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谥号、庙号和年号

谥号、庙号及年号，在我国古籍中现身频频。现就所知，将三者略作介绍，以飨读者。

古代的谥号：古代君主、诸侯、大臣、后妃等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死去之后，官方根据他生前事迹、道德休养等情况，给予其一个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也就是谥号，相当于一个人的盖棺定论。

周朝时，天子、各国诸侯、卿大夫及夫人有得谥资格；汉朝规定只有生前封侯者有得谥资格；唐朝规定职事官三品以上有得谥资格；一般文人学士或隐士的谥号，则由其亲友、门生或故吏所加，称为私谥，与朝廷颁赐的不同根据国学大师王国维等人的考证，谥号制度的形成，应该起源于西周中期，这种观点也得到学界的广发认可。

谥号一开始只有“美谥”、“平谥”，通常表示后人对先人功绩的怀念“恶谥”的开始主要源于周厉王在位期间的倒行逆施死后而被谥为“厉”。

并且从此以后，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谥法，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为了达成将谥法作为以礼教褒贬人物、挽救社会风气的目的，编写了《谥法解》一书，这本书也成为后世谥法施行时的重要依据。

到了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秦始皇统治时期，他认为这种“子议父、臣议君”的行为大逆不道，因此废除了谥号；汉朝开始又重新兴起，并且逐渐规范；明清时，谥号管理由礼部负责。

下面说一说和谥号有关的趣事：魏明帝曹睿在世时，就迫不及待的自称为烈祖明皇帝，被后世所嘲笑，按照规矩，谥号只有死后才能获得。

南陈被灭之后，后主陈叔宝被俘虏回了长安，于公元604年去世，由于他做皇帝时候的荒唐表现，被当时的皇帝杨广定谥号为“炀”（著名的恶谥，昏君的代名词），杨广继承时的大隋王朝，强盛繁荣、威震四方，到他临死前，大隋王朝在各路义军的风起云涌下，已经是落日余晖，离灭亡不远了，因此他也被唐朝定了谥号为“炀”，得以与南齐东昏侯、陈后主、金朝海陵王等昏君其名，不知道这位文采绝佳、风姿不凡的帝王知道也得了这么个谥号之后有什么感想。

南宋时，大奸臣秦桧死之后，被朝廷赐予了“忠献”的美谥、赠予了申王的爵位。开禧二年（1206年），宋宁宗追夺其王爵，改谥谬丑。算是符合这位大奸臣被千古唾骂、石像还跪在西湖边风波亭中的历史地位，后来秦桧的后人到此还和文人袁枚有一副对联：“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奸臣之名、连累后人，让人唏嘘不已。

明朝时，文坛领袖、内阁首辅李东阳临死前迟迟不肯闭眼，身边人都很诧异，这时候他的老同事、另一位名臣杨一清握着他的手告诉他朝廷已经为他定了“文正”的谥号，听到这个消息后，李东阳激动的要跪下来给杨一清磕头，可想而知“文正”这一谥号对士大夫来说是多么的珍贵（北宋名臣范仲淹所得谥号为“文正”，从此以后这个谥号成了文人士大夫毕生最高的追求）。

清朝时期，谥号的拟定具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和流程，曾国藩因为其平定太平天国、推动洋务运动等一系列卓越的功绩，死后被定谥号为“文正”（整个清朝，也只有八个人获得）。另一位名臣张之洞知道之后，对其他人说，连曾国藩都能得“文正”这样的谥号，我死后看来也差不到哪儿去，结果是，他死后只得了个“文襄”的谥号，别说“文正”了，连李鸿章的“文忠”都比他的谥号高十多个级别。看来人有的时候自我感觉还真不能太良好！

古代的庙号：庙号，指君主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特起的名号，起源于商朝，除了秦始皇时期，庙号被废止过，历朝历代都沿用，和谥号最显著的区别是庙号只属于君主。

庙号和谥号的区别，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更加清晰了：

刘邦，谥号：高皇帝，庙号：太祖。

刘彻，谥号：孝武皇帝（为了表示以孝治天下，汉朝皇帝的谥号里通常都加一个孝字）；庙号：世宗。

经过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删减和重新拟定，西汉皇帝里真正有庙号的只有四个：太祖高皇帝刘邦、太宗孝文皇帝刘恒、世宗孝武皇帝刘彻、中宗孝宣皇帝刘询。可见早期庙号的严格。（刘秀，谥号：光武皇帝；庙号：世祖），通常开国的才能叫祖。光武帝虽然没有改朝换代，但是他这个皇帝位置并不是祖先给的，而是靠自己打下来的。

庙号早期都是一、两个字，并且只有成就突出的帝王才能拥有，到了魏晋南北朝开始，随着天下动乱、礼乐败坏，庙号也跟着泛滥了。

许多割据一方的小国的创建者都称祖叫宗，如后赵、前秦、西秦、前燕等等。

唐朝以前对过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汉宣帝、汉明帝，而不称庙号。唐朝以后，由于谥号的文字加长，成了各种褒义词的堆砌，因此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

一般朝代的创立者庙号叫太祖比较普遍，紧接着是太宗，后面许多皇帝的庙号相应的也要结合他们在位时候的表现。

明成祖朱棣原先的庙号叫做太宗，在嘉靖皇帝时候被改为成祖，以此赞扬明成祖开创了小宗继承大统的先河（本来帝统属于建文帝一脉）。嘉靖皇帝本人的庙号是世宗，因为他也是藩王宗室继承大统的开创者（明武宗正德皇帝死后无子，嘉靖皇帝是他的堂弟）。

清朝入关的第一位皇帝是顺治，因此他的庙号是世祖；而康熙大帝由于做皇帝时的成绩太过出类拔萃，庙号被尊为圣祖。

古代的年号：年号和前面的谥号和庙号相比，起源则最晚，是汉武帝时候创建用来纪年的一种名号，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叫做建元。

此后的皇帝登基，一般会下诏书从第一年的年中，或者第二年开始改元，并且更换年号。

明朝以前的皇帝多数都改元两次以上，也就是说一个皇帝在位期间的年号不是唯一的，使用年号最多的不是别人，正是唯一的正统女皇帝武则天，她使用了十八个年号。

年号在中国民国建立时候被正式废止，改用“民国纪年”，所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年号是“宣统”，至于袁世凯同志称帝用的那个年号“洪宪”则不被后世所承认。

通常大一统时期，年号相对都有规律可寻，而类似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这样的分裂时期，政权众多，各有各的年号，非常混乱。

帝王选取年号通常都有一定的寓意，或者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汉武帝一次打猎时候捕获了一只一角兽，因此改元为“元狩”，一方面为了纪念这次打猎活动，另一方面昭示着要对匈奴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狩，有对外征伐之意）。

光武帝刘秀从登基开始，年号定为“建武”，由于当时天下割据政权众多，代表着他开始马不停蹄用武力统一天下的意思。

公元233年，正月二十三日，位于摩陂（今河南郏县东南，亦名龙陂之称）的水井中有青龙出现。二月六日，魏明帝亲自到摩陂观龙，并改年号为“青龙。”

公元280年四月，晋武帝消灭吴国，一统天下，改年号为“太康”，以纪念天下的一统。

公元44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大肆灭佛之后，在亲信大臣崔浩的建议下，信仰道教，又在首都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受符箓，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成了十足的道教徒。

隋炀帝杨广登基之后将年号改为“大业”，以此向世人昭示自己要做出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他在位期间营建东都、修隋朝大运河、开创科举制度、巡视吐谷浑、三征高句丽，滥用民力，最终自己也被滚滚的农民起义浪潮所吞没，年号也成了他讽刺。

女皇帝武则天是个年号控，遇到点事情就想换个年号，用过的著名年号有：“天授”（刚登基时候的年号）、“长寿”（表达自己期望长寿的愿望），“万岁通天”（纪念洛阳新明堂建成）、“长安”（纪念自己从洛阳返回长安大明宫）。

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时候曾经使用过“乾德”的年号，是宰相赵普负责起的，不久后蜀被灭，一批宫女被送入宫中，宋太祖偶然看到一名宫女用的铜镜上面刻有“乾德四年”的字样，他很纳闷，因为刚用这个年号不久，怎么一下子出来一个几年后造的铜镜呢？召集大臣询问，赵普等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学士窦仪这时候告诉宋太祖，前蜀后主王衍曾经用过这个年号六年，引得宋太祖感慨道宰相必须用读书人来当，臊的那位自诩“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抬不起头来。

南宋高宗赵构为金人所逼，在江浙一带到处逃窜。公元1131年逃至绍兴（那时是越州）觉得心情很好，燃起了光复江山的雄心壮志，所以有了一句“绍祚中兴”，并改年号为“绍兴”，而越州也就成了绍兴城。

从明朝开始，除了兵败被瓦剌俘虏过的明英宗有两个年号（即“正统”和“天顺”，果然历经波折、后来复位的明英宗老实了很多，从年号中就能看的出来，做事情要顺着天意，不再像着年轻时候那般轻狂随意了）。

其他所有的明清皇帝都只有一个年号：洪武、永乐、嘉靖、康熙、雍正、乾隆等，因此称呼起这些皇帝来通常都用年号代替。

弄明白谥号、庙号、年号的含义之后，对于我们平时阅读历史书籍、观看历史类影视作品都有一定的帮助，也能够让我们在脑海里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记忆更加的明确化、条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