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3章 两个“顽固”的较量

黄维在军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陈东征送来的《挺进报》合订本。报纸是油印的，字迹工整，纸张粗糙，边角有些卷。他拿起第一期，从头版看起。标题很直白——“我们为什么站在这里”。文章不长，千把字，没有官话套话，读起来像一个人在说话。

“我们站在这里，不是因为喜欢打仗，是因为身后有我们的家，有我们的父母、妻子、孩子。”

“不退，就是胜利。不死，就是希望。”

黄维放下第一期，又拿起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他看得很快，但眉头越皱越紧。“军民团结”“官兵平等”“抗日不分你我”——这些措辞频繁出现，每一期都有。他翻到第三期的社论，看到一句话：“军队不是哪个人的私产，是老百姓的军队。”他的手停住了，盯着那行字看了好几秒。

他把报纸放下，又拿起桌上的政治工作条例。条例是用钢笔抄写的，字迹工工整整，封面写着“新编第11军政治工作条例（试行）”。他翻开第一页，看到第一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第二页：“帮助百姓生产，建立军民鱼水情。”第三页：“官兵同吃同住，不得搞特殊化。”

他把条例合上，靠在椅背上。这些内容他太熟悉了。当年在江西剿共时，在缴获的红军文件里见过类似的条例，措辞都差不多。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院子。槐树的叶子绿了，风一吹，沙沙响。院子里有士兵在打扫卫生，扫帚刷刷地响。他心里在盘算怎么跟陈东征谈。

他在心里说：陈辞修让我来看着这小子，果然是有道理的。辞修兄多半是知道这些情况的，要不然不会这么急地把我派来。这小子打仗是把好手，但这些东西搞出去，让上面的人看到了，怎么交代？

他转过身，拿起那摞报纸，走出办公室，去找陈东征。走廊上遇到王德福，问他陈军长在哪儿。王德福立正敬礼，说军座在训练场。

黄维来到训练场。陈东征正蹲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沙土地上画着什么，旁边蹲着几个营连长，聚精会神地看着。阳光照在他身上，军装后背被汗浸湿了一小块。黄维走过去，那几个营连长看到黄维，赶紧站起来敬礼。陈东征抬起头，看到黄维，也站了起来。

黄维没有绕弯子，把《挺进报》摊在陈东征面前。“东征，这份报纸的名字，谁起的？”

陈东征拍了拍手上的土。“我起的。挺进报，挺进敌后的意思。部队在敌后打鬼子，报纸叫挺进报，名正言顺。”

黄维说：“‘挺进’两个字，容易让人联想。新四军的军长叫什么？叶挺。‘挺进’，‘挺’字，你不觉得敏感吗？外人看了，还以为你在向共产党示好。委员长那边怎么交代？”

陈东征看着他，沉默了一下。“黄学长，叶挺叫叶挺，我们叫挺进。他是人名，我们是报头。不相干。不能因为叶挺姓叶，我们就不用‘挺’字了。那以后‘挺’字都不能用了？挺进、挺立、挺拔，都不能用了？”

黄维说：“你就不怕有人借题发挥？你在明处，人家在暗处。一张报纸，一句话，一个名字，都能成为把柄。”

陈东征说：“怕。但不能因为怕，就不做该做的事。黄学长，我办这份报纸，是为了让士兵知道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不是为了讨好谁。我的兵大多数不识字，报纸发下去，要有人念给他们听。念的人念得懂，听的人也听得懂。这就够了。”

黄维没有再说话。他想起当年在黄埔的时候，政治教官也讲过类似的话——“要让士兵知道为什么打仗。”那时候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也是这一套。他看了一眼陈东征的表情，没有继续争下去。

黄维没有继续纠缠报纸名字，从公文包里掏出政治工作条例，放在陈东征面前的沙土地上。“那这个呢？”他翻开条例，指着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帮助百姓生产’、‘官兵同吃同住’。这些内容，我在江西剿共的时候见过，是共军的东西。我亲眼看过红军的文件，措辞都差不多。”

陈东征拿起条例，翻了一下，又放下。他看着黄维的眼睛。

“黄学长，这些内容不是共军的专利。北伐的时候，国民革命军就有政治工作。官兵平等，爱护百姓，那是北伐军的传统。孙中山先生定的，委员长当年也认可的。不能因为八路军新四军仍然保留这个传统，我们就不能用了。这一点，我不认

同。”

黄维说：“北伐是北伐，现在是现在。共军把这些东西捡起来用了，我们再跟着用，外人怎么看？上面的人怎么看？委员长三令五申，要防止共党渗透。你的部队搞这些东西，别人会说闲话。”

陈东征说：“外人怎么看，我不在乎。我只在乎我的兵怎么看。我的兵来自老百姓，他们知道谁对他们好。你对他们好，他们替你卖命。你对他们不好，他们扭头就跑。临安反攻的时候，老百姓帮我们抬担架、送粮食、带路。为什么？因为我们平时帮他们修房子、挖水渠、挑水扫地。这是收买人心也好，是真心实意也好，老百姓得了实惠，他们就认你。”

他顿了一下。“黄学长，你去问问我的兵，问问他们对‘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怎么看。他们会告诉你，这是应该的。问问他们‘官兵同吃同住’好不好，他们会说好。既然是好东西，为什么不能用？”

黄维沉默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当年在十一师当团长的时候，也经常跟士兵吃一锅饭，睡一样的铺。那时候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当兵的不容易，当官的更不能搞特殊。但现在不一样了，上面盯得紧，共军用的东西，你用就是通共。他心里觉得陈东征说的有道理，但嘴上不能这么说。

“你说得有点道理，但上面对这些很敏感。委员长的脾气你知道，他最忌讳的就是跟共党扯上关系。你的报纸、你的政治工作，被人告上去，你怎么办？”

陈东征说：“黄学长，我的政治工作是按北伐军的政治工作来做的。不能因为八路军新四军仍然保留这个传统，我们就不能用了。这一点，我不认同。”

黄维站在训练场边上，背对着陈东征，沉默了很久。风吹过来，把训练场的尘土吹起来，落在他的军装上，他没有拍。他想起自己在江西剿共的时候，见过红军的一些东西。说实话，红军的有些做法，他也觉得不坏。官兵平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些事国民党不是做不到，是不想做。做了怕被人说通共，不做又打不过。他心里叹了口气。

陈东征站在那里，等着。

黄维转过身，看着他。“东征，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浙江吗？”

陈东征说：“知道。办分校，考察部队。培训军官，总结经验。”

黄维摇了摇头。“不全是。辞修兄让我来，是怕你走偏了。你跟新四军合作，他担心。你的报纸、你的政治工作，他也担心。他知道你打仗行，但在政治上，你太年轻，太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陈东征说：“我知道。叔叔是为我好。但黄学长，我没有走偏。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打鬼子。跟新四军合作，是为了打鬼子；办报纸，是为了打鬼子；搞政治工作，也是为了打鬼子。只要是为了打鬼子，我问心无愧。新11军在敌后，周围是新四军的活动区域，不合作，怎么打？”

黄维看着他，看了很久。他在心里掂量着陈东征的话。作为黄埔一期，他心里其实对陈东征的做法并不反感。陈诚的侄子总不可能是共产党。至于学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内也有人在学，傅作义在绥远就在学，学的人都很能打仗。新11军在敌后战场，不能完全按中央军的要求来，首先得生存下去。

“《挺进报》的名字，你坚持不改？”

陈东征说：“不改。黄学长，我知道你是好意。但这个名字，我不能改。”

黄维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一丝无奈。“那就不改吧。但你记住，如果有人拿这件事做文章，我不会替你说话。你自己扛。扛得住是你的本事，扛不住别怪我。”

黄维蹲下来，捡起地上那根树枝，在沙土地上划了几道。他划得很慢，像是在想事情，又像是在写什么。

“东征，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陈东征说：“黄学长刚直不阿，是军中楷模。黄埔一期，十八军军长，有资历，有威望。”

黄维笑了一下，把树枝扔在地上。“刚直不阿？那是好听的说法。不好听的说法，是顽固。我在十八军当军长的时候，有人说我顽固不化，不懂变通。辞修兄也说过我，太死板，不会转弯。”

陈东征没有说话。

黄维看着他。“我本来以为我已经够顽固了。没想到你比我还顽固。我说你一句，你顶我十句。我说这个不行，你说这个可以。我说那个敏感，你说那个应该。你就不怕我回去跟辞修兄告状？”

陈东征

说：“不怕。黄学长不是那种人。”

黄维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不是那种人？”

陈东征说：“您要是那种人，就不会坐在这儿跟我说话了。您早就拍桌子走人了。”

黄维沉默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容很淡，像冬天的阳光，不暖，但亮。“你说得对。对的事情，应该坚持。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你觉得对的事，在别人眼里可能大逆不道。”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好了，不说这些了。你的报纸，我不干涉。你的政治工作，我也不干涉。但有一条——你不要让人抓住把柄。出了事，我保不了你，辞修兄也保不了你。你自己小心。”

陈东征站起来，立正。“谢谢黄学长。”

当天晚上，沈碧瑶问陈东征与黄维谈得怎么样。陈东征坐在桌前，手里端着一碗水，喝了一口，放下。

“争了几句。报纸的名字，政治工作条例。他觉得太像共产党。建议把‘挺进报’改个名字，说‘挺’字太敏感。我没同意。”

沈碧瑶问：“你让步了？”

陈东征说：“没有。他让步了。报纸不改名，政治工作照旧。他说了，不干涉。”

沈碧瑶说：“他这么好说话？我听赵猛说，黄维这个人很固执，认准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陈东征说：“他不是好说话。他是讲道理。你讲得有道理，他听。换了别人，早就拍桌子了。黄维这个人，顽固，但讲道理。他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他不强行压你。这一点，我敬他。”

沈碧瑶看着他。“你们两个，谁更顽固？”

陈东征想了想。“都顽固。但他觉得他比我顽固，我觉得我比他顽固。”

沈碧瑶笑了。“那就是一样顽固。”

陈东征也笑了。“可能吧。但他顽固在明处，我顽固在暗处。他是一堵墙，看得见摸得着。我是一块石头，掉进水里才砸出坑。”

沈碧瑶说：“你这是在夸自己？”

陈东征说：“不是夸，是说实话。”

黄维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桌前，面前摊着笔记本。他拿起笔，想了想，写了几行字。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像是在刻字。

“陈东征此人，军事上无可挑剔。政治上，虽有偏颇，但并非无理取闹。他所坚持者，亦有可循。北伐传统、敌后实际，皆有其道理。我虽不认同，但也不能强压。辞修兄的侄子，总不可能是共产党。学八路军新四军者，军中亦有人在。傅作义在绥远即如此。学的人都很能打仗。此乃事实。新11军在敌后，不能完全按中央军要求，生存第一。”

他放下笔，合上笔记本。窗外的月亮很圆，把院子照得银白一片。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夜色。远处的营房里还有灯光，橘黄色的，在夜色中像快要熄灭的火。风吹过来，凉飕飕的，把槐树的叶子吹得沙沙响。

他在心里说：辞修兄，你侄子不只是会打仗。他还有一套自己的道理。我不知道这套道理是对是错，但他不会轻易改变。你让我看着他，我看得住吗？也许看不看得住不重要，只要他不走偏就行。他转过身，吹灭了灯，躺下来，闭上眼睛，但很久没有睡着。

第二天一早，黄维照常去考察团办公室。陈东征照常去训练场看士兵训练。两个人在军部门口碰面，互相点了点头。谁都没有再提昨天的争论。

黄维说：“今天去看看113师的训练。韩复元腿伤了，部队不能松。”

陈东征说：“好。韩复元腿伤了，副师长在带部队。新113师底子薄，您多指点。他们浙江兵多，本地人，熟悉地形，但打仗的经验还欠缺。”

黄维说：“底子薄不怕，怕的是不练。练出来了，就是好兵。”

两个人一起走出军部大门。阳光照在他们身上，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一长一短。谁都没有说话，但气氛比昨天缓和了许多。

赵猛站在后面，看着他们的背影，对王德福说：“这两个人，昨天还吵架，今天就好了？军座不是说黄长官很固执吗？昨天争成那样，今天跟没事人一样。”

王德福说：“军座说了，黄长官不是记仇的人。有什么说什么，说完了就过去了。不像有些人，嘴上不说，心里记着。军座说这种人最难打交道。”

赵猛摇了摇头，跟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