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4 章 潜伏

而此刻，台北城内，一条暗流涌动的街巷深处，一场生死攸关的情报传递，正在悄然上演。

台北城，大稻埕街区，一条僻静的巷弄深处，藏着一家名为“德仁堂”的西医诊所。

诊所不大，门面朴素，白漆木门常年半掩，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木牌，上面用日语和中文写着“德仁堂

诊疗”，在满街日式招牌的台北城里，毫不起眼，如同千千万万被奴化统治的普通铺面一般。

诊所的主人，名叫温景然，三十四岁，是一名西医医生。

在外人眼中，温景然是一个温顺、寡言、识时务的台湾本地医生。

他精通日语，待人谦和有礼，从不与人争执，平日里只埋头行医，不问世事。

日军宪兵队、警察署的军官，常来他这里看病拿药，他总是笑脸相迎，尽心尽力诊治，从不推辞，从不抱怨。

邻里街坊、普通百姓看在眼里，大多在背后悄悄唾骂他，骂他是软骨头，骂他是讨好日本人的汉奸，骂他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走在街上，常有百姓故意绕开他，眼神里带着鄙夷、厌恶、不解；有时巷口乘凉的老人，见他路过，便会压低声音，用闽南话骂上几句“走狗”“帮凶”。

温景然从不辩解，只是微微低下头，加快脚步，将所有委屈、心酸、痛苦，都默默压在心底，独自承受。

没有人知道，这个在外人眼中温顺顺从、被同胞唾骂的医生，是同盟军潜伏在台北城内的最高级别地下情报员。

他是台湾抗日地下组织的核心骨干，负责统筹、核实、传递日军在台北、基隆一带最核心的兵力部署、滩头暗堡、水雷分布、弹药库位置等关键情报，是连接岛内情报网与同盟军舰队最关键的一条暗线。

近几年来，他顶着“汉奸”的骂名，周旋于

狡猾残暴的日本宪兵、军官、特务之间，一边小心翼翼维持着表面的顺从与无害，一边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整理、传递足以决定战局走向的致命情报。

他心中比谁都清楚，这份隐忍，这份背负骂名的痛苦，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让被日寇侵占近五十年的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怀抱；是为了让千千万万被欺压、被奴役、被屠戮的同胞，早日摆脱黑暗；是为了让明日登陆的同盟军将士，能少流一滴血，少牺牲一个人。

今夜，是登陆前的最后一夜，也是他几年潜伏生涯中，最凶险、最关键的一夜。

他必须在今夜子时之前，将一份亲手绘制、日军暗火力点坐标、甲种师团前沿布防漏洞的绝密图纸，安全送出台北城，交到外围交通员手中，再由交通员通过海上秘密航线，传递给同盟军舰队。

这份图纸，是他近几年，顶着层层监视、数次死里逃生，花了无数钱财，收买伪军一点点搜集、核实。

每一处滩头的潮位变化、暗礁分布、登陆死角，都标注得一清二楚，精准到分毫。

这份情报，将直接决定明日基隆登陆作战的成败，决定无数将士的生死。

夜色渐深，台北城内的街道早已戒严。

日军宪兵队、巡逻队、特务便衣，如同饿狼一般，在大街小巷来回穿梭，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严密盘查每一个夜间出行的人。

连日来，日军高层早已察觉到风声不对，深知同盟军舰队随时可能登陆，因此对城内的管控达到了极致严苛的地步。

夜间禁止百姓出行，所有店铺必须日落前关门，家家户户实行宵禁，一旦发现夜间私自外出者，无需审问，可直接开枪射杀；对可疑人员、过往商贩、外来访客，全部严格盘查、搜身、登记，稍有异常，立刻逮捕带走，严刑拷

问。

整个台北城，如同一个密不透风的囚笼，每一寸空气里，都弥漫着血腥、恐惧、死亡的气息。

德仁堂诊所内，灯火昏暗，只有诊疗室里一盏小小的台灯亮着微弱的光。

温景然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白大褂，身形清瘦，眉眼温和，鼻梁上架着一副细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神却异常沉静、锐利、坚定，没有丝毫慌乱。

他坐在诊疗桌前，桌上摊着一张折叠整齐的牛皮纸图纸，正是那份标注了基隆港全部核心防御信息的绝密情报。

图纸下方，压着几包常用西药、一卷纱布、一支注射器，用来掩人耳目。

他的手指修长干净，指尖微微泛白，指腹因为长时间握笔绘图，磨出了一层薄薄的茧。

心中有痛，有委屈，有愤怒，有恐惧，更有无法动摇的信

他本可以像很多普通百姓一样，麻木地活着，只求在日寇统治下苟全性命，不必背负骂名，不必刀尖舔血，不必夜夜在恐惧与煎熬中辗转难眠。

可他不能。

他自幼饱读诗书，骨子里刻着中华儿女的骨气与血性，他亲眼见过日寇在台湾犯下的滔天罪行，见过百姓被随意殴打、抓捕、屠杀，见过村庄被焚毁、田地被霸占、同胞家破人亡。

他想起自己的妻子，想起年幼的女儿。

妻子不理解他，常常在夜里偷偷哭泣，质问他为何要对日本人百般讨好，为何甘愿做一个人人唾骂的汉奸；女儿在学校里，因为父亲的名声，被同学孤立、辱骂，小小的年纪，便早早体会到了人情冷暖与世间恶意。

他只能默默忍受，只能在深夜无人之时，独自望着窗外的月光，满心愧疚与心酸。

他不能向妻子、女儿透露半句实情，哪怕是最亲近的人，都不能知晓他的真实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