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乔治·杰克斯穿了件新的无尾礼服。他觉得穿这件礼服看上去非常棒。他四十二岁了，已经没有了年轻时为之骄傲的摔跤手体形，但他仍然瘦削，身板笔挺，黑白双色的结婚礼服更是让他感到满足。

乔治站在母亲做了几十年礼拜的伯特利福音堂里，地处华盛顿近郊，乔治正是这里的众议员。教堂是一幢简朴而低矮的砖房，平时只装饰着几幅装裱过的《圣经》金句：一幅是“耶稣是我的牧者”，另一幅是“太初有道”。这天却用横幅、彩带和大量的白花盛大装饰了一番。在乐队《就快来到》的乐声中，乔治等待着自己的新娘。

乔治的母亲穿着新买的深蓝色西装和饰有一截短白纱的圆顶帽坐在前排。“不错，我很高兴，”当乔治告诉她自己要结婚时，杰姬这样说，“我五十八岁了，一直在为你耽搁的时间太长而担心，好在你终于站在这儿了。”杰姬通常嘴不饶人，今天却难掩骄傲的笑容。乔治将在她做礼拜的教堂，在她的邻居和所有朋友面前结婚。此外，乔治还是个众议员呢！

杰姬身边坐着的是乔治的父亲，格雷格·别斯科夫参议员。他的礼服皱巴巴的，看上去像是件睡衣。他忘了在衬衫上戴袖扣了，领带也系得歪歪扭扭的。不过没人会注意这些。

前排还坐着乔治俄罗斯裔的爷爷奶奶，八十多岁的列夫和玛伽。两人的样子都很孱弱，但还是从布法罗飞来参加孙子的婚礼。

出现在婚礼现场并坐在教堂前排，乔治的白人父亲和祖父母向外界表明了真相。但没人会在意这些。这时已经是1978年，人们早已经把过去认为是耻辱的那些秘密不当一回事了。

乐队开始唱起《你是如此美丽》，所有人都转过身，把目光投向教堂门口。

维雷娜挽着父亲珀西·马昆德，走进了教堂。她的样子惊艳了乔治，以及教堂里的其他人。她穿着露肩的鱼尾白婚纱，露出的好看肩膀上，那焦糖似的皮肤像婚纱的缎子一样又软又滑。维雷娜的样子完美得让人心疼。乔治觉得泪水刺痛了他的双眼。

仪式浑浑噩噩地过去了。乔治设法跟上结婚仪式的每个环节。但心里只想着，从现在到永远，维雷娜只是我一个人的了。

婚礼仪式的气氛非常平和，但仪式后新娘的父亲操办的喜宴就奔放多了。珀西租下了乔治敦一家名叫“双鱼座”的俱乐部，以门口汇入巨大金鱼池的二十英尺高的瀑布和舞池中央的巨大玻璃鱼缸而远近闻名。

乔治和维雷娜跳的第一支舞是比吉斯乐队的《活着》。乔治的舞跳得不怎么好，但这根本无关紧要：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了跳舞时一只手托着裙裾的维雷娜身上。乔治高兴坏了，真想和每个人都拥抱。

第二个和新娘跳舞的是特德·肯尼迪，他没带妻子琼参加婚礼——据说他们已经分居了。杰姬和珀西·马昆德携起手。维雷娜的母亲李宝宝则和格雷格跳起了舞。

乔治的远房堂弟、流行歌星戴夫·威廉姆斯，带着性感的妻子杜杜，以及他们以蓝调歌手约翰·李·胡克尔命名的五岁儿子约翰·李，也到场了。男孩和妈妈一起跳舞，他的动作之大让所有人都忍俊不禁：他一定看过《周末狂热夜》这部电影。

伊丽莎白·泰勒和据称是百万富翁的最新一任丈夫约翰·沃纳跳舞。她右手无名指上的戒指，镶嵌着著名的方形切割的三十三克拉的克虏伯钻石。高兴地看着这一切的同时，乔治恍惚地意识到自己的婚礼已经演变成了年度的社交界盛会。

乔治邀请了玛丽亚·萨默斯，但被她拒绝了。两人的短暂恋爱以吵架收场之后，他们有一年没说话。乔治受了伤，感到非常困惑。他不知道接下来的生活该怎样过：世道和以前不一样了。他也感到了不满。女人想要一种新型的家庭关系，她们希望男人不经提醒就知道她们要什么，并且无条件同意。

在七年音讯全无后，维雷娜却出现了。她在华盛顿开了自己的游说公司，致力于民权和其他平等问题。她最初的客户是一些没钱雇佣全职说客的小型施压集团。维雷娜曾经是黑豹党成员的流言反倒替她增加了可信度。很快，她就和乔治在一个项目上展开了合作。

维雷娜似乎变了。有天晚上，她对乔治说：“政治在戏剧性事件中能起一定作用，但最终是靠反反复复的日常工作推动的：草拟法案，和媒体记者交流，以及赢得选举。”你成熟了，乔治想，但他没让自己说出这句话。

变了一个人的维雷娜希望结婚和生孩子，觉得这些可以和工作并存。和玛丽亚不欢而散的乔治原本不想重蹈覆辙，但既然维雷娜觉得家事和工作可以并重，那他在这个问题上就不用和维雷娜发生争执了。

乔治给玛丽亚写了一封措辞圆滑的信，信的开始是这样的：“我不希望你从别人那里听说这事。”他告诉玛丽亚自己和维雷娜又在一起了，而且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玛丽亚以充满朋友情谊的口吻回了信，乔治和玛丽亚又回复到尼克松辞职以前的知心朋友关系。但玛丽亚依旧单身，也没来参加乔治的婚礼。

跳舞的间歇，乔治与父亲、祖父坐到了一起。列夫饶有兴致地喝着香槟，笑话一个波兰主教刚刚当选了教皇。列夫有许多关于波兰教皇的烂俗笑话。“他创造了一个神迹——让瞎子的耳朵聋了。”

格雷格说：“我觉得这是梵蒂冈教廷非常激进的一项政治举措。”

乔治对父亲的话很吃惊，但格雷格说话通常都是有依据的。“怎么讲？”乔治问他。

“天主教在波兰比其他东欧国家都更受欢迎。波兰共产党不像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那样强硬，完全压制宗教的传播。波兰有宗教出版社，有天主教大学，还有形形色色致力于庇护持不同政见者和观察践踏人权的行为的慈善组织。”

乔治问：“那梵蒂冈的目的会是什么呢？”

“造成不和。我想他们应该是把波兰看成了苏联的软肋。你看着吧——波兰教皇的作用不仅仅是在阳台上朝游客挥挥手。”

乔治想问父亲新教皇上台后会实施什么样的政策，但这时俱乐部突然安静下来，乔治这才意识到卡特总统到场了。

在场的的所有人一齐鼓掌，甚至连共和党人也鼓了掌。总统吻了新娘，和乔治握手，从侍者手里接过一杯粉红香槟，不过只是浅浅地抿了一口。

卡特总统和民主党长期支持者珀西夫妇交谈时，总统的一位助理走近乔治。寒暄了一番以后他问乔治：“你考虑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就职吗？”

乔治非常高兴。议会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非常重要。委员会的议席代表着一种力量。“我在众议院才仅仅待了两年。”他说。

助理点点头说：“总统致力于黑人议员的发展，蒂普·奥尼尔同意让你进情报委员会。”蒂普·奥尼尔是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有权授予专门委员会的席位。

乔治说：“我愿意尽我所能为总统服务——可怎么会是情报委员会呢？”

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向总统和五角大楼报告。但在理论上，它们却需要国会的资金投入，受到国会的授权和控制。为了安全起见，控制权被授予了两个情报委员会，一个在众议院，另一个在参议院。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助理说，“情报委员会的议员一般都是倾向于军方的保守人士。你在越南问题以及中央情报局在水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上抨击过五角大楼。可这正是我们需要你的原因。当下这些委员会起不到监督作用，只会跟在后面鼓掌。能容忍杀戮的情报机关本身就是杀人凶手。所以我们需要能提出尖锐问题的人进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情报界会被吓坏的。”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助理说，“在经历了尼克松时代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之后，情报界是要重组一下了。”这时助理把目光投向舞池的另一头。循着助理的目光望去，乔治发现卡特总统正要离开。“我必须得走了，”助理说，“需要时间好好想一想吗？”

“不需要，”乔治说，“这个委员我当！”

“让我当教母？”玛丽亚·萨默斯问，“你是认真的吗？”

乔治·杰克斯笑了。“我知道你不怎么信教。其实我也不怎么信教。我去教堂是为了取悦于我的母亲。维雷娜过去十年只进过一次教堂，那是在我们结婚的时候。但我们都想让你当我们孩子的教母。”

乔治和玛丽亚在国会山一楼众议员餐厅的著名壁画《康沃利斯请求休战》前吃午饭。玛丽亚吃的是肉馅卷，乔治吃色拉。

玛丽亚问：“孩子什么时候出生？”

“大概还有一个月——应该是在四月上旬。”

“维雷娜感觉怎么样？”

“很不好。不是昏睡就是对我发火。她还感觉很累，总觉得非常累。”

“这种症状很快会过去的。”

乔治回到了刚才那个问题上：“你愿意做我孩子的教母吗？”

玛丽亚仍然避开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我当？”

乔治想了想。“我想是因为我信任你。除了我的家人以外，我想这世上我最信任的也许就是你。如果我和维雷娜因飞机失事而亡，我的父母老迈或者死去，我确信你会以某种方式把我的孩子照顾好。”

玛丽亚显然被感动了。“听你这么说真是太好了。”

乔治觉得玛丽亚也许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了，但是他不会把这种话说出口——乔治估计玛丽亚应该有四十四岁了——这意味着玛丽亚可以把过剩的母爱垂注在朋友的孩子们身上。

玛丽亚像他的家人一样。乔治和玛丽亚的友情快有二十年了。玛丽亚仍然每年数次去探望杰姬。和格雷格一样，列夫和玛伽也很喜欢玛丽亚。认识玛丽亚的人都很难不喜欢她。

乔治没有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告诉玛丽亚。他对她说：“这对我和维雷娜意味着很多，希望你能同意。”

“维雷娜真的希望我做你们孩子的教母吗？”

乔治笑了。“是的。她知道你我之间曾经有一段恋情，但维雷娜不是那种爱吃醋的女人。事实上，她很敬佩你在事业上达到的成就。”

玛丽亚看着壁画上身穿十八世纪大衣和靴子的将军和士兵说：“好吧，我就像康沃利斯将军一样投降了。”

“谢谢你！”乔治说，“我很高兴。这种时候我本该喊上瓶香槟庆祝庆祝，但我知道你工作时是不喝酒的。”

“也许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可以喝一点。”

女侍收走盘子，他们又要了咖啡。“国务院的情况怎么样？”乔治问。玛丽亚已经是国务院的大人物了。她现在的职位是国务院的副助理国务卿，一个影响力比名头大得多的职位。

“我们正在试着弄清楚波兰发生了什么，”她说，“这并不简单。我们认为波兰共产阶级政党统一工人党内部存在许多针对政府的批评。工人很贫穷，精英阶层权势太大，‘对共产主义的成功宣传’只能让老百姓意识到失败的现实。事实上，去年波兰的国民收入都下降了。”

“你知道我进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了吗？”

“当然知道。”

“你从情报机关得到重要信息了吗？”

“得到了一些，但在我来说，现在的信息还远远不够。”

“你想让我在委员会里打探消息吗？”

“那再好不过了。”

“也许我们还得在华沙增加几个情报员。”

“我也这样想。波兰会非常重要。”

乔治点点头。“梵蒂冈选出了一个波兰教皇时，格雷格也这么说。而且他经常是对的。”

四十岁时，坦尼娅对自己的人生越发不满意了。

她问自己接下来四十年该怎么活，觉得不能把生命浪费在追随瓦西里·叶科夫上面。坦尼娅冒着失去自由的危险，把瓦西里的天才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但她自己什么都没得到。是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坦尼娅心想。但该怎么打算，她却一点都不知道。

她的不安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获得列宁文学奖的庆祝会上到达了顶点。这个获奖结果非常可笑：苏联领袖的这套三卷本自传既不真实，也不流畅，甚至都不是勃列日涅夫自己写的，这套书由影子写手为他代笔。然而，苏联作家协会却把颁奖看成了一个举办聚会的机会。

去聚会以前，坦尼娅把头发扎成了非法录影带《油脂》中奥利维亚·牛顿-约翰的马尾式。新发型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让她鼓起劲来。

离开政府公寓大楼的时候，她在一楼大堂里碰到了哥哥，把自己要去颁奖聚会的事告诉了德米卡。“你看好的戈尔巴乔夫作了篇虚情假意的演讲，盛赞了勃列日涅夫的文学天才。”

“米哈伊尔善于把握拍马屁的时机。”德米卡说。

“你最好能把他弄进中央委员会。”

“他已经得到了喜欢他的安德罗波夫的支持，”德米卡解释说，“我只要让柯西金相信戈尔巴乔夫是天才的改革者就行。”安德罗波夫渐渐成为了克里姆林宫保守势力的头子，柯西金是改革派的代表。

坦尼娅说：“能让两边都同意，那就厉害了。”

“他是个非同寻常的家伙。尽情享受你的聚会吧。”

聚会在作家协会简朴的办公室里举行，组织者设法弄来了几箱巴格拉季昂，格鲁吉亚香槟。在酒精的作用下，坦尼娅和她的塔斯社上司彼得·奥普特金大吵了一架。没人喜欢不是记者的政治委员奥普特金。但因势力大，这样的社交聚会必须邀请他。他揪着坦尼娅的衣领谴责道：“教皇的华沙之行真是场灾难！”

在这个问题上，奥普特金的观点没错。没人会想到保罗教皇二世竟然是天才的宣传家。在奥肯锡军用机场一下飞机，保罗二世教皇立刻双膝跪地，亲吻波兰的泥土。第二天早晨，教皇亲吻故国泥土的照片上了西方报纸的头版。坦尼娅知道——教皇一定也很清楚——这些报纸会通过地下途径流入波兰。坦尼娅私底下非常高兴。

丹尼尔，坦尼娅的上司，一直在听他们对话。他插话道：“教皇乘坐敞篷车进入华沙，受到了两百万波兰人的欢迎。”

坦尼娅问：“两百万？”她还没看到这个统计数字。“可能吗？两百万是波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波兰每二十个人中就有一个去迎接教皇了吗？”

奥普特金生气地说：“老百姓都到现场围观教皇去了，再控制新闻报道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他这种人来说，控制意味着一切。

奥普特金继续说道：“他在胜利广场的二十五万人面前做了弥撒。”

这个数字坦尼娅听说了。非常惊人。因为这个事实令人揪心地表明了共产主义在波兰失去民心的事实。除了拥有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苏联的这套体制在长达三十五年的漫长岁月中没能改变任何人。她用恰如其分的共产主义术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波兰工人阶级一找到机会就向他们原先的反动派主子效忠。”

奥普特金用食指戳了戳坦尼娅的肩膀，指责道：“这就是你们这些改革派坚持要教皇去波兰的后果。”

“胡说。”坦尼娅斥责道。包括德米卡在内的克里姆林宫改革派，的确曾敦促允许教皇访问波兰，但他们输了，莫斯科吩咐华沙禁止教皇入境——可是波兰共产党没有遵守莫斯科的命令。波兰领导人爱德华·盖莱克少有地违背了勃列日涅夫的旨意，这在苏联的卫星国中是不多见的。“让教皇出访的决定是波兰领导人自己作出的，”坦尼娅说，“他们担心禁止教皇访波，波兰人民会起义。”

“我们很清楚该如何对付起义。”奥普特金说。

坦尼娅知道顶撞奥普特金会危害自己的前途，但四十岁的她已经厌烦了对这种白痴唯唯诺诺。“波兰领导层因为经济上的压力不得不同意教皇到访，”她说，“波兰从苏联得到巨额资助，但也希望从西方得到贷款。卡特总统访问波兰时态度非常强硬，他表明经济援助必须同他们所谓的人权联系在一起。如果你想为教皇在波兰取得的成功发难的话，那就去怪吉米·卡特吧。”

奥普特金知道这是事实，却不想承认。“我一再说，让共产党国家向西方银行借钱是不对的。”

坦尼娅本该离开，给奥普特金留点面子，但她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那你就要面临一个两难选择，不是吗？”她说，“依靠西方的经济援助能搞活波兰的农业，使波兰生产出足够国民生活所需的食物。”

“深化改革！”奥普特金愤怒地说，“你总是提出这种方案！”

“波兰人总能买到物美价廉的食物，所以他们从不闹事。哪天政府对食品提价，他们准会闹出些事情来。”

“我们很清楚怎么对付暴动。”说完，奥普特金便走开了。

丹尼尔看上去有些困惑。“说得好，”他对坦尼娅说，“但他也许会让你付出代价。”

坦尼娅说：“我还想喝点香槟。”

在酒吧，坦尼娅遇见了瓦西里。他没有伴儿。坦尼娅想起瓦西里最近参加此类活动时总会拉上个放荡的女伴，她很想知道今天他为什么没带。但今晚她决定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问题。“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对瓦西里说。

他递给她一杯酒。“你不能再怎样下去了？”

“你心里清楚。”

“我希望我能猜到。”

“我四十岁了，必须拥有自己的生活。”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不知道，这正是问题所在。”

“今年我四十八岁，”瓦西里说，“也有类似的感觉。”

“什么感觉？”

“我不想再追女孩，或者说女人了。”

她讽刺地说：“不追求——还是仅仅不勾搭？”

“我觉察到你的怀疑了。”

“你很敏锐。”

“听着，”他说，“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再继续假装不认识对方。”

“为什么这样说？”

瓦西里压低声音，凑近坦尼娅，她必须很仔细才听得清他在说什么。“所有人都知道安娜·默里是伊万·库兹涅佐夫的出版人，但没人把你和她联系在一起。”

“因为我们特别小心，从没让人看见我们在一起。”

“这不就行了，让人知道你和我是朋友不会有危险。”

她无法如此确定。“也许吧。那又怎么样呢？”

他恶作剧地笑着。“你曾经说过，如果我肯放弃其他女人，就跟我上床。”

“我不信自己这样说过。”

“也许你的哪句话里隐含了这个意思。”

“无论如何，那都是十八年前的事了。”

“现在接受邀请已经太晚了吗？”

坦尼娅瞪着瓦西里，一时说不出话来。

他打破了沉默。“你是我唯一真正在乎的女人。其他人只是我的战利品。有些我甚至根本不喜欢。只要一个女人没和我睡过觉，我就有足够的理由去引诱她。”

“你觉得，这样会对我更有吸引力吗？”

“离开西伯利亚以后，我试图恢复那种生活，这花了我相当长的时间，但最后我意识到：这种生活无法让我快乐起来。”

“是吗？”坦尼娅越发生气了。

瓦西里没有注意到她的愤怒。“我和你是多年的老朋友。我们是灵魂上的伴侣。我们互相拥有。上床只是个自然而然的渐进过程而已。”

“哦，我明白了。”

瓦西里没有听出坦尼娅的嘲讽。“你是单身，我也是单身。我们为什么要单身？我们应该在一起。我们应该结成伴侣。”

“好吧，总结一下，”坦尼娅说，“你穷极一生都在追求自己不怎么在乎的女人。现在你快五十岁了，她们不再吸引你了——或者说你不再对她们具有吸引力了——于是，这个时候，你就屈尊来向我求婚了。”

“我也许没能说得很明白。我最好写下来。”

“你说得非常清楚了。我是落魄卡萨诺瓦最后的度假胜地。”

“老天，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生气完全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

“我不是要你收留我，我想和你一起收获幸福。”

这时，坦尼娅看到了站在瓦西里身后的丹尼尔。她一气之下，穿过酒吧，走到丹尼尔身旁。“丹尼尔，”她说，“我想再次出国工作。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当然可以，”丹尼尔说，“你是我手下最出色的记者，我会在合理的范围内尽我所能让你开心。”

“谢谢你。”

“最近，我正巧在考虑增强我们在一个国家的报道力量。”

“哪个国家？”

“波兰。”

“你要派我去华沙吗？”

“现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儿。”

“好吧，”坦尼娅说，“我去波兰。”

卡梅隆·杜瓦受够了吉米·卡特。他认为卡特执政很软弱，尤其在处理苏联问题上。卡梅隆在中情局兰利总部的莫斯科组工作，距离白宫九英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是个强硬的反共分子，但卡特的执政风格相当谨慎。

好在这是竞选年，卡梅隆希望罗纳德·里根能当上总统。里根在对外政策上激进些，承诺要把情报机关从卡特软弱无力的伦理约束下解脱出来。卡梅隆希望他能更接近于尼克松。

1980年初，卡梅隆吃惊地被苏联科的副科长弗洛伦斯·基莉招了过去。基莉比卡梅隆年长，人很漂亮——卡梅隆三十三岁，基莉三十八岁。基莉作为培训师被招进中情局，但这些年来一直当秘书，只有在她抱怨工作不对口时才让她当了一阵培训师。现在，基莉是个能力很强的情报官员，但因为惹过些麻烦，局里的许多男人都很讨厌她。

这天，她穿着格子裙和绿毛衣。卡梅隆觉得她看上去像个学校老师，一个有着迷人胸部的性感老师。

“坐吧，”基莉说，“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认为我们从波兰弄来的情报太少了。”

卡梅隆找了把椅子坐下。他望着窗外，尽量不去看她的胸。“他们应该知道这该怪谁。”他说。

“谁？”

“中情局局长特纳海军上将，以及任命他的卡特总统。”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特纳轻视人工情报，”人工情报一般都是从间谍那里得到的。特纳比较青睐通过监控通信发报得到的技术情报。

“你呢？”

卡梅隆发现，基莉有张美丽的嘴。她双唇粉红，牙齿整洁白净。卡梅隆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回答基莉的问题上。“从本质上来说，人工情报是不可信的，因为叛国者显然都是骗子。如果告诉我们的是事实，他们必定对自己人撒了谎。但这并不表明人工情报一钱不值，尤其在它和我们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情报不符的时候。”

“很高兴你能这么想。我们需要增强人工情报网。你觉得去海外工作怎么样？”

卡梅隆燃起希望。“从六年前加入中情局到现在，我一直要求去海外供职。”

“很好。”

“我的俄语很流利。我想去莫斯科工作。”

“人生很奇妙。你将去华沙。”

“不要开玩笑。”

“我从不开玩笑。”

“我不会说波兰语。”

“你会发现俄语很有用。波兰的学生从三十五年前就开始学俄语了。但你也应该学点波兰语。”

“没问题。”

“就这些。”

卡梅隆站起身。“谢谢你。”他走到门边，“弗洛伦斯，我们可以就此讨论得更深入些吗？”他问，“或许一起吃午饭？”

“不。”她态度坚决。为了防止卡梅隆没弄明白她的意思，她又补充道：“绝对不行。”

卡梅隆走出办公室，关上门。华沙！总的来说，他非常开心。这是个海外工作机会。他很乐观。虽然弗洛伦斯拒绝了一起吃午饭的邀约，但他很清楚该怎么处理。

他拿上大衣，走到自己的银色水星卡普里车旁。开到华盛顿，随着车流进入亚当·摩根区，停在距离“嫩手”按摩沙龙一个街区的地方。

前台女接待跟他打招呼：“嗨，克里斯托弗，今天还好吗？”

“很好，谢谢你。苏茜有空吗？”

“你很幸运，她正好有空。三号房间。”

“太好了。”卡梅隆递给女接待一张纸币，继续往里走。

他掀开帘子，走进摆着一张窄床的小隔间。一个二十多岁的壮硕女子正坐在塑料椅上看杂志，穿着比基尼泳装。“你好，克里斯，”她放下杂志，站起身，“和往常一样用手吗？”

卡梅隆从没和妓女有过完整的性行为。“是的，苏茜。”他递给她一张纸币，开始脱自己的衣服。

“我很乐意。”她说着，把钱收了起来。她帮他脱掉内裤，接着说：“躺下，然后放松，宝贝。”

当苏茜开始忙碌的时候，卡梅隆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他开始想象在办公室里的弗洛伦斯·基莉，她把绿色毛衣撩过头，拉开格子裙的拉链。“卡梅隆，我就是无法抵挡你的魅力。”在他的想象中，基莉这样说道。她只穿着内衣，绕到办公桌前抱住他。“卡梅隆，对我为所欲为吧。”她说，“不过，请用力。”

按摩沙龙里，卡梅隆大声吼道：“太棒了，宝贝儿！”

坦尼娅看着镜中的自己。她拿着一小罐蓝色眼影和一个睫毛刷。相比莫斯科，化妆品在华沙更容易弄到手。坦尼娅没怎么用过眼影，只是注意到有些女人特别爱用。她梳妆柜上的杂志正好翻在碧安卡·贾格尔的照片那页。频繁地看了几眼以后，坦尼娅开始为自己的睫毛上起色来。

她觉得，抹上眼影的效果非常好。

斯塔尼斯劳·帕拉克穿着军官制服坐在她的床上，他没脱靴子，而是在床罩上垫了张报纸。他一边抽烟，一边看着坦尼娅。他高大英俊，又很聪明，坦尼娅痴迷他。

坦尼娅到了波兰以后就在一次军营的采访中认识了帕拉克。帕拉克是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为了军队的快速进步而组建的黄金军团的一分子。军团成员经常轮流接受不同的任务，获得将来指挥他们注定要完成的军令所需的足够经验。

坦尼娅之所以注意到昵称为斯塔兹的帕拉克，部分原因在于他长得很英俊，另外，就是他明显被她吸引了。和坦尼娅谈了担负着和红军联络任务的自己所在连队之后，斯塔兹陪同坦尼娅完成了余下有些无聊的采访。

第二天晚上六点，斯塔兹出现在了坦尼娅所住公寓的门口，他从波兰秘密警察那里弄到了坦尼娅的地址。斯塔兹把坦尼娅带到新开的时尚餐厅“鸭子餐馆”吃晚饭。交谈了一会儿，坦尼娅很快意识到斯塔兹和她一样对共产主义有所怀疑。一周以后，她就和他上床了。

她仍然会想着瓦西里，猜测他的写作进行得怎么样了，他是否还怀念他们以往每月一次的相见。不知为什么，坦尼娅发自内心地对斯塔兹感到生气。他很愚钝，但男人大多数都很愚钝，尤其是相貌英俊的男人。让她真正生气的是瓦西里求婚之前荒废的那么些年。在某种程度上她觉得自己这么些年来为他所做的一切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真以为在自己做好成为坦尼娅丈夫的准备之前，坦尼娅会年复一年的等着他吗？想到这一层，坦尼娅就非常恼火。

现在，斯塔兹每周有两三个晚上住在坦尼娅的公寓。他们从没去过他那里：斯塔兹说他的住处仅比军营好一点。不过他们过得很快乐。两人交往时，坦尼娅一直在琢磨着，不知斯塔兹会不会把他的反共思想落实在行动上。

坦尼娅转身面对着斯塔兹：“你喜不喜欢我的眼睛？”

“喜欢，”斯塔兹说，“你的眼睛让我沉醉，它们就像——”

“傻瓜，我指的是我抹的眼影。”

“你化妆了吗？”

“男人都这样。你怎么能凭如此糟糕的观察力保卫国家呢？”

斯塔兹的心情又一次阴沉了。“我们没打算保卫自己的国家，”他说，“波兰军队完全依附于苏联红军。我们的所有战斗计划都是围绕着西方入侵时给红军作支援来进行部署的。”

斯塔兹说话间经常抱怨苏联对波兰军队的主宰地位。这说明斯塔兹很信赖她。除此之外，坦尼娅发现波兰人常常大胆地谈论共产党政府的失败。他们觉得自己有权用其他苏联从属国国民不敢用的方式进行抱怨。华约集团的大多数人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宗教，把谴责共产主义视为罪恶。波兰人长期忍受着共产主义的折磨，一旦生活没有达到希望，他们就开始抱怨个不停。

为了安全起见，坦尼娅还是打开了床头上的收音机。坦尼娅觉得自己的公寓不会被窃听——波兰的秘密警察忙着追踪来自西方的记者，也许顾不上苏联记者——但小心点总归不错。

“我们都是叛国者。”斯塔兹得出结论。

坦尼娅皱起眉。他以前从没自称为叛国者。这个指控很严重。她问他：“你这是什么意思？”

“苏联有套使用名为第二战略梯队的武装力量入侵西方的应急方案。大多数红军坦克和人员运输车在前往西德、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的时候都会经过波兰。美国会试图用原子弹在这支武装力量到达西欧前将他们毁灭——也就是在第二战略梯队经过波兰的时候。我们估计波兰会遭到四百到六百枚原子弹的轰炸。波兰将成为一片焦土，从地球的版图上消失。如果在这个应急方案上和苏联合作的话，那我们都将成为叛国者。”

坦尼娅全身发抖。这是个噩梦般的场景，被吓到是正常的。

“美国不是波兰人民的敌人，”斯塔兹说，“如果美苏在欧洲交战，我们应该和美国合作，从莫斯科的极权统治中解脱。”

斯塔兹在发脾气，还是真这么想？坦尼娅小心翼翼地问：“斯塔兹，是不是只有你这么想？”

“当然不是，大多数我这个年纪的军官都这么想。他们只是敷衍苏联人，如果喝醉时你去和他们谈，听到的是另一回事。”

“假如那样的话，你们还会面临另一个问题，”坦尼娅说，“到开战的时候，你们再想赢得美国人的信任已经来不及了。”

“这正是让我们拿捏不准的地方。”

“办法很明显，你们现在就要建立和美国的沟通管道。”

斯塔兹冷冷地看着她。坦尼娅突然想到斯塔兹也许会是个密探，为了让她说出发动言论遭到逮捕才故意接近她。但她觉得密探这种冒牌货做爱时不可能那么温情。

他问：“我们仅仅是随便聊天，还是在做认真的讨论？”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我是很认真地在和你讨论。”

“你真觉得这样可行吗？”

“我知道这很难，”坦尼娅动情地说，二十多年来，她一直在私下里散发和运输反动读物，“和美国人联系上很容易——但要保密并坚持就难了。你必须非常非常小心。”

“你觉得我应该那样去做吗？”

“当然！”她热情地说，“我不希望下一代苏联儿童——还有波兰儿童——继续生长在这种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暴政下。”

斯塔兹点点头。“看得出你是发自内心的。”

“我的确这么想。”

“你愿意帮我吗？”

“当然愿意。”

卡梅隆·杜瓦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间谍。他为尼克松总统做的卧底工作实在太业余了，他很幸运没有和上司约翰·埃利希曼一起去坐牢。进入中央情报局以后，卡梅隆进行了情报秘密传递以及和间谍短暂会面的训练，但他从没在实际的工作中用过这些技巧。在兰利总部待了六年以后，卡梅隆终于得到了在外国首都工作的职位，但他仍然没有做过任何秘密工作。

美国在华沙波茲亚多夫大道上的大使馆是座豪迈的白色大理石建筑。中央情报局占据了大使办公套房旁边的一整间办公室。办公室边上有一个没有窗户，专门冲印照片底片的储藏室。中央情报局在华沙派驻了四名特工和一个秘书。因为中央情报局在华沙的线人很少，所以做波兰的谍报力量相当有限。

卡梅隆没有什么可做的。他借助波兰语字典读些华沙的报纸。他把在波兰街头看到的标语传送到总部：“教皇万岁”“我们要上帝”。他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他国家，尤其是西德、法国和英国和他职位类似的情报人员交谈。他开一辆二手的灰色波兰菲亚特，这辆车很耗油，如果前一天晚上不加油，第二天就启动不起来。他想在大使馆秘书里找个女朋友，不过没能找到。

他的前途曾经一度看似充满了希望，但现在他却感觉自己像个失败者。他在中学和大学是明星学生，第一份工作是在白宫。但很快卡梅隆的人生便走上了歧途，他决心不让自己的生活被尼克松破坏。但他需要一次成功，希望再一次成为所在行业的领军者。

但他对各种聚会乐此不疲。

大使馆有家室的职员晚上一般都乐于回家和老婆孩子在一起，和家人一起看录像机里的美国电影，因此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招待会会让单身汉去参加。这天，卡梅隆去埃及大使馆，参加埃及驻波兰代理大使的欢迎会。

发动了菲亚特以后，车上的收音机打开了。他把收音机设定在秘密警察的频率上。车上的信号很弱，但有时他能听见波兰秘密警察在华沙实施盯梢时相互间的谈话内容。

有时秘密警察也会尾随他。他们会更换车辆，但总是那两个人，皮肤比较黑的一个卡梅隆称作马里奥，胖的一个卡梅隆把他唤为奥利。他们的盯梢似乎没有一定的模式，因此他假定自己或多或少一直被人监视着。也许波兰的秘密警察就是要他这么想。也许他们想用随机监视的方式使卡梅隆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不过卡梅隆也受过专门的训练。他在课程中学到，不能用太过明显的方式逃避监视，因为这等于是在告诉对方你在谋划些什么事情。在课堂上他被告知要养成一种规律性的习惯：比如说周一去A餐馆，周二去B酒吧，给监视人造成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在对方的监视中找到缺口，找到他们一时疏忽的时刻，这时你就能摆脱监视去做些事了。

从美国大使馆开车出来以后，卡梅隆看到一辆蓝色的斯柯达105开上马路，跟在隔了两辆车的后方。

斯柯达跟着他穿越华沙的大街小路。卡梅隆看见马里奥开车，奥利坐在副驾驶座上。

卡梅隆把车停在阿尔扎卡街上，看见蓝色斯柯达开过他，停在菲亚特前面一百码的地方。

有时他真想上前和他们聊聊，因为马里奥和奥利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局里早就告诉过他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他们肯定会更换人手，卡梅隆又需要花时间来认识新的监视人员了。

卡梅隆走进埃及大使馆，拿了杯鸡尾酒。酒稀释得很厉害，里面的杜松子酒味很难分辨了。卡梅隆和一个澳大利亚外交官聊起了在华沙购买舒适男士内衣的不便。外交官走后，卡梅隆环顾四周，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金发女郎孤零零地站着。女孩发现卡梅隆在看她，露出笑容，他连忙上前和她说话。

卡梅隆很快就知道女孩是波兰人，名字叫莉德卡，在加拿大驻波兰大使馆当秘书。莉德卡穿着紧身毛衣和能映衬出两条大长腿的黑色短裙。她英语很好，听卡梅隆讲话的时候非常专注，这让卡梅隆感到非常高兴。

这时一个穿着条纹西服的男人蛮横地把她叫了过去，卡梅隆心想这个男人一定是莉德卡的上司，两人的谈话不得不中断了。很快，又一位漂亮女郎走到卡梅隆身旁，卡梅隆开始觉得这一定是自己的幸运日。这个女人年纪稍微大一些，大概在四十岁左右，但她长着一对明亮的蓝色眼睛，一头金黄色的短发，长得比莉德卡更美。“我以前见过你，”她说，“你是卡梅隆·杜瓦，我叫坦尼娅·德沃尔金。”

“我记得你，”卡梅隆很高兴能卖弄一下自己流利的俄语，“我记得你是塔斯社的记者。”

“你是中情局的特工。”

卡梅隆肯定没有透露过自己的身份，显然她是猜出来的。他例行公事地否认了。“没有那么刺激，”他说，“仅仅是个平淡无奇的文化参赞。”

“你是文化参赞吗？”坦尼娅问，“那正好能帮上忙了。我想请教你，扬·马特伊科是哪一派的画家？”

“我不太清楚，”卡梅隆说，“我想应该是印象主义画家。为什么问这个？”

“艺术真是你的所长吗？”

“我更偏重音乐。”卡梅隆觉得自己被坦尼娅逼到了墙角。

“你也许很喜欢波兰的小提琴家席皮尔曼。”

“是的，他拉的小提琴真是棒极了。”

“你觉得波兰诗人维斯拉瓦·申博尔斯卡怎么样？”

“很遗憾，我没怎么读过他的诗。这是对我的测试吗？”

“是的，你没通过我的测试。申博尔斯卡是个女诗人，席皮尔曼是个钢琴家，不是小提琴家。马特伊科是个专画法庭和战争场面的传统派画家，不是印象主义画家。你也不是文化参赞。”

卡梅隆对这么轻易就露出破绽感到很窘迫。真是个没用的卧底！他试着打趣来挽回：“我也许是个能力偏弱的文化参赞。”

坦尼娅压低声音：“如果有个波兰军官想找美国政府代表谈一谈，我想你一定能安排是吧？”

谈话方向突然发生了大转变。卡梅隆很紧张，这可能是苏联人给他设的圈套。

也可能是个捷径——这对他说也许是个机会。

他漫不经心地说：“没问题，我可以安排任何人和美国政府的代表交谈。”

“私底下吗？”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是的，私底下。”

“很好。”说完她就走开了。

卡梅隆又拿了一杯鸡尾酒。谈话是关于什么的？是真有这么个波兰军官，还是坦尼娅在嘲弄他？

欢迎会渐近尾声。卡梅隆不知道接下来的时间该干什么。他考虑着是不是要去澳大利亚大使馆找他刚认识的几个澳大利亚玩伴玩飞镖。这时他看见莉德卡一个人站在近旁。莉德卡看上去真的很性感。卡梅隆问她：“晚饭有安排吗？”

莉德卡表情很困惑。“你是指食谱吗？”

卡梅隆笑了。莉德卡显然没用过安排这个短语。卡梅隆换了种提问的方式：“我想问你，愿意和我一起吃晚饭吗？”

“哦，好的，”她立刻说，“我们可以去鸭子餐馆吗？”

“当然可以。”鸭子餐馆价格昂贵，但用美金付账就还行。他看了看表。“现在就走吧？”

莉德卡朝大厅里四处看了看，穿着条纹西服的男人已经不在了。“走吧。”她对卡梅隆说。

他们出口走去。穿过大门的时候，刚才那个苏联记者坦尼娅又出现了，她用不流利的波兰语对莉德卡说：“你落下了这个。”她手里拿着一条红围巾。

“这不是我的围巾。”莉德卡说。

“我看见它从你手里掉下来的。”

有人碰了碰卡梅隆的胳膊。他摆脱坦尼娅和莉德卡不知所云的对话转过身，看见一个约四十岁、穿着波兰人民军上校制服的英俊男人。军人用流利的俄语对卡梅隆说：“我想和你谈谈。”

卡梅隆同样用俄语回答：“好的。”

“我会找个安全点的地方。”

卡梅隆只得说：“好吧。”

“坦尼娅会把时间地点告诉你。”

“好的。”

军人转身离开了。

卡梅隆重新把注意力放在莉德卡身上。坦尼娅装模作样地说：“我真是太蠢了，竟然会犯这样的错误。”说完就飞快地离开了莉德卡身旁。显然她刚才是想分散莉德卡的注意力，让那个波兰军人有机会和卡梅隆说上话。

莉德卡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事可真有点奇怪。”离开埃及大使馆时，她说。

卡梅隆很兴奋，但装出不明所以的样子。“是挺奇怪的。”

莉德卡追问他：“和你说话的波兰军官是谁？”

“不知道，”卡梅隆说，“坐我的车吧。”

“哦。”莉德卡很吃惊，“你有车？”

“是的。”

“太好了。”她看上去很开心。

一周后的早晨，卡梅隆在莉德卡公寓的床上醒来。

说是公寓，其实只是一套大房子里的一个单间：房间里有一张床、一台电视机和一个水槽。莉德卡和公寓里的其他三个住客合用过道那头的淋浴和厕所。

对卡梅隆来说，这却是天堂般的所在。

他在床上坐了起来。莉德卡正在用卡梅隆带来的咖啡豆站在橱柜边烧咖啡：莉德卡买不起纯咖啡。莉德卡身上什么衣服都没穿。她转过身，端着杯咖啡走向床。她长着棕黄色的钢硬阴毛和带着淡黑色乳头的娇小乳房。

起先，卡梅隆对莉德卡裸体在房间里走动感到很不自在，因为他老想盯着莉德卡的裸体看，这让他觉得非常粗鲁。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以后，莉德卡对他说：“想看就随你看，我喜欢这样。”卡梅隆仍旧感到有些害羞，但没有之前那么尴尬了。

这一周，他每天晚上都能见到莉德卡。

卡梅隆和莉德卡做了七次爱。不算按摩沙龙妓女帮他做的手淫，这比他有生以来做爱的总次数都要多。

一天早上，莉德卡问他早晨是否还要再做一次。

卡梅隆问她：“你是个性爱狂吗？”

莉德卡很不高兴，但他们还是做了。

莉德卡梳头的时候，他喝着咖啡，想着接下来一天要做些什么。他还没有得到坦尼娅·德沃尔金传来的进一步消息。他把他们在埃及大使馆的交流报告给上司基斯·多塞特，两人都同意只能先等待对方的进一步行动。

卡梅隆还有更大的麻烦要处理。他知道东欧情报机关常会给外交人员设置“桃色陷阱”。只有傻子才会觉得莉德卡和他上床会没目的。他也曾考虑过莉德卡为波兰秘密警察工作的可能性。他叹了口气对莉德卡说：“我必须把你的事报告给上司。”

“你要把跟我交往的事上报吗？”莉德卡似乎没有感到警觉。“为什么要上报？”

“美国外交官只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国民交往，我们把这称为‘该死的北约法则’。上面不让我们和共产党国家的人恋爱。”莉德卡只知道他是个外交官，而不知道他是个间谍。

莉德卡神情悲伤地坐在他身边。“你要和我分手吗？”

“不，当然不，”这个想法把卡梅隆吓了一大跳，“但我必须向上汇报，他们会对你进行身份检查。”

莉德卡的表情变得忧虑起来。“那意味着什么？”

“他们会调查你是不是波兰秘密警察或其他情报部门的特工。”

她耸了耸肩。“哦，那没关系。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我和那方面的事情根本不沾边。”

莉德卡似乎对特工身份的调查完全不介意。“对不起，但这方面的调查必须进行，”卡梅隆说，“一夜情没关系，可如果次数频繁，就会发展成情侣，就要上报了。”

“好的，你汇报吧。”

“我们已经是情侣，是吗？”卡梅隆紧张地问，“是严肃的恋爱关系，对吧？”

莉德卡笑了。“哦，当然，”她说，“我们确实在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