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费玛在倾盆大雨的黑夜里淋得全身透湿

锁好诊所的门，他乘车到了市中心，在离锡安广场不远的一条小街上，他找到一个便宜的饮食店。他就着可口可乐吃了一块蘑菇比萨饼，然后嚼了一片胃灼热药。因为现金不够，他问是否可以用支票付账，但店家说不行。他提出把身份证留下来，等第二天早晨再来付钱。可是，他搜遍了口袋也没找着自己的身份证：星期天，或者是周末之前，他买了一只新的电水壶，旧的已经烧坏了，当时带的现金也不够，他就把身份证抵押在商店了。或许抵押在斯泰马茨基连锁书店了?最后，正当他绝望的时候，一张皱巴巴的五十谢克尔钞票从他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掉了出来：肯定是几周前他父亲塞到那里的。

在这番搜索过程中，他口袋里的一枚电话代用币得以重见天日。他在锡安广场的桑萨大厦旁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于是就给尼娜·格芬打电话。他隐隐约约地记得，她丈夫尤里正打算去罗马，或者已经去了。或许，他可以引诱她去猎户座电影院，同他一起看让·迦本[1]主演的一部法国喜剧。还是塔马在喝咖啡的间隙告诉他的，但他记不清这部电影的名字了。

然而，电话线那头传来的却是特德·托拜厄斯那沉闷的腔调。他用一口浓重的美国口音干巴巴地问道：“这次是什么事，费玛?”费玛嘟囔着：“没什么。下雨了。”因为他搞不清特德此刻在尼娜·格芬家干什么。这时，他意识到是自己心不在焉，错打了约珥家的电话，不是尼娜家的。他为什么要撒谎，对特德说正在下雨呢?下午到这会儿，一滴雨也没下。最后，他回过神来，赶紧问迪米怎么样了，他们的封闭阳台封得怎么样了。特德提醒他说，这个工作他们在冬天开始的时候就结束了。约珥带迪米看儿童电影去了，恐怕要到十点才能回来。他想不想留言?费玛盯着手表，估计时间还不到八点，突然，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竟然问特德，他可不可以过来“侵略”他一下，这“侵略”当然是带引号的。有个问题他想同他讨论讨论。他又急忙说自己吃过饭了，另外，无论如何他待在他们家的时间不会超过半小时。

“好吧。”特德说，“行。那就上来吧。不过要记住，我们今天晚上有点忙。”

费玛认为特德这样说是在暗示他不要过去，无论如何不应该像往常那样一直待到后半夜。他一点也不生气，豪爽地提出改时间再来。但特德坚定而又礼貌地坚持自己的立场。

“半小时还是可以的。”

外面没有下雨，这使费玛特别高兴，因为他没带雨伞，他不愿意像落水狗似的去拜访他心爱的女人。与此同时，他注意到天气越来越冷了，于是断定可能要下雪了。这使他更加高兴。透过车窗，借着街灯的光亮，他看到马哈耐·耶胡达自由市场附近的一面墙上涂着一条黑字标语：阿拉伯人滚出去！他把标语翻译成德文，并把“阿拉伯人”替换成“犹太人”，他感到胸中陡然升起一股怒火。他当即任命自己为总统，并决定采取一个惊人的措施。在大屠杀周年纪念日，他将正式访问代尔亚辛[2]这个阿拉伯人村庄，在村庄的废墟中间发布一条简洁、犀利的声明：先不要追究哪一方面更应受到谴责，我们以色列的犹太人心里应该明白，在过去四十年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遭受了多么深重的苦难；为了结束这种苦难，除自杀之外，任何事，只要是合理的，我们都愿意做。这样一则演讲会立即回荡在每个阿拉伯人的茅屋内；它将点燃他们的想象之火，或许还能帮助滚动他们的情感之球。在“滚动他们的情感之球”和“实现情感的突破”之间，费玛颇费了一番思量。他打算明天上午给周末报写一篇短文，哪个做标题更好呢?接着，他将两个标题都放弃了，也放弃了为报纸写短文的念头。

乘电梯上特德在拜特哈凯雷姆的七楼公寓时，费玛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冷静、友好，与特德平起平坐地交谈，即便是讨论政治话题也好。通常情况下，对方讲话的样子、慢条斯理的语调、美国口音、有些干巴的逻辑条理、像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那样把他那昂贵的开襟羊毛衫扣上又解开的动作都会一下子让他上火。

费玛在门口站了两三分钟都没按门铃。他在门口地垫上把鞋底擦了又擦，以防把泥土带进房间。正当他玩着这种没有球的足球游戏时，门开了。特德帮他脱下大衣。由于衬里上的一个裂口，大衣已经成了一张网。

“这鬼天气！”费玛说。

特德问他外面是不是在下雨。

尽管在他离开诊所之前雨就停了，但费玛还是可怜兮兮地回答说：“下雨?简直是洪水滔天！”

没等特德邀请，费玛就径直走进特德的书房，在客厅留下了一串湿漉漉的脚印。书房的地板上放着一摞一摞的书、图表、草图和打印样，费玛在中间稳健地挪动着脚步，一直来到一张硕大的写字桌前。写字桌上放着特德的一台电脑。屏幕上，一幅神秘的绿黑两色的图像在不停地闪烁，费玛没有得到允许就凝视着这幅图像。他一边拿自己在电脑方面的绝望开玩笑，一边礼貌地敦促特德坐下来，好像他是主人，而对方是客人。“坐下来，特迪[3]，坐下来。不用拘束。”说完，他毫不犹豫地抓住电脑屏幕前的办公椅。

特德问他想喝点什么，费玛回答说：

“随便什么都行。来杯水吧。别浪费时间了。要么来点白兰地。或者来点热饮。真的没关系。我只不过是顺便过来坐上一会儿。”

特德用他那浓重、缓慢的美国口音说话了，就像电话接线员那样，干巴巴的，每个句子结尾都不用问号。

“好的。我给你拿一杯白兰地。还有，你确信、肯定是吃过一些晚饭了。”

费玛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他想撒谎，想说没吃，因为事实上他这会儿饿得要死。可他最终克制了自己。

特德坐在摇椅里，一声不吭，烟草的浓雾将他包裹了起来。费玛很喜欢他烟斗里那种优质烟草散发出来的好闻的气味。他同时也注意到，特德正冷静地、带着一丝人类学家的好奇观察他。即使客人突然放声歌唱，或者放声大哭，他好像也不会抬一下眼皮。费玛没有放声歌唱，也没有放声大哭，他说：

“哦，约珥出去了，迪米也出去了。我忘了给他带些巧克力了。”

“对。”特德一边憋着哈欠，一边说。他又吐出了一股好闻的蓝色烟雾。

费玛盯着那堆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机械平面图，像翻阅自己的东西一样随意地翻看着，并特意将第六页和第九页做了一番比较，好像他当场做出了决定，自己也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航空工程师似的。

“你在这里为我们捣鼓些什么呢?能发射橡皮子弹的宇宙飞船?还是飞砂枪[4]?”

“这是我们给一家英国期刊在撰写的一篇论文。其实还只是在试验阶段：喷气式汽车。你很可能知道，约珥和我研究这个课题已经有好些年头了。你也曾经好几次要我给你解释解释，可每当我说了两三分钟，你总求我别再说了。我向他们保证要在周末完成这篇稿子。有截稿期的。顺便问一下，你就不能教我‘保证’和‘截稿期’这两个词用希伯来文怎么说吗?作为诗人，你肯定知道。对不对?”

费玛绞尽脑汁，差点想出了特德所用的两个英文单词在希伯来文中的对等词。可它们好像在他记忆的门槛旁边朝他窃笑，又像两只淘气的小猫崽，在他两手之间来回蹦跶，可就是抓不住它们。接着，他记起来了，张开嘴正准备回答，可它们却从他舌边逃走，又一次消失在黑暗之中。费玛觉得很尴尬，说：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

“谢谢，费玛，”特德回答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可是，你坐到客厅里，等他们回来，肯定要舒服得多?你可以看看电视新闻。”

“请把迪米的塑料积木给我，”费玛说，“我给他搭大卫塔[5]。或者做拉结的坟墓[6]。或者别的任何东西。我不会打搅你工作的。”

“没问题。”特德说。

“你是什么意思嘛，没问题！我可是来这里看望你的！”

“那么，就谈谈吧。”特德说，“发生什么事了吗?”

“是这样的，”费玛开始说话，可他一点儿也不知道接下去他要说些什么，让他吃惊的是，他竟然听到自己在说，“你知道，占领地目前的局势让人无法忍受。”

“看上去是这样。”特德平静地说道。这时，费玛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异常生动而清晰的画面：眼前这个眉毛浓厚的白种公驴正用粗重的双手揉搓着约珥赤裸的胴体，既而趴在她的身上，用阴茎在她小巧而又坚实的乳房之间擦过来，又擦过去，那节奏吃力又单调，就像在锯一块木板。约珥的眼里充满了泪水，费玛也突然热泪盈眶，他急忙用自己那块脏兮兮的手绢捂住鼻子。从口袋向外掏手绢的时候，他又抖落出一张纸币，这次是一张二十谢克尔的钞票，可能是锡安广场旁边那个饮食店老板给他的找零，也可能是父亲上一次塞到他口袋里的。

特德把钞票捡起来，交给了费玛。然后，他往烟斗里重新填满烟丝，再次将烟斗点燃，同时在空气中又铺上一层费玛想讨厌但却发现自己很喜欢的密密的雾幕。

“噢，”特德说，“你刚才是在谈占领地的局势。那儿的局势肯定错综复杂。”

“占领地的局势，你他妈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费玛咆哮道，“这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欺骗。我谈的并不是占领地的局势，我是说以色列的局势，就是这里。在绿线[7]以内。在以色列社会内部。占领地只不过是我们自身的阴暗面。“六日战争”以来，如果不是在这之前的话，如果不是从一开始的话，我们一直在堕落，现在每天在占领地发生的一切只是这种堕落过程的具体化。是的，我们每天早晨都读报纸，白天听新闻，晚上看‘最新报道’，我们叹息，我们彼此都说再也不能这样了，我们经常在请愿书上签名，可实际上，我们什么也没做。零。啥也没做。”

“对。”特德说，他想了想，慢条斯理、聚精会神地填满烟斗，重新点上火，然后柔声细语地补充道，“约珥每周都到宽容促进会做两次义工。可他们说，促进会要发生分裂了。”随后，由于拿不准希伯来文中“请愿书”的意思，他问道：“你说‘请愿书’是什么意思?”

“请愿书?”费玛回答说，“一张烂纸。手淫。”他怒火中烧，不经意之间竟用拳头猛击电脑的键盘。

“嘿，当心！”特德说，“你就是砸坏了我的电脑，也帮助不了阿拉伯人。”

“谁他妈在谈论帮助阿拉伯人?”费玛受伤地爆发出一声号叫，“我谈的是帮助我们自己……说我们在帮阿拉伯人的是他们，那帮蠢货，右翼分子！”

“我搞不懂。”特德一边说，一边抓挠着自己蓬乱的头发，好像在夸张地模仿一个反应迟钝的人，“你是说我们不是在为改善阿拉伯人的生活条件尽力吗?”

于是，费玛强压怒火，从头讲起。他认为，左派温和主义者在“普通百姓”看来似乎就是敌人，这有其策略上和心理上的各种因素，费玛用简洁明了的希伯来语把这些因素跟特德解释了一番。他为使用了“普通百姓”这个拙劣的表达再次对自己感到恼火。在演说的过程中，他注意到特德不时将目光转向一边，偷瞥散落在地毯上的图表，还用他那毛茸茸的手指不停地往烟斗里补烟丝。他手指上的婚戒在闪闪发光。

费玛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同样是这根手指，以一模一样的动作，正在来回摩擦着约珥的阴唇。他努力想摆脱这样的画面，却总也挥之不去。紧接着，他产生了一种怀疑，以致不能自拔：有人正在对他撒谎，他上当受骗了，约珥此刻正躲藏在卧室里，故意不见他。她正在无声地哭泣，双肩颤抖，用枕头止住泪水，就像她有时候在做爱的时候突然哭泣一样，就像迪米有时候意识到他自己或父母或费玛遭受了不公后在无声地哭泣一样。

“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度，”费玛继续说，他不自觉地借用了瓦尔哈夫提格大夫喜爱的短句，“现在都会发生非暴力抵抗运动。一个由工人和学生组成的统一战线会迫使政府方面立即终止恐怖行为的。”

“我再给你倒杯白兰地吧，费玛。它会使你镇静下来。”

费玛处在极度亢奋的状态之中，像电影中俄罗斯人喝伏特加一样，把脖子往后一仰，一口喝干了第二杯白兰地。他能清清楚楚地看见这个眉毛像钢绒的原木在星期六早晨把一杯橙汁端到尚未起床的约珥面前，他能清清楚楚地看见约珥睡意蒙眬，披散着浓发，双眼半睁半闭，伸出手，摩挲着他那无疑是真丝的睡衣的开口处。这样的画面在费玛的胸中并没有激起嫉妒、恼怒或者愤恨，相反，让他惊愕的是，他倒对这位勤奋正直的男人，这位为了完善汽车喷气发动装置而没日没夜地坐在电脑前、使人甚至联想起驮兽的人，这位在全耶路撒冷几乎没有一个朋友的人，产生了深深的怜悯之情。

“最令人悲哀的是，”费玛说，“是左翼被弄得瘫痪的样子。”

特德说：“对。你说得完全正确。越战时，我们碰到的情况同此一模一样。喝点咖啡吗?”

费玛跟着他来到厨房，激动地补充道：

“同越南相比较，这是我们最大的错误，特德。这里不是越南，我们也不是佩花嬉皮士[8]。第二个错误是指望美国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把我们从占领地赶出来。我们要完蛋，他们才不在乎呢！”

“正确。”特德用赞扬迪米做对算术题时的口吻说，“完全正确。没人会为别人帮任何忙的。人人都为自己。可他们并不能时时意识到这一点。”他把水壶插头插到插座上，开始清空洗碗机里的碗碟。

费玛激动地把特德推到一边，自告奋勇地为他帮忙，好像非要证明他错了不可。他从洗碗机中拿出一大把刀子、叉子和勺子，抱着它们在厨房里打转转，将一扇扇柜门砰砰地打开来，将一只只抽屉抽出来，寻找搁置战利品的地方，同时一刻不停地继续演讲，阐述越南与加沙的区别、尼克松综合征与沙米尔[9]综合征的差异。几把离群的餐具从他的手指间滑下来，散落在厨房的地板上。特德俯身去拾这些餐具，一边说他对“综合征”这一希伯来文词汇不大熟悉：这是一个新词吗?

“综合征，同你在美国经历的越南综合征一样。”

“你刚才不是说同越南相比较是一种错误吗?”

“对。不。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也就是说，或许我们有必要将综合征与症状区分开来。”

“搁这儿，”特德说，“就搁这儿，中间的抽屉。”

可费玛已经放弃了折腾，把一摞餐具放到了微波炉上面。他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把鼻子擦了擦，接着又开始心不在焉地擦起了餐桌。这会儿，特德还在根据型号和大小，将碟子一一归类，井然有序地、一摞一摞地放到水池上面的碗柜里。

“费玛，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话寄给报纸呢?你应该将它发表，让更多的人能够读到它。你的语言特别丰富。这样做对你的灵魂也有好处：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你在忍受着煎熬。你对政治的自我意识太强烈了。你对时局的焦虑太重了。约珥和迪米还要过三刻钟才能回来。现在我得做点事情。再问你一下，‘截稿期’用希伯来文怎么说?我看，你最好还是把咖啡端到客厅里去，我给你把电视打开。你还可以看下半段新闻。好吗?”

费玛立即同意了：他压根儿就无意打扰人家整个晚上的时间。但他并没有端起咖啡往客厅走去，而是把杯子忘在了厨房的滴水板上，执意紧跟特德穿过大厅，直到特德借口离开，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费玛对着关闭的门把自己的话说完了：

“你们倒是没有任何关系：你们有美国护照，你们可以随时乘喷气驱动的交通工具离开这里。但我们这些剩下的人将会怎么样呢?好吧，我看新闻去了。我不打扰你了。但唯一的麻烦是，我不知道怎么打开你家的电视。”

可他没去客厅，而是折进了小男孩的卧室。一进门，一阵异常疲惫的感觉就袭上心头。由于找不到电灯开关，他在黑暗中躺到了小床上。迪米的小床四周都是机器人、飞机和时间机器的影子；头顶上方，一架发着磷光的巨型宇宙飞船由一根看不见的线悬吊在天花板上，宇宙飞船的鼻子直指费玛，一丝气流就会让它缓慢地、威胁地旋转起来，就像一根问罪的手指在指向他。最后，费玛闭上眼睛，突然自言自语道：

“说了这么一大通，有什么意义呢?木已成舟，覆水难收。”

接着，睡意袭上来。就在他似睡非睡的时候，他迷迷糊糊地感觉到特德把一条柔软的毛毯盖到自己身上。他本能地咕哝着：

“实话，特德?就我们俩说说?阿拉伯人显然已经意识到他们不能把我们扔到大海里。然而悲哀的是，如果没有人要把犹太人扔到大海里，犹太人就很难生活下去。”

特德轻轻地说：

“对。看来形势确实不妙。”说完，他走了出去。

费玛蜷缩在毛毯里。他原本想叫特德在约珥一回家就把他叫醒，但他太疲倦了，出口的话竟是：

“别把约珥给吵醒了。”

他睡了约莫二十分钟。隔壁房间的电话突然响起来，他一伸手，碰翻了迪米的一个用塑料积木搭建的塔楼。他试图把毯子叠起来，但最终又作罢，因为他急于找到特德。他仍然得跟特德解释一下今天晚上他到这里来为的是什么。但他没有进书房，而是不由自主地到了卧室。卧室里亮着夜明灯，散发着红色的温暖的柔光。他看到一张宽阔的大床已经铺好，可以在上面过夜生活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枕头，两条套在丝质床单里的深蓝色毛毯，两张床头小几，每张小几上都放着一本打开的书，正面朝下。他将自己的脸和整个脑袋深埋在约珥的睡衣里。突然，他镇定下来，冲出卧室去找自己的外套。他像梦游者一样将公寓的每个房间仔仔细细搜了个遍，可他既没有找到特德，也没有找到他的外套。最后，他瘫坐在厨房里的一张凳子上，左顾右盼地寻找他先前找不着地方搁置的那些刀子。

特德·托拜厄斯手里拿着一把滑尺，从黑暗中出现在他的面前，像士兵用短波电台发报一样，慢条斯理、铿锵有力地宣布道：

“你睡着了一会儿。这表明你很疲劳。我用微波炉把你的咖啡给热一下。”

“不用了，谢谢！”费玛说，“我得赶快走了。我已经迟到了。”

“噢。迟到。什么迟到了?”

“一个约会，”费玛连自己都感到吃惊，他竟用坦率的口吻说，“我今晚还有个约会，但忘得一干二净了。”接着，他走到大门旁边，使劲地拉扯着门闩，最后，特德对他动了恻隐之心，把外套递给他，给他开了门，还对他轻柔地（费玛则觉得是依依不舍地）说：

“你看，费玛，虽然不关我的事，但我还是劝你要休息一下。你看上去有点儿虚弱。我应该对约珥说些什么呢?”

费玛一边将左臂伸进外套袖子的破衬里中，一边觉得奇怪：为什么袖子成了死胡同呢?他发火了，好像他的外套衬里弄翻了，特德应该负责。

“对约珥什么也别说。”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没什么可说的。不管怎么说，我不是来看她的。我来这里为的是要和你说说话，特德，可你是个十足的笨蛋。”

特德·托拜厄斯并没有生气。他可能不理解最后一个词的含义。他用英语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我给你叫辆出租车不好吗?”

费玛立刻感到深深的羞辱和懊悔。

“谢谢你，特迪。”他说，“不用了。对不起，我不应该冲你发脾气。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噩梦，今天一天都不顺畅。我所做的就是妨碍你的工作。请告诉约珥，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每天晚上都有空过来照看迪米。我可以告诉你‘保证’一词用希伯来文怎么说，但‘截稿期’我就想不起来了。或许你可以直译成‘死线’。顺便问一下，我们要喷气驱动的汽车干什么?我们现在这样东奔西颠还不够吗?你为什么就不能发明一种让我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里面的交通工具呢?对不起。再见，特迪。你不该给我倒第二杯白兰地。我这样说的蠢话也够多了。”

迈出电梯门的当儿，他与黑暗中的约珥撞了个满怀。她背着裹在她的短夹克中的酣睡的迪米。约珥轻轻地发出一声惊叫，差点儿把孩子给摔下来。随后，她认出了费玛，疲惫地说道：“你真是一头蠢驴。”

费玛没有道歉，他用那只空着的手臂和陷于瘫痪的袖子将母子俩粗鲁地拥抱着。他像一只饥饿的小鸡，在昏沉沉的挑战者的头上啄米似的发疯般地亲吻着。他又去亲吻约珥，黑暗中他摸到什么就亲吻什么。因为没有摸到她的脸，他就弯下腰，疯狂地亲吻起她那湿漉漉的后背，从一只肩膀吻到另一只肩膀。然后，他冲到门外，在大雨滂沱的黑夜中寻找公共汽车站。因为，此时此刻，他的预言成了现实。此前，他对特德说过：“下雨?简直是洪水滔天！”眨眼之间，他浑身透湿。

【注释】

[1] 让·迦本（1904——1976），20世纪30年代、40年代法国最受欢迎的影星。

[2] 代尔亚辛，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阿拉伯人村庄。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约有一百三十名以色列士兵奉命占领该村庄。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这一百三十名士兵（多为右翼分子）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约二百五十名阿拉伯村民。屠杀行动当时在以色列公众之间引起了强烈抨击，至今还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议的话题。

[3] 特迪，特德的昵称。

[4] 飞砂枪，一种用来驱散游行人群的武器。

[5] 大卫塔现指耶路撒冷的一座塔楼，为大卫王的墓地，是现今耶路撒冷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6] 拉结的坟墓，典出《旧约·创世记》。拉结是希伯来族长雅各的妻子，在久婚不育后生了两个儿子约瑟和便雅悯，但在第二次生产时难产而死。死后葬在以法他（即伯利恒）的大路旁。雅各在她的坟上立了一个墓碑，以示纪念。

[7] 绿线，指“六日战争”前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疆界线。

[8] 佩花嬉皮士，主张“爱情、和平与美好”的美国嬉皮士，因以花朵象征其主张而得名。

[9] 即伊扎克·沙米尔（1915——），以色列总理（1983——1984，1986——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