击反对派流言、展示“二圣”治下“盛世”气象方面，作用巨大。李瑾把握的分寸很好，始终将皇帝的权威、她的“贤德”置于正面报道的核心，对“洛水瑞石”和“圣母”虽未大肆渲染，但也给予了符合礼制的尊崇。更重要的是，《大唐报》的成功运作，使得官方在舆论场上不再被动，她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做更多事情。比如，她授意许敬宗，以“弘扬圣母仁德”为名，在报上连续刊登了几篇描述她早年事迹、突出其“慈爱”、“英明”、“辅佐陛下”的文章，文笔优美，情节感人，效果颇佳。她也默许甚至鼓励报纸报道一些她提拔的“北门学士”的政见和成绩。

这更像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合作与博弈。李瑾掌握了报纸的日常运营和内容基调的主导权，武则天则通过最终审定和

occasional

的“命题作文”，确保报纸不偏离“大方向”，并为其所用。双方在“巩固现有统治、打击反对流言”这个大目标下，暂时达成了默契。

随着《大唐报》一期期发行，其影响力从两京迅速向周边州县扩散。地方官员发现，这份来自朝廷的报纸，不仅是了解中枢动态的窗口，其上的政策解读、良吏榜样、甚至惩处案例，都对治理地方有参考价值，于是也主动组织人手誊抄、宣读。一些偏远州县的士子商贾，甚至愿意花高价购买、传阅过期的大唐报，视为了解朝政、增长见识的途径。

而市井间关于天后与梁国公的污秽流言，虽然仍未绝迹，但声势已大不如前。当人们茶余饭后更热衷于讨论安西又打了胜仗、新式水车何时能推广到自己家乡、哪个贪官被报纸曝光倒了霉时，那些翻来覆去、又缺乏实据的宫闱秘闻，便渐渐失去了吸引力。更关键的是，《大唐报》通过持续不断的正面信息轰炸，在大多数人心中构建起了一个勤政的皇帝、贤德的天后、忠勇的梁国公和蒸蒸日上的大唐盛世形象。这个形象越牢固，那些阴暗的流言就越显得荒谬、可笑，甚至“不爱国”、“不盼朝廷好”。

这一日，李瑾在报局审阅新一期稿件。窗外传来市井的喧闹声，间或能听到报童清脆的叫卖声和路人聚在报栏前的议论声。他放下朱笔，揉了揉眉心。短短数月，《大唐报》从无到有，在波谲云诡的舆论场中站稳了脚跟，殊为不易。这不仅仅是文字的胜利，更是信息的力量，是“事实”对“谣言”的压制，是公开对隐秘的挑战。

然而，他心中并无太多轻松。他知道，反对者不会就此罢休。流言或许会暂时偃旗息鼓，但更隐蔽、更高级的攻击手段，可能正在酝酿。而《大唐报》本身，也成了一面镜子，照出了朝堂上下、宫廷内外的各方势力和他们的诉求。如何在这面镜子中，既反映真实，又不至于引发难以承受的折射；如何在帝后、太子、权臣、清流、世家之间把握平衡；如何让这份报纸不仅仅是歌功颂德的工具，也能承载一些真正的谏言和不同的声音，哪怕极其有限……这些都是比应对流言更复杂、更长期的挑战。

“国公，这期的‘驳讹正谬’栏，有一篇来稿，是国子监一位司业撰写的，辨析‘牝鸡司晨’之说的荒谬，引经据典，文采斐然，但……言辞颇为犀利，直接驳斥了一些古板儒生的论调。”

报局主编，那位刚直的御史，拿着一份文稿，有些犹豫地呈上。

李瑾接过，快速浏览。文章写得确实不错，逻辑清晰，论据有力，直指那些以“妇人干政”为由攻击武则天的言论。但这篇文章一旦刊出，必然会在士林引起轩然大波，支持者拍手称快，反对者则会视《大唐报》为天后张目的急先锋，攻击的矛头可能直接从流言转向报纸本身，甚至波及到他。

是刊，还是不刊？

李瑾沉吟片刻。这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风险。直接为天后执政的合法性进行理论辩护，这比报道具体事迹更进一步，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主动出击。但时机是否成熟？《大唐报》的根基是否稳固到足以承受随之而来的攻讦？

“文章先留下。”

李瑾将文稿放在案头，“此事，需从长计议。或许，不必如此直白。可以约请几位大儒，撰文探讨‘贤内助’于国于家之重要性，或论‘才德’与‘性别’之本末，润物细无声，效果或更佳。”

他需要更谨慎地衡量。舆论的阵地已经开辟，但如何巩固，如何拓展，如何在这阵地之上，既捍卫他想捍卫的，也播下他期望的种子，这需要智慧，更需要耐心和时机。

《大唐报》的墨香，已经开始在帝国的空气中弥漫。它能否真的“文章定是非”，尚需时间检验。但至少，它让一种不同于“天启”神谕和污言秽语的声音，得以发出，并被越来越多的人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