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四百零七节 裁决（1）【无声地飞翔萌主加更4/18】

在做了做样子后，刘彻就心安理得的接受了诸子和群臣们给自己戴上的这顶高帽子。

然后，他就问道：“既是如此，那卿等就说说看……”

“臣等所争执者，乃是直躬案与三北案之是非……”那位法家学者拜道。

这直躬案和三北案，刘彻当然清楚，但是，他却故意装傻，问道：“何为直躬案？何为三北案？”

这时候，儒家再也忍耐不住——若这主动权被法家所占去，那么，毫无疑问，儒家这一次可能要载一个大跟头。

于是，董仲舒的另外一位弟子吕步舒立刻就出列拜道：“启奏陛下，请容臣为陛下道来……”

刘彻自然准许——就算在如今的廷尉衙门里，也是允许罪犯自辨的嘛！

“陛下，这直躬案，乃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一件盗羊案……”吕步舒深深的拜道：“如《吕氏春秋》所载：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如无信也……”

刘彻听着，却是露出了微笑。

“这儒家果真是深得春秋笔法神功之要啊……”刘彻在心里叹道：“后世公知们的手段，也不过如此了……”

事实上，直躬案有多个版本。

譬如，这吕氏春秋里的这个版本。

而吕氏春秋里记载的这个版本，却是所有版本里，最美好、最温柔，也最完美的版本。

直躬举报其父盗羊，最终被楚王赦免。

毫无疑问，这是儒生们所需要的。

由此一来，就规避了忠孝不能两全这个问题，更凸显出了儒家坚持的价值观。

但问题是——法家要与之论战的，乃是韩非子、庄子的那个版本啊！也就是那个黑暗结局。

那个直躬举报自己老爹盗羊，结果被令尹所杀的版本。

是以，法家立刻就暴走，那位年轻的学者，更是立刻插口，拜道：“启奏陛下，臣与儒家所论，非此之论也！乃《韩非子》所载之公案：楚有直躬，其父盗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

吕步舒立刻就拜道：“吾未有闻此之说也，君莫要无中生有，欺君罔上！”

这个指责就太犀利了！

而且，太过于诛心，太过于自我。

就连刘彻也是眉毛微微一皱，这也是刘彻一直不太喜欢儒家的原因。

在儒家眼里，只有他们记载的东西，才是真的。

其他人记载的，假如有利于他，像是直躬案上的《吕氏春秋》记载的东西，他就认，而《韩非子》之中记载的故事，他却当做看不见。

一如当年孔子整理《诗经》《尚书》，也如当初子夏笔削春秋。

这种无视神功和鸵鸟神功，刘彻曾在后世的公知身上，也见过无数次。

确实很恶心。

但，刘彻很清楚，作为皇帝，他可以用自己的意志来间接的影响和干预学术与思想的发展，但独独不能亲自下场，用自己的意志取代诸子百家的意志。

那样的话，会起一个很坏的头。

更会抹杀掉思想和学术的多样性。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变成自己所讨厌和不喜欢的人。

就像那个故事，勇士辛辛苦苦杀死了恶龙，但最终，他却变成了新的恶龙。

所以，刘彻微微笑了两声，然后说道：“史书之上，众说纷纭，卿等何必为了这诸家之别而争执呢？且以朕之见，恐怕，无论是《吕氏春秋》之载，还是《韩非子》之论，其本质，是一样的吧？”

当然是一样的！

董仲舒出列拜道：“圣明无过于陛下，《论语》有曰：叶公语孔子：吾党有直躬者，其父壤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而这正是这桩千秋公案的最终起源之所，也是儒法数百年纷扰的关键所在。

直躬案，本身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因为涉及了亲亲相隐这个儒法两派的矛盾，在数百年来，一直沸沸扬扬。

当年，大量的儒生入秦，都被法家赶了出去，就是这个原因。

道不同，不相为谋。

董仲舒既然下场，张恢当然也就坐不住了，他微微动了动眼帘，在他左侧的一位法家博士立刻就出列拜道：“启奏陛下，臣两千石《韩非子》博士邓偃请奏……”

刘彻转过头去，看到此人，连忙道：“公请言之！”

这位邓博士，虽然在历史上默默无闻，但，他的弟子之中，却是有着许多大能。

武帝前中期的多位法家干吏，都是出于他的门下。

最有名的，莫过于咸宣。

邓偃拜道：“臣以为董子所言及所举大缪也！孔子以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便是直，那臣敢问，楚君何在？楚法何顾？难道说，为了孝，连忠也不要了吗？”

他瞪着眼睛，直视着董仲舒，咄咄逼人的说道：“敢问董子，若有人目睹其父，意欲祸乱天下，行窃国之事，此人当如何？”

这立刻就让董仲舒哑口无言。

这也是亲亲相隐理论的漏洞所在。

当然，最重要的是，董仲舒的公羊派，本就不太讲究什么亲亲相隐。

只是碍于孔子，不得不与法家战之。

见到这情况，谷梁派的一位博士，立刻就出列答道：“邓子，勿须狡辩，也不必如此玷污我辈！”

他拜道：“陛下，臣《谷梁春秋》博士王远可答邓子此问！”

在得到刘彻许可后，他一挥长袖，对邓偃说道：“若有人子，目睹其父意欲祸乱天下，行窃国之事，自可自缚其父，闭其家门，阻其恶行……实在不然，还可以大义灭亲！周公诛管蔡，孔子称赞，春秋曰：子从弑君之贼，国之大逆，不可不诛，故曰：大义灭亲是也！”

特进元老石奋也出列拜道：“启奏陛下，臣先祖曾有训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所自邪也。”

嗯，这石奋的先祖，确实是那位春秋中大义灭亲的主人公……

所以他出来刷一波脸，倒也无可厚非。

邓偃却是嘿然笑道：“公之言大善！”说着，他就对董仲舒和石奋以及王远长身一拜，然后，图穷匕见，问道：“若如曾子，遇其父盗羊，苦主来寻，君等何以对？是大义灭亲？还是如孔子一般，坐匿其弟子之罪行，还予以粉饰之？”

这才是儒法两派几百年来在一个小小的直躬案上你来我往，大打出手的根本原因——因为这个案子，早就已经不在直躬之案的细节上，甚至不在直躬案本身上了。

因为，这干系到了孔子、曾子以及曾子之父。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大约在数百年前，春秋之时，孔子周游列国，来到一个叫叶邑的地方。

叶邑的主人，是一个叫叶公的士大夫，也就是成语叶公好龙的主人翁。

这位叶公自然很有钱，起码，在春秋时期属于那种有钱的名人。

而孔子师徒，周游列国，来到叶邑这个楚国的地盘时，早就穷得响叮当了。

在这之前，孔子甚至陷于陈蔡之间，窘迫到了，弟子们偷来羊，烤熟后送给孔子，孔子不问来源，接过来就狼吞虎咽，弟子们偷来衣物，孔子同样也不问来源，接过来就穿。

而到了叶邑后，孔子师徒虽然没有这么窘迫了。

但却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某天，一只羊跑到了曾子的父亲曾点的院子里，自然，这只可怜的羊被直接开膛破肚，祭了五脏庙。

但不巧，叶公知道了这个事情，于是上门找到孔子。

叶公是个要面子的人，当然不好直接质问：你们偷了我的羊，给我个说法。

他就转着圈子对孔子说：“我们这里有个叫直躬的，他爹偷羊，于是将其父举报……”

孔子自然已经通过曾子（曾参）知道了这个事情，同样，孔子也是个要脸皮的，哪里肯让自己的弟子成为小偷（那样，他岂非就成为了小偷的师傅？），于是就狡辩道：“在俺们哪里不是这样的，父亲给儿子隐匿过错，儿子帮父亲遮掩过失，这才是真正的直率坦白，君子之行啊！”

总之，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的。

一切，都只是当时的特殊形式下，一场有关面子之间的纷争。

但，到了几百年后的今天，这个事情，就成为了儒法之间的大问题。

甚至，成为儒墨之间百年的口水战中的一场焦点战役。

墨翟当年甚至讽刺孔子说：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鲍，则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意思就是在饥饿困顿之时，不惜妄取以求生，在饱腹有余之际，就用虚伪来粉饰自己，装扮自己，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儒生还无耻的人吗？

顺便说一句，墨翟对孔子的态度，是诸子百家的先贤里最不屑的。

墨翟先生在世的时候，直接称呼孔子为‘孔某’，其不屑如此，墨家的门徒自然有样学样。

譬如曾子，被墨家门徒称为‘曾盗羊’，子贡、子路，被称为‘乱贡、贼路’……

总而言之，孔门七十二贤，在墨家眼里，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哦，或许有，冉求，是个特例……

但也就是如此了。

到法家，由于子夏先生的缘故，客气了许多。

但在意识形态和屁股，以及追求上面，却是南辕北辙了。

这是因为儒法追求的理想不同。

儒家，要求的是恢复三代之治，以齐周政，最好把井田也复活了，这样，儒家就认为世界将没有混乱、战争、苛政。

百姓也可以相安，天下可以太平。

但法家却认为，这是在做梦！

国家不强大，军队不强大，就要被人宰割。

而要国家强大，军队强大，就要富国强兵，为了富国强兵，就必须集权，必须用严密的法律和充分的物质奖励来激励百姓，使得人人都为了国家，为皇帝而战斗。

在这样的情况下，直躬案，就变得分外的刺眼了。

对法家来说，居然有人胆敢隐匿犯罪分子的罪行？简直是无法容忍和不能接受！

必须干他丫！

因为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法家很清楚，一旦有人可以借口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那么，迟早，就会扩大到整个家族，然后宗族。

这样，家族利益和宗族利益，就凌驾于国家利益和君王利益之上，法律的尊严更会荡然无存。

而儒家却觉得，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妇妇，是一切的核心，不变的真理。

若是一般的小罪，譬如说，偷盗、抢劫、女干X，或者偷税漏税什么的，父子、夫妻、兄弟之间当然要互相包庇和保护了。

除非此人，丧心病狂到了悍然要去破坏国家，祸乱天下的地步，不然就绝不提倡，甚至是反对家庭内部的成员检举他人的罪行。

另外，这也是儒生们立足的根基之一。

南方和三河地区的地主贵族们为什么支持儒家？

还不就是儒家提倡和推崇大家族，大宗族，并且维护大家族、大宗族的利益。

但可惜……

刘彻望着儒家的这些巨头，这些博士，这些精英们，暗自摇了摇头。

汉室和刘氏，最讨厌的就是大家族、大宗族了。

因为这会削弱国家的力量，影响国家的税收、徭役乃至于军队的战斗力。

原因很简单，汉室除了口赋田税以外的其他税收、徭役、兵役，都是按照户口来征收的。

一个五口之家和一个十口之家的差别，意味着国家的力量和财力减少了一半。

而一般的大家族，通常都是几十口甚至数百人聚集在一起。

这等于，大家族大宗族是在挖国家的墙脚来肥私！

是以历代刘氏天子，对于大家族大宗族，深恶痛绝，想尽办法，用尽手段的将之拆散。

在政坛上，更是极力鼓吹‘一夫狭五口而治百田’的理想社会模式。

具体到刘彻身上，对于大家族和大宗族，更加不喜欢。

在他眼里，每一个大家族、大宗族都是隐患，都是未来的定时炸弹。

恨不得全部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