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7章 宋朝的党争和读书人的风气！

席间，一读书人看着朱子龙分身腰间的宝剑问道：“看贤兄腰悬宝剑，莫非是要四处游学不成？不知，我登州港是贤兄第几站？”

朱子龙分身听的一愣，心想这么好的借口，我怎么之前没想到这一个，而是用了其它的呢？看来，再强化的头脑也比不上众思所想。当真是三个XX匠，可比诸葛亮，古人诚不欺我也！

当下，就顺的这人的话回道：“小生正有此意，据说南方文风鼎盛，小生甚是向往。但更北地不熟，何以向南？如此能为家乡扬名？再则，家中产业也思变，故双管齐下也……”

“圣人有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贺兄志向高远，当真是我辈之楷模，敬佩，敬佩。”欧阳锋连忙一拱手道：“仅助家业，而且这南方文风鼎盛，却一人可敢向之，厉害，厉害。”

欧阳锋此话倒也不是全然浮夸之语，听起来有点儿怪，但在场的众人却全都明白，同时也有些纠结。

历来，古代的中国北方学子都是不如南方的。一但，有哪个北方的学子胆敢去南方一拼文明，那都是很替北方人争了面子的事儿。

就像后世的中国人，为了照顾东南西北的平衡，只好搞什么本地方照顾政策。你南方的考生要进北大清华，得考700多分，那么北京当地的考北大清华可能只需要620分。

后世的朱元璋时期，更为明显。

洪武三十年科举考试，主考官刘三吾是当时的士林领袖，人品也非常好，没有城府而且由他制定了科举规则。刘三吾很敬业，尽管已经84岁，依然日夜不断阅卷、评判。

然并卵！

没想到，在发榜后不久，大批落榜考生纷纷到礼部门前鸣冤告状，还有一批考生干脆走上街头，拦住官员轿子诉说自己“被黑”的遭遇。

原因很简单：当年录取的51人全部来自南方各省，没有一名北方人，北方的落榜学子觉得刘三吾们对北方人有偏见，搞了暗箱操作。

社会上传言纷纷，监察御史们上奏希望彻查。朱元璋知道，讨好北方士子的时候到了。他正式下诏，成立了调查小组。

然而复查结论却让朱元璋差点晕过去：刘三吾等人的阅卷非常公正，入选的51人全凭才学录取，没有发现腐败。这就让人尴尬无语了，看来北方学子确实是不行呀，我晕！

然而，还是那句老话。有理没理其实没啥重要的，维和社会国家稳定才是重中之重，为此，就算让你一好人或者清官，受冤枉也是可以牺牲的。这就是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还有帝王之术的平衡！

果然，复查结果一公布，社会再次哗然。北方落榜举子依然群情激奋，一些北方籍官员要求朝廷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作第二次复查，并严查所有涉案官员。（其实就是我差我有理，我穷我有理，但是我们人数多，就要这么乱来！）

朱元璋没有派人第二次复查试卷，他内心里早已做出抉择，虽然科举没鬼，但上榜人的试卷中多有敏感字眼。五月，他下诏宣布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等三人是蓝玉余党流放戌边，“严重违背领导意图”的调查小组成员等20余人被凌迟处死。录取了61名北方人！

朱元璋式的“流氓术”有个特点：只讲利益、不重规则、胡作非为。

可以说这样很不公平，但是纵观人类历史一万年上下，朱子龙却知道。只有拳头之下才能出真理，公平，呵呵，可笑也！

后世的西方国家双向标准玩的可是很6呀6的，美帝更是无耻到全世耍流氓，可是你不服也得服。人家国家的老百姓，生活水平就是世界第一。

这个世界落后就要挨打，公平，不好意思，从来就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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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再过几百年的原来的历史上，朱元璋性格习惯性杀人。再加上他是明朝的开国皇帝，要杀谁也没人拦的住，大家也都习惯成自然。

但是现在是宋朝，而且还是北宋后期了，宋朝皇帝可没有一个人有胆量像朱元璋一样，他们也不知道朱元璋是谁。这个时代，北方学子因为临近战乱的边境诸地，学业不如南方学子，却也是无可奈何，也没有政策上的帮忙。

这年月，北方士子们不肯去游学也是有缘故的，连成绩最好拿朝廷禄米的禀生，也没那个自信去南方跟南方士子们比拼一下的。去了完全是给人打击的呀，老脸向哪扔？

因而，朱子龙的分身一提自己以后还要去南方游学，向南方学子挑战一二，立刻就让面前的这些北方学子们自然而然就会抱成一团，和他有了一种同甘共苦，一心一体的感觉。

双方的关系也就更拉近了更上一层楼，很快朱子龙分身的房间里笑声不断，气氛良好至极！

很快，人凭酒醉意深，人就疯。

一帮读书人喝醉了什么都敢说，竞然开始聊起朝中南方官员的错，这是全面以北抗南，搞党争的苗头呀。我了个去，朝中派系成天党争就算了，这些学子们还没当官就开始了？

什么八卦什么来，骂官员，聊国事，吐槽一些小道消息，和后世的网络喷子比起来，更胜一筹。朱子龙的分身听这些人说的黄色笑话，有些目瞪口呆，卧槽，这也太嚣张了？

简直才多久呀，你们个个喝醉了，就显出了原形，比我还无节操？

这些书生公然议论朝中重臣，就不怕吗？

嗯，好像还真不怕。

究其原因，宋朝政治史上最开明，大臣窝里斗也最厉害。

说宋朝大臣最舒服，因为皇帝厚待大臣，给他们发史上最高的工资。不会轻易杀他们的头，轻易脱了裤子当场打屁股，更没有文字狱诛九族之类。

但是，他们也是最憋屈的，是因为那时候党争非常激烈，大臣们很难做成一件事，很难做好一件事，整天都陷在人与人的相互整治之中。而且动不动就会被流放，一生都在外地辗转奔波。

就比如苏轼，把他搞到登州，刚上任五天，又把他搞到其它地方去了，完全是折腾人。还有，他一生当官，当遍了全中国，北方去了边关定州，南方则去了最远的海南。

从开国之始，宋朝内部就党争不停。宋徽宗上台时，先用的年号是“建中靖国”，意思是调和各党之间的矛盾，建中嘛。但是只用了一年时间，他就发现实际上调和不了，他也不想调和，于是改年号为“崇宁”，也就是崇尚熙宁变法的意思。

如此国风之下，也难怪读书人几乎人人都自带喷子属性，而且还不怕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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