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3章 谈判 僵局（四）

前来拜访尹峰的，是号称天主教中国传教三大支柱：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三人中的杨廷筠与李之藻。此二人是应中华军总统领尹峰的邀请，前来接收一批被关押在南京大狱内的天主教徒。这些教徒都是前一年、万历四十四年南京教难中的受害者。

南京教案是天主教在明朝中国传播时，第一次遭遇到的政治上直接打击。主使者是南京礼部‘侍’朗沈榷。他分别三次上书朝廷“参远夷”，指控耶稣会传教士潜入中国，行踪可疑，图谋不轨。列举的罪状有二：一是西方传教士参预修历，违背了尚书尧舜以来的中国传统历法；二是不让教徒祭祀祖宗，乃是大逆不道。沈槯要求朝廷将传教士驱逐出境。

万历皇帝对他的奏章不置可否。但是沈槯有司礼监太监的支持和内阁大学士方从哲的支持，不待朝廷明旨，就将王丰肃(后改名为高一志)与谢务禄(后改名为曾德昭)等十三名传教士、教徒抓了起来。

王丰肃在狱中被狱卒打得体无完肤、半死不活。随着沈槯的又一道上疏直接指控天主教谋反：“据其所称天主，乃彼国第一罪人……矫巫称尊，欺诳视听，亦不足辩也。但使止行异教，非有‘阴’谋，何故于洪武岗王气所钟，辄‘私’盘据；又何故于孝陵卫寝前，擅造‘花’园。……据查，台湾海寇俱奉其教，肆孽海上，大逆不道……”神宗荒于政，沈榷勾结太监，矫诏驱夷。南北两京传教士纷纷被捕入狱。他们的住所被拆、教堂大多被毁。

说起来，中华公司反抗海禁一事，也影响了这次教难。由于台湾公开允许天主教传教，因此这也成了天主教谋反的一项罪证。

尹峰的军队攻入南京城时，这伙传教士和教徒刚刚被移解到了都察院。当官员衙役都逃跑之后，这些特殊的犯人就落入了中华军之手。

这些教难受害者不仅有王丰肃与谢务禄等西洋传教士，还有中国籍教徒钟鸣礼与钟鸣仁两兄弟，已经被判押往关外为奴。钟鸣仁，是第一个入耶稣会的中国人，他的号叫念江，广东新会人，通晓葡萄牙语等多种西方语言，曾任利玛窦的翻译，从行数年。另外还有十多名中国籍教徒，其中有耶稣会的实习修士。他们受到了中华军很好的对待，由中华军中的天主教徒照顾。

在朝廷拒绝和谈之后，尹峰一方面决定再次扩大对朝廷的军事攻击力度，另一方面向在朝野之间寻找能够上下斡旋的人。

这时他想到了这群教难受害者，立刻向在杭州的杨廷筠、李之藻发出信件，信中说：久仰二位是努力弘扬西学的大家，我中华公司也是一向致力于融合东西学问的。我军发现了南京大狱中的天主教徒，想把这些受难传教士救出大狱带往台湾；在两位家中避难的传教士和教徒，我们也可以帮忙转移，不知意下如何？

南京教难一起，北京城就留下了耶稣会中国传教会会长龙华民和日耳曼人邓‘玉’函两个传教士。其余的传教士不是被抓捕入狱、驱逐出境就是躲藏到了信徒家中被保护起来。其中，庞迪我、郭居静、毕方济、艾儒略、史惟真等传教士安全隐藏於杭州的杨廷筠、李之藻两人家中传教。

本来，杨、李这两位科举出身的中国天主教徒是绝对不会和叛逆贼寇‘交’往的。无奈，他们正好在此时接到了龙华民从北京传来的信：要求他们想办法搭救南京的教友，并且千方百计和台湾中华公司结好。

杨李二位在教会中的地位，使他们知道台湾在耶稣会中国教区中的重要地位，中华公司统治区有近4000名中国受洗教徒，比整个中国内地的教徒数量还多。出于同教情谊，他们想了解结识一下中华军中的教徒，顺便搭救出那些狱中的教友，因此才会有两人的南京之行。

他们二人在澳‘门’教徒石宏基陪同下来到中华军在南京的老营。

石宏基，字厚齐，澳‘门’华人天主教徒，今年43岁。石宏基是明朝第一批华人天主教徒之一，1596年圣保禄学院美术课程班的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即赴内地教区担任“画师”，当时仅13岁。1603年又到北京会院协助利玛窦工作，1610年后在中国各地传教，和尤文辉非常熟悉，同样是最早学习西洋油画技法的中国画家。

杨廷筠和李之藻听说了尹峰身边随行人员中，有一位是石宏基的同乡教友，因此才让他陪同的。

他俩进入南京城时，非常吃惊地发现南京城内秩序井然，各行各业兴旺发达，甚至还有不少金发碧眼的西洋人来往在街道上；中华公司抓紧时机，把台湾港的外商也带到了南京，大肆做买卖。

苏州战役后，颜思齐的第五旅攻占了苏州及嘉定、金山等地，基本上整个南直隶的南半部地区都已在中华军占领下。这一带是江南的主要蚕桑养殖区，每年的四月到十一月都是江南收购蚕茧的季节，此时正是蚕丝收购时节的尾声。江南的蚕桑养殖业并未被战争打断发展，随着中华军的迅速获胜，战争破坏范围很小，而且中华公司这个海外丝绸贸易的最大主顾直接前来收货，这一行业还达到了高‘潮’，南京城满大街来往的都是蚕农和丝商。已经有人在问中华军临时设立的市场主管说：“……你们明年还来吧？或者，你们要在这里住多久？”

杨、李二人目睹堂堂的帝国南京城成了大集市，不由地哭笑不得。他们来到北城一带官绅勋贵居住区，发现个各个家族的宅院‘门’口都有黑衣兵士把守，但是看得出这些官僚贵族之家并未受到破坏。

他们还发现除了少数几处府库、官衙、兵营被中华军征用以外，其余南京城内民居基本没有受到中华军的影响。而且，老百姓和街头巷尾巡逻执勤的中华军战士相处甚欢，似乎毫无抵触情绪。

他俩惊疑不定，中华军的军纪之好他们原先有听说，现在真的看见了，却又是忧心忡忡：无论如何，海寇如此表现的象是一支“王者之师”，在他们而言并非好事，而是大明朝的危机。

他俩来到老营求见尹峰，以自己的教名通报。尹峰早就在等他们了，立刻派尤文辉出来迎接。

他们一见面就明确自己天主教徒和丁忧在家的身份，强调自己来此是‘私’人‘性’质的会见，为了解救教友而来。在场的陆若汉是耶稣会中国教区巡视员，和两人划着十字、拱着手鞠躬见礼。这种中西合璧式的礼节在尹峰看来非常滑稽，好容易才憋住笑。他没有计较二位名人的矫情，亲自带他们去和那些南京大狱中出来教友见了面。

尹峰然后在自己住处请他们参观了中华联合公司出版的书籍：《几何原本》全部15卷翻译本、《天体运行论》等西方科技书籍，还有李之藻参考《几何原本》写出《圆容较义》一书，还有五年前出版的《几何体论》和《几何要法》两书—这是上海嘉定人孙元化的著作，孙本人是徐光启的好友、学生，也是一位天主教徒。

李之藻和杨廷筠都很吃惊：李之藻对自己的书被盗版并无意见，只是对这些讲实学、西学的书籍居然在台湾能大量出版非常吃惊。

尹峰乘机对他们做工作，请求他们在中华公司和朝廷之间斡旋。

“……我们是大明的希望，我大明如今百病丛生，西学是拯救之道，也是徐大学士与诸位先生说的‘补儒’之道。我公司并非像改朝换代，而是想要开海裕国、大明百姓安居乐业，海禁必须取消，这样诸位所信仰的天主教才能传播在中华大地……”

李、杨二人并未做出任何承诺，他俩走的时候把自己的弟子留下了。随后，在他们家中躲藏的一些传教士也由水路来到了南京。庞迪我、郭居静、毕方济、艾儒略、史惟真等传教士中，郭居静不愿离开内地，留在了杭州李之藻家中。

杨廷筠曾任职监察御史，李之藻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官职都不算高，在朝中影响力不够。这一点尹峰也已经考虑到了，不久，南京大狱中的传教士王丰肃以及杭州逃难来的庞迪我、毕方济、艾儒略等启程去台湾避难时，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在天津卫的徐光启，请他出面主张招抚中华公司。

同一时期，李之藻和杨廷筠去信给前任内阁首辅叶向高。叶向高于万历四十二年八月晋少师兼太子太师，致仕之后，一直在福建福州府福清县老家闲居。对利玛窦及西洋传教士很有好感的叶向高接信后，立刻动身前往杭州。

杨、李两人的信件中并未直接提出招抚一事，而是把两人在中华军控制区的见闻说了一遍，然后提到尹峰提出开海禁通商后就愿意撤离南京、北京。

叶向高毕竟是政治人物，他从信中叙述的事情中看出了大明朝说面临的重大危机。

他急急忙忙地来到杭州。他首先去拜访了浙江副总兵罗庆，请他说说中华军的战斗力。罗庆以为这位前任阁老是要重回朝廷，因而出来找事，自然是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通。从罗庆这里出来后，叶向高去李之藻家会见了杨李二位。

一见面他就说：“这场仗不能打了，再打下去，大明朝危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