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围棋队的白子和糖丸

他乘坐火车花了两天一夜，带上了全部家当，再一次到《十月》编辑部。

编辑部为余桦安排了招待所，余桦就在这开始写，招待所依旧是之前的地方，招待所的窗前依旧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槐树。

这颗槐树相当巨大，以至于从白天到晚上，能通过槐树落在地上的影子来判断，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时间。

槐树也成了余桦的心理寄托，无论他写成什么鸟样，好还是坏，槐树都在那。

就像是余切就在那一样，他静静伫立着。

为什么那么多作家没有人说“我热爱文学”，而都找了一些其他理由，好像他们是碰巧才走上写作这条道路一样。

因为在余切这些真正的天才面前，谈论自己热爱文学，最后却远不如他们——这岂不是一件自取其辱的事情？简直令人道心都破碎！

余桦就在这写到槐树影子来回交替了七八次，也就是一周之后，他终于写出《十八岁出远门》了，并且把拿去给《十月》的张守任。

张守任评论道：“你写了一些荒诞的情节，这个十八岁的少年人，一直遇到种种不公和挫折，却最终在内心的挣扎中找到了自我，理解了生活的真谛……余桦，你应该是一个很善良，很暖心的人。”

余桦大言不惭的承认了。

善良、暖心……我应该是这种人吧!

张守任看了后很喜欢，又询问他：“你写出这个，是不是和余切有关系？”

余桦说：“这一次去杭城会议，确实是我真正的‘第一次出远门’，我和全国各地的作家们见面，知道他们的经历和理论，我感到从前的我相当孤陋寡闻！”

随后，余桦提到鲁迅进修班的事情，问张守任是否能推荐他。

张守任大笑道：“哪里还需要我推荐？余切已经推荐你了，作协那边迅速同意，事到如今，他推荐的人，怎么会落选呢？”

“那余切在什么地方？我手里还剩下十五块钱，我请他吃一顿羊肉汤。”

“你不要去找他！”张守任道，“余切也在创作当中，他不喜欢被人打扰。现在全国各地寄给余切的信特别多，我们甚至都宣布拒绝接受信件了，但读者还是不停的寄送。”

“有时候，附近的京城燕大附小，一个年级一个年纪的寄信过来，一开口是‘我亲爱的余切大朋友’……唉，这些孩子真是让人难办！”

既然写出，余桦就不能再以写的名义，在招待所白吃白喝了，张守任提前预支给他稿酬，余桦到处找全燕京便宜一些的住处，一直待到进修班开始，他又有招待所可住。

当时的房租大概两块钱一个月，余桦很快找到了满意的住处，他又在书摊买了一份《京城晚报》，上面的新闻就是余切在沪市参观一大遗址——巴老、臧克加等作家，以及部分当地作协领导也在。

根据报纸上的日期来看，这是两天前的事情。

张守任又说余切在写，这不是代表余切一回来就马不停蹄的创作吗？这人真是个怪物啊，精力旺盛的可怕。

余切打乒乓球，打桥牌，都是在麻痹别人……余切肯定是一个卷王。

书摊老板又提到，他原先投机倒把过，把余切的《大撒把》拿出来加价卖，几天赚了个大的，被左邻右舍疯狂举报，帽子叔叔来抓他，发现他倒卖的是，遂作罢。

“余切可是我的福星！我永远支持他！”

余桦告别这位老板，最后做了一个有文人气质的事情：他买了一瓶酒，拿去给之前招待所门口的大槐树倒上，感谢这位槐树老兄对自己的包容，为自己遮风挡雨。

槐树总是静静的呆在那，就像是余桦的朋友一样，无言的陪伴他。

一瓶酒倒下，余桦忽然感到一种释然。他问认识槐树的人：“这槐树多少岁了？”

一般来说，槐树的年纪只有五十岁上下，有的能活到七十来岁，这恰好和一个人一辈子的寿命差不多。

认识槐树的人却说：“这槐树从我爷爷那时候就在这，听说有大几百年了。”

“槐树居然能活这么久？”

“有的槐树就是变异了，就是活的久，长得也高大，你惊不惊讶？你是不是以为这是这几十年才出来的？不是，有好几代人了。”

余桦笑道：“我给这槐树取个名字，就叫‘余切’吧，他和余切挺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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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切回京城后，总是有各种活动邀请他，他好像成了个社会活动家一样。

八十年代最有特色的活动之一，就是做报告，余切就被请去做报告。作协开研讨会，让余切讲讲东南亚的华人苦难史，余切做小报告；燕大让余切谈谈东南亚的华人经济，余切做中型报告；京城的国家围棋队出征，让余切来给他们加油打气，实现文体两开花——这是个大报告。

明年，围棋队将和日本继续两国之间的擂台赛，由于围棋带有一些“智力”的因素，因此被国内分外看重。

这是一份大报告，不仅仅有围棋队，还有记者有电视台，有报社。

中日围棋擂台赛从今年的十月份开始举办，一直持续到明年，双方各自派出选手车轮战。之前，中国围棋队连战连败，但前不久名不见经传的棋手江铸久忽然在燕京大胜日本棋手依田纪基，接着，他又赢了小林觉，马上要去日本参赛。

获胜的希望促使围棋成为当年末的另一件全民关注的文娱大事，和余切可能拿到日本文学奖的新闻一起，出现在许多人的茶余饭后。

中央的领导也关注此事，笑称“我们在围棋和文学上都出来了一些天才！”

围棋队竟然也向余切取经？

余切被安排和棋力最高的聂伟平下棋，贡献给书迷和棋友一场表演赛。

但他对围棋狗屁不通，因此一开始就下在了天元——也就是棋盘的正中央。

在这个时代，这种落子是不尊重对手的，往往出现在虐菜局。但问题是，余切才是那个“菜”。

聂伟平直接大笑出声，记者问聂伟平余切这一手下的怎么样？

聂伟平拼命给余切找补：“余切有一种气势，虽然他输了，其实他也赢了，他赢在了进攻的意志上。”

记者也说：“日本的棋手特别擅长防守，我们这一次就是要击破他们的乌龟壳，铁桶阵！当然了，友谊第一。”

话虽这样说，余切还是迅速被杀得溃不成军，投子认负。

然后就轮到了余切来给围棋队的棋手们做培训。因为他在日本拿到了提名，余切被认为是日本问题的半个专家，了解一些日本的民族性。

下围棋下到一定程度后，就变成了心境和体力之间的对拼。这一次的擂台赛采用车轮战，正需要一些了解日本民族性的专家们，来讲一些可以折磨日本棋手的战法。

课堂上，以聂伟平、江铸久为首的棋手们，呆呆的望着余切，而余切却说了一些让他们几个月后极为受用的话。

“那个记者说日本人喜欢防御，错了，那么日本人喜欢进攻吗？也不是，他们根本是喜欢走极端，有路径依赖。《狩猎愉快》中我写了一种阶级分明的绝望社会，这些特质在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出现了，但在日本尤其明显。”

“为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因为走极端。比如日本人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中，人均收入的前几名，但他们还在疯狂的赚钱，疯狂的举债，没有人感到自己幸福。”

“他们明明知道这么做不行，却把脑袋蒙起来，假装明天会变得更好。”

“所以，下围棋的时候就不能被吓住，只要我们自己阵脚不乱，时间一长，他们会自行崩溃的。”

聂伟平记住了这句话，因为这和聂伟平自己的感受差不多。聂伟平是个进攻狂人，后来有前五十手天下无敌的外号，他发现日本棋手往往选择和他对拼猛攻，或是全盘死守，没有什么章法变化。

一旦扛不住

他的进攻，就像是大坝崩塌一样，轰然倒下，这和很多国内棋手死缠烂打并不一样，体现出日本围棋手的鲜明性格。

聂伟平又想到：在日本围棋界，有一个流传已久的“神之一手”的说法，这促使他们在遇到强敌时，总喜欢梭哈一把，相信情感而不是理智。

余切此时说到了中国女排第一次战胜日本女排的经过：在决胜局时，日本队就以4:0领先，形势大好，然而中国女排队选择稳扎稳打，缓慢追分，令日本女排的每一分都得到的格外艰难，当两队的比分扳平时，日本女排忽然崩溃了，很快输掉两分，并最终让出亚洲杯的冠军。

众多围棋国手们津津有味的听着余切讲“棋道”，觉得很有些说法。

难道余大作家真的懂围棋吗？

他是不是在记者面前做节目效果？之前故意输给我们呢？

聂伟平邀请余切和另一位大将江铸久下棋，而余切再一次下在了“天元”这个位置，聂伟平终于哈哈大笑：余切确实不会下棋！

聂伟平常常和领导下棋，因此有让棋的习惯，下人情棋；江铸久却不是这样，余切敢这么下棋，立刻被江铸久从各个方向杀来，他三两下就输掉棋局。

聂伟平评价余切这种门外汉的下法：“虽然棋圣吴清源在他的棋谱上，有过天元开局的下法，但这个下法肯定是一个险招，只能用作飞刀用。余切，不知道你从哪个地方学来的！”

江铸久也点头称是。

狗屁！

人工智能阿法狗可不是这么说的！

余切穿越前最新版本的阿法狗人工智能，下棋的第一步就是天元。

这一次的做报告并不是白做，棋手们去了日本后，征得国内的同意，在进行擂台赛前，掏出了一袋“糖丸”：一颗糖丸恰好和一颗围棋的大小差不多，尤其是和白子简直一模一样。

在东京的新大谷饭店面前，中日两国的记者们把棋手们团团围住，只见到聂伟平忽然说：“这是一颗神奇的糖丸，只需要三颗，就有可能拯救一个将来有瘫痪风险的中国孩子！”

此话当场引得一些日本记者和围棋手捐款。

恰好，在随后的猜先中，江铸久拿到了白子，江铸久也很快再次获胜，日本棋手淡路修三宣布认输。日本记者问江铸久为什么能连战连胜，江铸久打了个双关语，他拿起白子道：“因为我拿到的是白子，我一个也不愿意落下。”

松下集团随后找上门来，希望赞助该擂台比赛，并加赛三场慈善赛，并不算正赛。中国棋手每赢得一场，松下这个最早进入中国大陆的日企就会为相应的基金会捐款十万元人民币。

于是在一下午的慈善赛中，日本棋手纷纷大放水，令中国棋手轻松获胜。

此时已经是月末，擂台赛在中日两国都已经大获成功，《新华报》用极长的篇幅记载了这一次的围棋之旅，称之为“艺体届”的一次经典合作。市民也看到了这一张报纸，许多人是第一次知道“小儿麻痹症”原来学名叫“脊髓灰质炎”，而且，竟然是那么小众但令人绝望的病症。

当前我国的十亿人中有八亿农民，坦率的讲，这八亿人所在的乡村地区，在过去几乎没有可能得到这种疫苗。不要说包裹着牛乳和糖浆的“三价糖丸”了，就算是奶糖本身，也不容易在这些地区吃到。

而在今天偏远地区有可能得到糖丸了，但也要在至少五年十年后——除非筹到了一笔不菲的资金，并且引起了社会上的更大关注。

文坛中许多人在关注这一场“糖丸”风波。它脱胎于杭城会议，开始于一场偶然，但最终却有可能体现作家本身的号召力——有能力的纷纷发文支持，希望能真的完成这一场伟业。

巴老写了两篇随笔，都发表在《文汇报》上。一篇是有关于孙女端端的，而另一篇则回忆起了“余切是如何在他家，用很短的时间写出《狩猎愉快》这部的。”

如果巴老没记错，余切只用了两三天。