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尚有可为否？

我们理应接受关于自由的教育。不过这一教育的现状却不容乐观，但我们应该可以做得更好。然而，正如我前面论及的，自由受到多方面的威胁，包括人口统计学的、社会的、政治的、心理学的。这个社会的病根乃是由多种病因综合造成的，如需根治，除非多方下药。因此，要应付复杂的人类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只考虑一个因素，而需要综合考虑所有相关的因素。毕竟，没有任何东西是万能的。自由已然遭到威胁，推广关于自由的教育实在是十万火急的事情，同时其他许多项事情也同样火烧眉毛了，比如为保障自由而设置社会组织，进行人口控制，以及相关立法工作。让我们从最后一项开始讨论。

从制定《大宪章》[1]的时代起，甚至还要更早些，英国的立法者们就已经关注于如何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如果一个人被不清不楚的法律关进监狱，那么他有权根据1679年颁布的《人身保护法》，申请由上级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这一保护令由高等法院的法官发到地方治安官或狱卒手上，责成他在限定时间之内，将其关押的人带至上级法庭，以审明案情。这里务需强调，不是把申诉信或法定代理人带至上级法庭，而是申诉者本人，是他那活生生的肉体，他的每一块肉每一根骨头都曾被迫睡于木板之上，他的鼻子曾被迫去闻牢中恶臭的气味，他的嘴巴曾被迫去吃牢中那恶心的饭食。

对自由的基本条件（免于身体遭受迫害的自由）的关注，毫无疑问是必需的，但还不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全部。让一个人离开监狱，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此人却不一定自由——即使他身体免遭了迫害，却仍可能成为心理上的受奴役者。他可能被强迫按照一个国家或国家内部的私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要求的一样去思考、感受、行动。世上可永远不会有什么“心灵保护令”，因为地方治安官或狱卒不可能将一个被非法拘禁的心灵送到上级法庭，而世上也没有一个心灵被奴役（具体奴役方式见前文）的人会站到某个法庭上控诉自己遭受心灵的奴役。

心理管制的本质就在于，那些曾被迫采取某些行动的人，最终视此压迫为自然，从此自觉做行动。“思想操纵法”的受害者不知道他是一个受害者，他其实身处一个无形的监狱，却自以为身处自由之中。只有别人才能看出来他是不自由的。他的奴役状态是完全客观存在的，谁也无法抹杀——包括他自己。

我要再次强调，世上永远不会有什么“心灵保护令”，但至少可以有预防性的法律，宣布心理奴役的买卖为非法，这个法律将保护心灵免于遭受奴隶贩子们肆无忌惮的、恶毒的宣传，它所要模仿的就是那部保护人身的法律——它使监狱肆无忌惮的贩子们无法贩卖猪食、毒药给囚犯。

例如，我以为我们可以，而且也理应立法，限制无论是文职还是军职官员的权力，禁止他们在受其控制或被其拘禁的人身上使用睡眠教育手段。我还以为我们可以，而且也理应立法，禁止在公共场合或电视屏幕之中使用“潜意识投射”手段。我同时以为我们可以，而且也理应立法，不仅禁止政党候选人花费超过一定限度的竞选资金，而且禁止他们使用任何非理性的宣传手段，这样的宣传手段把整个民主程序贬得一文不值。

这些预防性的法律或者能起些作用，但是，倘若目前正威胁着自由的那些巨大的客观势力仍在增强其势力，那么这些法律也不能长久发挥作用。不断增长的人口、不断发达的科技，使人口过剩、组织膨胀的压力不断加大，面对这两股压力，最好的宪法和预防性法律都显得无能为力。宪法自然不会被废除，这些良好的法律也依然会印在法律全书中，但是这些自由主义的文本不过是一块遮羞布，掩盖着已然深受奴役的本质。

如果人口过剩、组织膨胀的压力不除，我们就会看见历史的倒转——曾经英格兰转变为一个民主政体，仍保留着君主制的外衣，但未来它将成为一个君主制国家，却披着民主制度的外衣。随着人口过剩、组织膨胀的压力无情地加速挤压这个世界；随着“思想操纵法”花样翻新且越来越有效，民主制度将会变色，但其老旧古怪的政治形式（选举、议会、最高法院以及其他）却会得到保留，而潜渊之下，其政体本质则是一种新型的非暴力的极权主义。那些传统的漂亮名号、那些神圣的标语，依然保留，就像在美好的往日一样。是的，民主、自由仍将是广播、社论的极佳主题，不过，这里的民主、自由却完全是匹克威克式[2]的口吻。与此同时，寡头统治者及其手下那些经过高级训练的精英士兵、政客、思想制造者、思想操纵员们，将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静悄悄地主宰世界。

我们来之不易的自由如今面临这些巨大的客观势力的威胁，我们怎么去抵抗？如果单纯从语言的角度泛泛而谈，要回答这个问题简直轻而易举。就说人口过剩吧，高速增长的人口对自然资源施加了越来越沉重的压力，我们能做什么？很显然，我们必须尽快控制人口增长率，使其与人口死亡率持平；同时，我们必须尽快提高粮食产量；尽快创建并执行一项全球政策，以保护土地和森林；尽快发明有较高安全性、较低消耗速度的实用燃料，来替代核能；我们还要在节约使用简单易得的矿产资源的同时，尽快开发新的、省钱的技术，对这些越来越稀缺的矿产资源进行开采——在这些资源中，最贫瘠的矿产在大海里。

可是，毋庸讳言，所有这些几乎都是说来容易做来难。人口年增长率要降低，可是怎么降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饥荒、瘟疫和战争，一个是人口控制。大多数人会选择人口控制，可是这随即带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既是生理学的、药物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甚至还是神学的。口服避孕药尚未问世[3]，如果一旦发明，那么又如何分发到数以亿计的未来的母亲（或者假如这粒药丸是作用于男性——那些未来的父亲）手上，并确保她们（他们）为了降低人口出生率而服用呢？

而且，考虑到现行的社会风俗、文化与心理的强大惯性，又如何说服那些本该服用避孕药却不想服用的人呢？还有，罗马天主教对任何其他形式的节育都极力反对又该如何？该教会只允许一种所谓的“自然避孕法”，这一避孕方法在最需控制人口出生率的工业落后地区得到试用，但却证明几乎毫无效果。

所有这些有关未来、避孕药的问题，即使考虑到目前已经可用的化学的、机械的节育办法，也几乎无望获得圆满答案。

当我们从节育问题转到增加粮食供给和保护自然资源的问题上时，我们仍然会遇到一些困难，虽然没有节育问题那么严重，但依然是不可轻视的。首先是教育问题。那些负责种植作物以供给全世界绝大部分粮食需求的农民们，他们人数庞大难以计算，要想教育他们使其改进种植技术提升产量，又得花上多少时间？假设他们果然接受了教育，又到哪里寻找资本为他们提供机器、燃料、润滑剂、电力、肥料、改良的种子、家畜——没有这些东西，最好的农业教育也白费。相似的问题是，又是由谁来负责教育人类保护资源的原则和方法？

而且，倘若一个国家人口猛增，对食物的需求暴涨，又如何去阻止这个国家里饥饿的农民们不去开垦土地？如果可以阻止他们，那么当肥力耗尽、伤痕累累的土地缓慢恢复生机的过程中，又是谁来负责这些农民的生计？或者，再考虑一下落后的社会吧，它们迫切要实现工业化，如果它们成功了，为了拼命赶上“先进国家”，势必又要像早期的“先进国家”一样（它们到现在还是如此），愚蠢、铺张地浪费掉这个星球上的不可再生资源，那么又由谁来阻止这些落后的社会追逐先进的脚步？

清算的日子终会来到。当矿藏挖掘殆尽，在现有的条件下，如果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算，还能够从残余的矿藏中再挖掘剩余不多的珍贵的矿物，但在那贫穷的国度，又到哪里去找科学人才和巨量的资金来完成这一工作？

或许，最后还是会发现一个现实可行的答案，可以回答上面所有的问题，可是到底还要等多久才能发现这个答案？无论人口总量与自然资源做何等的较量，时间永远不会站在我们这一边。到本世纪结束，如果我们人类足够努力，或许到那时世界市场上的粮食总量会比现在的翻一番，可是到时人口的总量也差不多翻了一番，其中几十亿的人口都将生活在半工业化的国家里，他们将消费现在十倍左右的电力、淡水、木材和不可再生矿物质。一言以蔽之，到了那时，粮食供给状况一如今日般捉襟见肘，而原材料的供给状况则要比今日更糟糕。

而要解决组织膨胀问题，也并不比解决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之间的问题来得容易。如果单纯从语言的角度泛泛而谈，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样轻而易举。此处有一句政治格言：权力尾随财产而至。但如今生产资料正迅速集中至大财团和大政府之手，这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了，所以，如果你信仰民主制度，请将你的财产分散出去吧，范围越广越好。

再来看看投票权的问题。原则上，这是极大的权利。但在现实中，正如近期的历史反复呈现给我们看的那样，投票权本身绝不能保证公民的自由。因此，如果你想通过投票权来避免独裁制度，请解散现代社会中仅具功能性的各类集体组织，学会自我管理，学会以自愿为基础组建小型的交流团体，使其能躲开大财团、大政府的官僚系统而独立运作。

人口过剩和组织膨胀催生了现代化的大都市，在大都市中，想再过上由丰富多彩的人际关系构成的完满的人性之生活，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所以，如果你想逃避个人的、社会的精神贫瘠状态，离开大都市，让小小的乡村社区复活吧；或者破坏大都市机械化的组织体系，在其内部组建一个个与乡村社区一样的小型社区，在这些社区中，人们相聚，作为完全的个体相互交流，而不是仅仅作为专业化功能的人形化身出现。

这些问题，时至今日已然人人都能明了；其实，五十年之前，这些问题即已眉目清晰地为人所知。从西莱尔·贝洛克[4]到莫蒂默·阿德勒先生[5]，从早期的信用合作社的信徒们，到今日意大利和日本的土地改革者，善良的人们一代又一代地提倡去中心化（防止经济巨鳄集中权力），以及广泛地分散财产。有不少分散生产力的天才的计划提出来，致力于重建小型的“乡村工业”。还有杜博瑞尔[6]那周详的计划，试图在一个个的大型工业组织中的不同部门里分配一定量的自治权和主动权。

还有工团主义者[7]，他们有一份蓝图，希望在产业联合会的帮助之下，以生产集团的联盟为组织架构，建立一个无政府的社会。在美国，亚瑟·摩根[8]和贝克·布朗内尔[9]提出了一个理论，构想了一种新的社群生活方式，其规模维持在乡村和小型市镇的水平。

哈佛大学的斯金纳教授在他的乌托邦小说《桃园二村》中，就人类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心理学家的看法，小说描写了一个自给自足、自立自治的社会，其组织方式如此之科学，以至于没有人会受到引诱去反对社会，无需借助高压政治，也无需宣传，而每个人都能为其所当为，乐其所当乐，人的创造力于是被普遍激发了。在法国，二战进行之时以及结束之后，马塞尔·巴布[10]和他的追随者们建立了许多自治的、无等级的生产社区，社区之内人们互助互爱，过着纯然人性化的生活。同时在伦敦，佩克汉姆实验[11]证明了通过互助的医疗帮助体系，使人人关注集体的更广泛的利益，即使在一个大都市里，也可以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性化的社区。

如此我们便可看到，组织膨胀的病毒已然清晰可辨，人们也开出了包罗万象的药方，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人在针对组织膨胀的病症做一些实验性的治疗，而其结果甚是喜人。然而，不管如何倡导，也不管实验性的举措如何开展，这一病毒却稳定发展，越发厉害。我们固然知道权力不可集中在少数的寡头统治者手中，然而真实情况却是，权力确乎集中在越来越少数的人手上。我们固然知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于一个大都市意味着成为一个匿名的、原子一样的人，不能过纯然人性化的生活，然而大城市却在稳定地扩张，同时“城市—工业”的生活模式却毫无改变。我们固然也知道，在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之中，民主如果不是与规模适当的小型自治组织相挂钩，将近乎毫无意义。然而，每个国家的事务，却越来越多地为大政府或大财团的僚吏们所操控。

事情是明摆着的：在实际过程中，组织膨胀的问题解决起来与人口过剩的问题一样困难。面对这两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应该做什么；但及至现在，我们却都不能依据自身知识，有效采取应对措施。

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自己面对一个非常让人困惑的问题：我们果真愿意利用自身知识去解决问题吗？

此外，设法中止，如果可能则逆转目前朝向极权统治的趋势，大部分民众是否真的认为这般不辞劳苦是值得的？在美国——它是目前以至将来很长时间内世界上“城市－工业”型社会的先行者——目前的民意调查显示，实际上十多岁的年轻人中的绝大多数，作为未来的选民，对民主制度却毫无信心，对不合时宜的思想审查制度毫不反感，也并不相信什么民有、民治的政府，如果可以继续早已习惯的富裕的生活方式，他们对由少量精英统治的寡头政府照样很是满意。

在全世界最强大的民主政治之下，如此之多生活富足的年轻的电视观众，他们居然对民治的观念完全无动于衷，对自由思想、公民不服从权力完全视若无睹，这一事实难免令人沮丧，只是倒也不必一惊一乍。我们常说“像鸟一样自由”，并羡慕那带翅的生物，它们有能力在三维空间里不受限制地飞翔。但是，天啊，我们却忘了渡渡鸟[12]。需知，任何鸟类，如果学会了在地上挖挖啄啄，且能过上小康生活，它自然不再有动力展开它的翅膀在天空翱翔，很快，它将厌弃飞翔的特权，从此永远生活在大地上。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看到人类的本性与鸟类有些相似。如果一日三餐有丰富的面包定时供应，那么，许多人将完全满足于只靠面包生活，或顶多再靠看马戏调剂一下生活。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寓言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这样说：“到最后，他们将抛弃自由，仍在我们的脚下，并且说：‘让我们做你们的奴隶，只是要喂饱我们。’”而当阿廖沙·卡拉马佐夫问他的兄弟伊凡——这部小说的叙事人——宗教大法官说这话是否只是一种讽刺时，伊凡回答：“一丝一毫的讽刺都没有！审判官只是出于他个人以及他所在的教会的善德，才摒弃众人的自由，以此让众人幸福。”说得不错，“让众人幸福”。

“而且，在此世界上，”大法官强调说，“对于个人或一个社会，从来是没有比自由更遭人反对的了。”——不过，“不自由”除外。因为，当情况变糟，食物分配定额削减，那在地上定居的渡渡鸟将再一次吵吵嚷嚷，要求重新开启翅膀。不过，当情况好转，喂养渡渡鸟的农夫们变得更仁慈慷慨些，则这些渡渡鸟会再一次放弃它们的翅膀。如今的年轻人也是一样，他们现在对民主政治甚少思考，长大成人却有可能成为自由的斗士，过去呼喊“给我电视、汉堡包，只是不要拿自由的责任来烦我”的人，在条件改变之下，或者会改而呼喊“不自由毋宁死”。如果这样的革命爆发，其原因一部分在于甚至最强有力的领导者对权力的运转也逐渐失去控制，一部分则在于统治者的无能，他们不能充分利用思想操纵术——科技发展已经使其完全可用，而且未来的独裁者一定会使用。

考虑到在过去的时代，像大法官这样的人物对思想操纵术甚少了解，而且缺少现代化的统治手段，他们却能做得很棒。而他们的继承者——那些知识储备充分、思维彻底科学化的未来的独裁者们，势必将比前辈们做得更好。大法官责备耶稣，谴责他呼吁民众追求自由，他告诉耶稣：“我们更正了你的工作，并且将其建基于奇迹、神秘、权威的三位一体。”但是，奇迹、神秘、权威还不足以保证一个独裁政权的永续。在我的寓言小说《美丽新世界》中，独裁者们又在这份清单上添加了科学，如此便能通过控制婴儿的胚胎、驯化，以及控制成人、儿童的思想来推广其权威。

而且，他们已不再仅仅谈论奇迹或用符咒暗示神秘，因他们已然可以通过药物手段，令其臣民直接感受到奇迹与神秘，如此便能将单纯的信仰转变为狂喜的经验。过去的独裁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不能给臣民提供足够的面包、马戏、奇迹、神秘，也没有真正有效的思想操纵术。过去的自由思想者和革命者往往都是极端虔诚的正统教育的产品，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正统的教育者过去使用现在仍在使用的手段根本就没有用。

而在一个有着科学化思维的独裁者治下，教育将会真正发挥功效，结果是，绝大部分男男女女长大为人之后，将热爱他们的奴役状态，永远都不会念想革命。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质疑，为什么一个完全科学化统治的独裁政权将永远不会被推翻。

与此同时，在这世界上，仍将残留一些自由的火种。或许，许多的年轻人看上去真的不重视自由，但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仍然信仰自由，因为没有自由，人将不成其为完满的人，自由因此而珍贵无比。或许，目前威胁自由的势力确实太过强大，我们不能抵抗多长时间，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们仍需尽一身之责，竭尽所能，抵抗到死。

[1]《大宪章》（拉丁文Magna Carta，英文Great Charter），1215年6月15日（一说1213年）英王约翰被迫签署的宪法性的文件，其宗旨为保障封建贵族的政治独立与经济权益，不利于加强王权，这张书写在羊皮纸卷上的文件在历史上第一次限制了封建君主的权力，日后成为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石。

[2]匹克威克是狄更斯的作品《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主人公，为人宽厚憨直；但在英语中，匹克威克式（In a Pickwickian Sense）多指一种表面上侮辱而实际上是无伤大雅的玩笑表达方式。

[3]口服避孕药在1960年发明，作者写作此书时并不存在。

[4]西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1870—1953），英法双国籍作家、诗人，作品轻松诙谐。

[5]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1902—2001），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畅销书作家。

[6]雅客·勒迈特·杜博瑞尔（Jacques Lemaigre Dubreuil，1894—1955），法国商人、社会活动家。

[7]工团主义，又称工联主义，兴盛于20世纪初，是一种工人的组织。其基调是要求会员发扬主动性，提倡战斗精神（包括怠工和搞破坏活动），通过纯粹的工业组织和斗争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

[8]亚瑟·欧内斯特·摩根（Arthur Ernest Morgan，1878—1975），美国土木工程师、官员、教育家。

[9]贝克·布朗内尔（Baker Brownell，1887—1965），美国哲学家。

[10]马塞尔·巴布（Marcel Barbu，1907—1984），法国政治家。

[11]佩克汉姆实验（The Peckham Experiment），由英国的乔治·斯科特·威廉姆森（George Scott Williamson，1884—1953）与其妻子因尼斯·哈普·皮尔斯（Innes Hope Pearse，1889—1978）在伦敦附近的佩克汉姆所做的一系列实验，时间为1926年至1950年，实验内容是关注工人阶级的健康问题等。

[12]渡渡鸟（Dodo），一种古代的巨鸟，仅现于毛里求斯，因为不能飞翔，最后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