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旧作《试为史可法辩 》

原标题名为《愚忠乎？无能乎？试为史可法辩》

中国的民族英雄，大多死于非命。要么死在自己人手里，要么让敌人砍了脑袋。可见成为英雄不是件好玩的事，是要拿性命来担当的。如果有人说此类人为成一己之名，而牺牲自已和家人甚至千万百姓的性命，我是绝对不能赞同的。正如有人说大明的文学博士方孝孺宁死十族而邀名，那实在是让我想不通的。，方孝孺眼看着弟弟方孝友行刑，泪流不止，其弟却是个狂热分子，当场赋诗云：

阿兄何必泪潸潸，

取义成仁在此间。

华表柱头千载后，

旅魂依旧到家山。

古人都讲究个“天地君亲师“，不管现在看来对不对，在当时可是先进理论，是符合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当大宋的准南军区司令员岳飞同志高唱：“待重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时候，我们不能想象他把歌词改为：“沿着胜利的大道前进，待英勇的指战员打跨敌人，向祖国人民三鞠躬“，―――这种要求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在岳飞同志看来，高宗皇帝就代表国家，忠于皇帝就是忠于国家；如果我们试图让他抛开这一点，就属于拔苗助长，岳飞同志注定要“愚忠“的。同时，正如我们现在还不能把日本人当成朋友加兄弟一样，史可法也不可能把女真人当成中华民族的“五十六朵花“之一。

所以我的立论是，古人的“精忠报国“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审视，如果你不同意我这一基本论点，那么显然你可以转移目光，去欣赏一下1931年东北军副总参谋长荣臻的：“不准抵抗，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那显然也是“精忠报国“，而且不抵抗也就保证了东北百姓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显然就比史可法守扬州害死几十万百姓高竿的多了。

对史可法的非议最早当来自他身边的幕僚阎尔梅，他责备史其一意退保扬州，战略上保守，军事上无所建树，曾作诗讽曰：

左右有言使公惧，

拔营退走扬州去。

两河义士雄心灰，

号泣攀辕公不驻。

难怪古龙说身边的朋友最可怕，果不其然。这位阎尔梅先生在现在看来算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史阁部聘请的专职参谋，他应该最清楚也感同身受史可法的苦衷与无奈，史可法在崇祯十年始“巡抚安庆、庐州、太平四府。。。。额兵万人。。。。这便是他手里掌握的完全可受他指挥的军事实力，当清兵南下时，他传檄诸镇将领齐集扬州，竟无一人可应者，顾诚在他的《南明史》中所总结，“。。。。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分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史可法驭将无能由此可见。。。。“，顾诚先生是大家，我不敢乱说什么，但我想请教，一个手里掌握着一支小股地方军队，一个受着昏君奸臣掣肘的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史可法，在那样的局面下，能掌握住那些拥有着强兵数十万而自重的诸镇将吗？我们的开国领袖*同志早就指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同理，自已拥着强大武装才能谈“节制“，否则，这种“节制“，必然落的个失败的结局，这种情况，是个人能力无法改变和左右的。

补充：史可法初始在朝，任贤使能，设江北四镇，认为无江北则无法守江南；他在朝的短短时日，南明便从风雨飘零中慢慢确定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后来马士英不顾朝命，带兵入南京，又劝史可法离京，为避争斗，史可法主动离开中央，这正是南明失败的开始。做为一个没有实力的文官，完全凭权威和大义说服内斗的江南黄得功和刘泽清，使得刘泽清后来抗清力战而死，这完全是史可法的个人魄力和能力所致。

对史可法的指责还有李天根认为史可法在拥立福王为帝一事上未能坚持原则，一争到底。“其可有重于选君择相事乎？或曰：“不可“，然其已屈服。或曰：“可“，然其已从之。“张岱认为南明军事上的失败史可法负有责任，“江淮是为南北要道也，虽其殉难何以当之？“拥立福王，实非史可法之本意，但在当时是否有第二种选择呢？“十七年四月朔，闻贼犯阙。。。。会南都以立君，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等曰，福王由崧，神宗孙也，伦序当立，而有可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涉有司也。。。。可法亦以为然。从这段话看来，是李天根所言之“不可“立福王，在当时的情况下，史可法是绝对不会同意立福王的，然而事情突然有了大的转变，“凤阳总督马士英。。。。已与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等发兵送福王至仪真“。上述四人，就是拥兵数十万不听节制的江北四镇将领，弘光朝的最主要军事力量，在他们以强大军事力量及先发制人的情况下，于是有了“可法等迎王“，这就是李天根所言“然其已屈服“，诚然，是屈服了，不过不屈服又怎么办？先内战，然后迎立潞王，不过问题是，打的过吗？任何有责任心的政治家，在那种情况下，只好先把局势稳定下来，把军人稳住，史可法的选择是无奈之举，也是必需的。至于“江准是为南北要道也，虽其殉难何以当之？“，这就是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在左良玉围攻南京后，黄得功被抽去攻打左良玉，而二刘根本无意抵抗清军，望风而逃不受指挥，只有高杰在史可法的感召下，奋力抵抗，在其被叛将杀害后，这支军队也根本没有了战斗力，史可法根本就是个光杆司令，责备他，有什么用呢？

史可法离开南京去扬州，也很受人非议，有人说他远离政治中心，失去了总理全面的大权，把国家政务交给了奸臣马士英，是一大失误。更有人说他是意气用事，根本不顾全局，这些都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当时的江北四镇，是南明的最主要军事力量，而其中的高杰和黄得功两镇正于扬州城下交火，高杰更是杀人如麻，马士英更假惺惺的说：“吾往岁擒刘超，服老回回，多负勤劳，筋力惫矣。。。。准安士民仰公盛德。。。。督是师者，非公为何？“史可法在马士英拥兵入朝，已掌大权的情况下，面对江北危局，当然只有来一句：“诚如公言“了，否则留在南京有何益？去江北又有何错呢？指责他离开南京的多为东林党的书生，、书生虽然讲忠义，但看事多有不明，总觉得人家做的不对，只有自个儿想的才是真理，对于这件事，他们只是想当然耳。

还有人说，是史可法领导的激烈抵抗使的清兵屠城，史害了城中数十万百姓。但我们可以看到， “二十日，大清兵大至。。。。明日，总兵李栖风。。。。拔营出降，城中势益单。。。。越二日，大清兵薄城下，炮击城西北隅，城破。可法自刎不殊。。。。被执，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师也。遂杀之。

一共就三天，攻城不到两天，如果说是激烈的抵抗让清兵屠城，这种说法实在是难以成立。如果说是史可法的抵抗让清兵屠城，那么这抵抗是何等的微不足道啊。当清兵南下时，竟只有投降才是正确的选择么？不过投降确实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不然几千万人口的中华，怎么就让二十万人不到的一个野蛮民族统治了呢？

读史可以明智，当我们看到清军又来了个“嘉定三屠“，又来了个“留发不留头“，“圈地令“，当无数汉人百姓惨遭杀害的时候，我希望不要有人说：正是史可法的无能，愚忠，害了扬州城的百姓啊。当侵略着拿着刀的时候，他们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坚持未必是胜利，但也不必因坚持而罪人，总不至于一个民族要拿投降者做英雄吧？

我希望，在我们拥有为数不多的，敢于牺牲性命来做抵抗这种傻事的英雄后，在我们于今日不被人用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我们还是给这些英雄恰当的评价及尊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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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旧作，有很多不足和漏洞，不过要写《大汉龙腾》没有时间和精力改正和补充了，只是做为对几位指责史可法的读者的回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